「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機遇：香港與澳門

「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機遇：香港與澳門      許為天   信報網頁   2026/9/25

https://www.hkej.com/features/article/%23政經評論分析%23/2274233909

上月筆者在〈「一國兩制3.0」的教育文體新篇章〉一文中指出，國家「十五五」規劃將香港角色定位從「融入國家發展」提升為「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標誌著「一國兩制」進入3.0階段。特區政府首次制定自身五年規劃，被視為以「以外促內、內外結合」帶動關鍵改動的歷史機遇。然而，縱觀本港首份規劃文本，確是緊貼國家戰略框架，卻對文化認同、國民身份建構等深層課題未有系統性回應。亞運會上本港金牌選手望著區旗與國旗升起卻不唱國歌——畢竟還是「一國兩制2.X」時代的寫照。本文擬從澳門經驗出發，探討「以外促內」的政策邏輯，回顧董建華時期的改革未竟之業，展望香港未來方向。

「以外促內、內外結合」

「以外促內、內外結合」是學校領導中常用的策略：透過引入外部政策、評鑑或合作項目，打破內部思維慣性，推動內部改革。舉例而言，學校引入國際認證課程（如IB），這些「外部輸入」往往成為校本變革的催化劑——外部壓力迫使學校重新檢視內部流程，外部資源則提供變革所需的工具和空間。

在國家層面，「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性的「以外促內」設計：國家為香港保留原有制度，同時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國家的市場和機遇促進香港深層轉型。當「十五五」規劃明確要求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時，這份五年規劃便成為了「以外促內」的政策槓桿——透過對接國家戰略，倒逼香港在產業結構、人才培育、文化認同等範疇作出系統性調整。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特區政府是否真正意識到這份規劃的「催化劑」角色？文件規劃聚焦經濟指標和基建項目，卻對文化認同等「軟性」課題避而不談，似乎僅將其視為常規政策文件，而非推動深層變革的戰略工具。

澳門「以外促內」的典範

相比之下，澳門2016年首個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則提供了「以外促內」的典範。面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結構性矛盾，行政長官崔世安親自掛帥成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主動對接國家「十三五」規劃。

澳門規劃最突出的特點，是將「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確立為核心主線。崔世安明確指出：「澳門特區發展規劃就是促進本地居民全面发展的規劃。」融合創新、均衡、對接和共享四大觀念，提出「五宜城市」目標，將「人的全面發展」從理念層面提升為戰略主線。

這一戰略定位通過具體政策落地：實施15年免費教育、完善全民醫療覆蓋、持續現金分享計劃、加快公屋供應、設立敬老金制度等。規劃執行結果顯示，2016至2018年年平均完成率約九成，第三方評估進展順利率達92.7%，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評價為「執行順利、超過預期」。更關鍵的是，澳門成功將非博彩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提升至61.7%——這正是「以外促內」策略成功的最佳註腳：透過對接國家戰略引入外部資源，推動內部結構性改革，最終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核心目標。

董建華時期的改革宏圖與未竟之業

回望回歸初期，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已具備遠見。推動教育改革，提出削減公開評核、重組學制及課程；在房屋方面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在安老服務方面倡議建立完善的長者福利體系。

然而這些改革遭遇重重阻礙。教育方面，在教改後政府未能按時修訂政策並妥善溝通；房屋方面，「八萬五」計劃因亞洲金融風暴被迫放棄；安老服務方面則因團隊變動及時勢演變而未竟全功。董建華時期的教訓深刻說明：即使有宏偉藍圖，若缺乏有效執行機制、堅定政治意志和充分社會溝通，只能遺下壯志未籌的結局。

展望：香港未來政策的發展方向

回到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政府在財經拓展濟、創科發展方面雖有宏偉部署，但在「以外促內」的深度上仍有不足。首先，應將國民身份認同建構納入核心戰略範疇，而非僅視為社會事務的附帶議題——從亞運會國歌事件可見，制度措施、文化習慣和教育內容的全面更新迫在眉睫。其次，應借鑒澳門「人的全面發展」理念，將教育、文化、心理健康等軟性指標提升至與經濟指標同等的戰略地位。第三，在文化政策上應從「放任自流」轉向「主動建構」——在免費電視牌照條件中增設國產影視作品播放比例、設立中日歷史比較研究專項資助、加強中小學生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認知。

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需要從「一國兩制2.X」的思維中走出來，真正理解3.0階段的核心要求——不是被動跟進國家發展，而是主動融入並發揮獨特優勢。正如學校領導中「以外促內」的成功關鍵在於將外部資源轉化為內部變革的動力，香港亦應將國家發展機遇轉化為解決自身深層矛盾的契機。

亞運會場上那首未被唱響的國歌，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政策窗口的開端——提醒我們，「一國兩制」的實踐需要從制度措施、文化習慣到教育內容的全面更新，方能真正實現從「由治及興」到「由興及強」的歷史跨越。

「一國兩制3.0」的教育文體新篇章

 「一國兩制3.0」的教育文體新篇章        許為天   信報網頁   2026/8/28
或  香港第一個五年計劃：教育文體的底層檢閱
https://www.hkej.com/editorchoice/article?id=4497242

回顧一國兩制的實踐歷程，1997至2019年香港經歷由1.0至1.X階段，由回歸走向亂象，社會深層矛盾不斷積累；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進入2.0階段，實現由亂到治，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然而，未有太大改革的政府運作或許未能跟貼國家發展的步伐，難以真正做到「由治及興」。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香港的角色定位已從十四五時期的「融入國家發展」，提升為「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要求香港在國家五年規劃的各個方面尋找結合點的3.0階段。在此背景下，特區政府首次制定自身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涵蓋「文體旅協同發展」。但是，若僅將文體旅理解為產業經濟的發展，而忽視其在國民身份認同構建中的底層功能，則規劃的格局將大打折扣。

現象剖析：港人對日本的情感結構

要理解教育文體底層檢閱的迫切性，必須正視香港社會在文化認同上的結構性偏差。近期數個現象值得深思：

其一，今年8月中旬在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東亞區女子排球錦標賽決賽中，中國隊對陣日本隊，日本隊獲得的支持猶如主場，在場的國家隊支持者甚至未敢展示五星紅旗。

其二，同月下旬在天津舉行的亞洲女子排球錦標賽中，中國香港女排在奏唱國歌環節，除主教練及隊長主動跟唱外，其餘隊員均保持肅立但未有全部跟唱，賽後卻與對賽的日本女排全隊開心合影——這在一般國際比賽中並不常見。

其三，8月15日，香港著名藝人盧海鵬就當年日本宣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拍片呼籲「銘記歷史、勿忘國恥」，卻引來不少本地網民的批評與詛咒。

這三個現象指向同一個深層問題：日本侵華襲港暴行在香港課堂及歷史認知上的忽略，直接導致了香港市民對民族苦難的共情遲滯；香港在殖民管治時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偏好，亦在回歸後未有得到系統性的糾正。在中日文化比較中，香港主流輿論大幅傾向日本——譬如動漫領域，儘管內地動漫製作款式日趨多樣，但香港主流電視台仍以日本動畫為主。這種文化傾斜並非單純的審美選擇，而是殖民時期文化管治遺留的結構性後果，在回歸後因政府「自由」政策而持續固化。

底層檢閱的具體建議

（一）體育領域：從「不違法」到「主動表率」

香港《國歌條例》2020年生效，規定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肅立、舉止莊重，但並無條款強制要求開口跟唱。港協暨奧委會2022年發出的指引，核心精神是「確保國歌和區旗獲得應有尊重」，同樣未明確要求跟唱。然而，法律劃定的是底線，不是天花板。

中國香港代表隊以「中國香港」名義參加國際賽事，大部分更有香港政府的資助，理應對國家尊重的行為作為表率。在接續的亞運會等重大賽事中，建議港協暨奧委會修訂指引，明確要求代表隊成員在奏唱國歌時主動跟唱，並將此納入運動員選拔與資助的考核指標。從1.0時代的「沒人理」，到2.0時代的教練及隊長知道有責任，到3.0時代必須做到全員跟唱——這是一國兩制深化實踐的應有之義。

（二）文化政策：從「放任自流」到「主動建構」

建議在五年規劃的文體旅板塊中增設「文化認同建構」專項，具體包括：

第一，在主流免費電視台的牌照續期條件中，增設國產影視作品(包括動畫)的播放比例要求，打破日本動漫的壟斷性格局，讓年輕一代有更多接觸中華文化產品的渠道。

第二，設立「中日歷史比較研究」專項資助，支持學術機構和媒體製作系統性的歷史紀錄片與教材，填補香港社會在日本侵華歷史認知上的巨大空白。

第三，在香港舉行國家隊參與的賽事，必須要認真考慮事先事後的推廣跟進(如賽前運動員介紹及賽後打卡簽名)、場內的情景安排(如對國家隊作為主場的支持，現場廣播的策動)。當然如果比賽是國家隊對中國香港隊，則更加要主動鼓勵觀眾支持雙方，「同根同源、超越勝負、雙向加油」。

（三）歷史教育：從「迴避敏感」到「正視真相」

建議在五年規劃中明確加強中小學生對日本侵華襲港暴行的了解——從甲午戰爭到八年抗戰、從南京大屠殺到「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淪陷時期，並配合教師培訓、教材開發及考察活動（如組織學生前往本港及內地抗戰紀念館），使年輕一代建立完整的歷史認知座標。唯有正視歷史，才能從根本上建構對日本歷史及文化的全方位認知。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編制，是特區從「被動跟進」走向「主動謀劃」的歷史轉折。從女排國歌事件到社會對日情感的結構性偏差，這些現象提醒我們：一國兩制要長久運作下去，香港在制度措施、文化習慣、教育內容等方面，確有需要作出徹底更新的領域。在教育文體各領域，政府應組織由官方、前線業者、本地及內地學者專家合作的檢討委員會，規劃港人國民身份認同建構及重構的深層任務。以首個五年規劃為政策窗口，敢於突破、長遠謀略，方能真正實現一國兩制3.0「由治及興」的歷史跨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香港力量。

DSE狀元讀醫，港生會再獲菲爾茲獎嗎？

DSE狀元讀醫，港生會再獲菲爾茲獎嗎？           許為天     2026/7/28  信報政經評論

https://www.hkej.com/features/article/政經評論分析/1131883230

去年，香港文憑試（DSE）16名狀元中，有11名選擇醫學作為未來方向；今年，24位狀元中更有20位投身醫科，比例再創新高。與此同時，2026年7月，兩位中國籍學者王虹、鄧煜榮獲菲爾茲獎，成為中國數學界的驕傲。應試及學術尖子的對比，不禁引人深思：當香港最頂尖的學生紛紛湧向醫科，我們是否正在錯過培養未來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得主的機會？香港的教育體系，能否孕育出登上國際各類舞台的優才呢？

科學藝術工程等價值被忽視

香港狀元「一面倒」選擇醫科，並非偶然，而是多重現實因素疊加的結果。首先，「高薪厚職」當然成為狀元們及其家長無法忽視的選擇。其次，社會地位與職業穩定性亦是重要考量。醫科被視為「神科」，社會地位崇高，且職業前景穩定，不受經濟波動影響。在AI衝擊、金融業職位減少的背景下，醫科更顯「保值」。

然而，這種「從眾效應」也引發爭議。有網民質疑狀元們「為錢讀醫」卻包裝成「回饋社會」，顯得虛偽；亦有聲音認為，追求高薪是人之常情，無需過度批判。但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當70-80%的頂尖學生集中於單一領域，是否意味著香港在科技、工程、藝術等戰略領域正面臨人才斷層？

王虹與鄧煜的獲獎，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人才成長的範本。兩人本科均就讀於北京大學，但成長軌跡迥異：鄧煜來自深圳，憑國際奧數金牌保送北大；王虹則來自廣西桂林，在學習旅途一直抱著數學夢，進入北大仍要堅持在大二轉入數學系，追逐夢想。這印證在中國內地基礎教育中，為優秀學生提供更為多元化的人生目標、學習方向及升學視野。中學畢業生有勇氣追隨內心的熱情，而非被社會的功利標準所綁架，在一個支持多元抱負的環境中成長，才能真正立大志、成大才

對比之下，香港教育的問題更為深層。社會過度聚焦「高薪厚職」，將醫生、律師視為成功典範，忽視了科學、藝術、工程等領域的多元價值。學生在薪酬至上的價值觀下，逐漸喪失探索知識邊界的勇氣。香港優秀學生對職業的認知多局限於傳統「神科」，對新興領域如電競、AI、生物科技等了解不足。而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多元，本可提供豐富實習與選科機會，但本地教育體系未能有效對接。當醫科成為「高薪職業」而非「仁心事業」，醫德教育便面臨挑戰。近年本港出現醫生濫發「免針紙」、實習醫生洩露病人私隱等事件，反映部分從業者可能已忘記《日內瓦宣言》中「病人健康與福祉為首要考慮」的初心。醫學院雖有醫德課程，但如何將「仁心」內化於心，仍需身教與實踐。

成功定義絕非僅限金錢地位

要讓香港學生再有機會問鼎菲爾茲獎[1]，必須從根本上改革教育生態。成功的定義絕非僅限於金錢與地位。要激發學生的多元志向，榜樣的力量不可或缺：袁隆平以雜交水稻解決全球饑餓，鍾南山於疫情中挺身而出，他們的成功在於對人類的貢獻。同樣，香港不乏在各領域發光發熱的模範，他們的故事應被更多年輕人知曉。抗疫英雌謝婉雯醫生，在2003年沙士疫情中挺身而出，出於對生命的敬畏與守護，最終以身殉職。她的故事是對「仁心仁術」最深刻的詮釋，提醒我們醫學的本質是奉獻而非索取。升空專家黎家盈，作為香港首位女性太空人，她的成就跨越了科學與探索的邊界。她以卓越的專業能力與堅毅的身心磨練，將香港的奮鬥精神帶向太空。她的故事告訴我們，科學家的舞台不僅在實驗室，更在浩瀚宇宙。謝婉雯與黎家盈，一位守護生命，一位探索未知，她們代表了香港精神的兩面：仁愛與勇氣。

香港教育應多宣揚這類典範，讓學生明白：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教師、社會工作者，皆可成就偉大人生。若我們的學習精英們能以她們為榜樣，無論是選擇醫學、科學或其他領域，都能懷抱初心，為社會、為人類做出貢獻。如此，香港不僅會有更多好醫生，更會有機會再一次迎來香港的菲爾茲獎得主。

[1]丘成桐教授在香港畢業於本港中小學及崇基學院，1982年獲菲爾茲獎。

人工智能平台的國安隱憂

人工智能平台的國安隱憂    信報網站     2026/6/23

https://www.hkej.com/editorchoice/article?id=4438167

香港教育局最近公布的《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下稱《藍圖》），以「學生為根本、教師為專業、學校為基地、社會為夥伴」為理念，為香港基礎教育的數字化轉型地勾勒未來發展路向。然而，在擁抱人工智能（AI）帶來的教育變革之際，我們必須警惕潛伏於浪潮之下的「灰犀牛」(高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當前，香港學界在AI工具的應用上，普遍使用未經嚴格審查的西方商業平台。這種對境外技術底層的依賴，不僅可能導致歷史與文化認知的偏差，更可能構成國家安全的隱患。 

AI平台背後的意識形態與國安風險

案例一：我在某西方AI 平台查詢「五四運動」時，竟出現當時周恩來總理的錯誤活動資訊

案例二：老師提交有關辛亥革命的作業，以另一西方AI 平台生成「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典禮」的圖片背景中，出現了不是當時國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這些並非單純的技術「幻覺」（Hallucination），而是數據訓練偏差或潛在意識形態干預的結果。AI大語言模型的輸出質量取決於其訓練數據。若底層數據多源於西方語境，且缺乏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嚴謹校準，AI便會將西方的歷史敘事或錯誤認知內化為「標準答案」。對於心智尚未成熟的中小學生而言，這種「算法偏見」極具迷惑性。長期接觸此類資訊，將導致學生對國家歷史產生認知錯位，這正是《藍圖》附篇一中所警示的「人工智能幻覺」與「偏見」問題，若不加管控，將直接衝擊國家文化安全與國民身份認同。

《藍圖》提倡「人機協作」的學習模式。但如果AI平台在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如地圖繪製、歷史事件描述）等敏感議題上提供錯誤引導，學生在「協作」過程中便會不自覺地被AI「牽著鼻子走」。這種「高技術低思維」的陷阱，會削弱學生的慎思明辨能力，使他們誤以為算法生成的內容即為真理。

《藍圖》在「優化基建配套」中強調要「加強學校維護網絡安全、數據安全的意識」。然而，現實情況是，香港許多學校的BYOD（自攜裝置）政策以iPad為主，底層系統與雲服務高度依賴美國蘋果公司。相比之下，內地學校已廣泛採用華為、小米及科大訊飛等國產設備與平台。這不僅是技術路線的選擇，更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體現。當香港師生的學習數據、行為軌跡、甚至生物識別信息源源不斷地傳輸至境外伺服器時，我們是否評估過數據洩露的風險？《藍圖》雖提及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但在跨境數據流動的複雜地緣政治下，單純依靠本地條例難以完全規避境外勢力通過技術後門進行數據挖掘或精準滲透的風險。

 破局之道：構建安全可控的數字教育生態

面對數字教育發展中潛藏的「灰犀牛」風險，我們絕不能因噎廢食，而應在《藍圖》的宏觀框架下，採取主動且具防禦性的策略，以確保教育數字化行穩致遠。

首先，必須加速構建「主權AI」教育底座。建議教育局在落實「數字教育學習資源大平台」時，應堅持引入與自主開發並重，優先採用通過內地官方安全測評且在內地學校普遍使用的大模型（如DeepSeek、豆包）作為底層支撐，或聯動本地科研力量，基於開源模型訓練專屬的「港版教育大模型」。同時，必須嚴格執行數據本地化部署，確保涉及師生隱私及教學數據的伺服器設於香港或內地，從源頭杜絕數據出境風險。

其次，要推動硬件設施的多元化以打破單一生態壟斷。學校在推行BYOD或採購設備時，應有意識地引入國產操作系統或硬件，減少對單一境外科技巨頭的過度依賴，從物理層面降低被「斷供」或「後門監控」的隱患。再者，需建立嚴格的AI工具准入與審查機制。教育局應聯同相關部門實施「白名單制度」，對市面流行的AI工具進行國安與內容審查，特別是針對歷史、公民等敏感學科的應用必須嚴格把關。所有入校平台均須具備關鍵詞過濾與內容攔截功能，對危害國安的提問自動拒答或給予正確引導。

最後，應強化師生的「數字國安」素養。在落實《中小學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時，要特別強調批判性思維與事實查證，要求師生在面對AI生成的史政資訊時，必須對照政府網站、官方或學術資料等權威信源進行核實，不盲從算法。

《藍圖》是香港教育邁向未來的指南針，要精準才能導航船艇避開暗礁。AI平台的「灰犀牛」並非危言聳聽，它關乎我們培養什麼樣的人，以及擁有怎樣的家國情懷。唯有在技術上實現自主可控，在內容上堅持正確導向，在應用上保持清醒頭腦，我們才能真正實現《藍圖》中「科技向善」的願景，讓人工智能成為培育愛國愛港、具備國際視野創新型人才的得力助手。

不止於「十五五」的香港基礎教育規劃

 不止於「十五五」的香港基礎教育規劃   許為天  2026/6/8
https://www.hkej.com/editorchoice/article?id=4426036 信報網站

 隨着國家「十五五」規劃（2026-2030年）的藍圖逐步鋪開，香港的角色已從過去單向的「融入者」蛻變為雙向的「服務者」與「貢獻者」。面對香港成為「十中心、兩樞紐、一圈一區一高地」* 的宏偉佈局，人才成為了最關鍵的生產要素。然而，當高等教育與人才引進政策聚焦於「即食」的境外優才時，我們必須警醒：若基礎教育未能同步進行深層次的「破繭」，香港將難以培育出足以支撐下一個三十年繁榮的「蝶翼」。

* 十中心：國際金融、國際航運、國際貿易、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國際創新科技、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區域知識產權貿易 、國際資産及財富管理、國際風險管理、高增值供應鏈服務；
兩樞紐：國際航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
一圈一區一高地：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北部都會區、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十五五」規劃下的人才需求

國家在「十五五」期間賦予香港的定位極為明確，涵蓋金融、航運、貿易、法律、創科等15個重點領域。這不僅意味著香港需要鞏固傳統的「三中心」地位，更需在「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及「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新賽道上發力。

面對這場硬仗，特區政府的部署顯得務實且急切。在頂層設計上，政策導向已從單純的「融入」轉向「融入和服務」。這意味着香港不再只是被動地承接國家發展紅利，而是要主動利用其獨特的「一國兩制」優勢，為內地企業提供國際金融、法律及技術支持，協助國家達成戰略目標。在人才策略上，一是「引進來」： 鑑於本地人才供應不足，特區政府大力吸納境外優才與高才，特別是針對「十五五」急需的AI、金融科技、生物科技及綠色能源等領域的專業人士。二是「擴容量」： 為了解決大量優才高才子女的入學需求，政府正推動增加私立、直資及名校的學額，確保香港的基礎教育配套能留住這些高端人才。

誠然，這種治標策略能解燃眉之急，卻未能處理一個較深層次的根本矛盾：現有的香港基礎教育體系所能栽培出來的畢業生，頂多得一半符合「十五五」規劃需求的人才，亦未必能滿足這需求的數量。而另一半在同樣學習跑道而失利的中學文憑試（DSE）學生，既踏不上「十五五」發展的列車，亦未能被有效賦能以匹配未來消費型經濟的產業質與量提升(如演藝文康體護理等)。此等教育困境，極需基礎教育進行有計劃和系統的範式轉移。

 

現時基礎教育的改革瓶頸

回顧過去二十年的教改，香港教育往往被形容為「春蠶吐絲」，層層積累亦出現相應的層束縛。在面對未來的國家的發展及國際的競爭，現行體系顯露出以下幾大痛點：

1. 語言能力的「高牆」
「十五五」規劃強調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及「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角色，這要求人才必須具備頂尖的「兩文三語」能力。然而現時基礎教育中，精通普通話及英語教學的教師不足應付未來普英雙語學習的需求。傳統的「粵語教學」慣性，使得學生難以在沉浸式的環境中掌握作為國際競爭工具的英語及普通話。若不能切斷對粵語的教學依賴，香港將難以建立真正的國際化校園氛圍。
2. 與國家發展的「斷層」
過去，香港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與國家發展大局脫節的現象。然而，在「十五五」規劃方向下，香港青年必須開放自信地融入世界，並作為中國青年的全球行動倡議的先行者。這要求基礎教育必須從中小學階段開始，培養學生的國家認同感與國際視野，進一步成為具備通曉國家及國際規則、精通雙語溝通的能力的「超級聯繫人」。
3. 評價機制的「窄門」
中學文憑試依然是中學教育的主要指揮棒，這種「一試定終生」的壓力導致學校教育偏向考試成績主導，忽視了對傳統學科能力稍弱但具備其他潛能的學生的培育。這種「優勝劣汰」的精英模式，與國家「既針對精英，也照顧整體提升」的教育方針背道而馳。

 基礎教育重塑方案

1.       推行「2+2雙語核心教師」試點計劃
利用香港薪酬較高的優勢，實施「2+2」計劃。即在試點學校中，聘請2名內地高級教師（主責普教中或人文歷史）及2名英語母語教師（主導英文、數理、STEM），以5年為期，強制建立普英沉浸環境。這不僅能直接補充優質師資，更能通過「文化協作員」制度，促進本地與非本地教師的融合。

2.       放寬語言政策與融合教育要求
為了配合試點學校的轉型，教育局應放鬆對試點小學的「融合教育」班級比例要求，並豁免中學現行「85%學生屬全港前40%」才可設英語班的限制。同時，實施「雙語增權」，以跳升薪級或獎金激勵現職教師考取高級別的普通話或英語水平測試證書。

3.       高中教育的多元化
高中階段的教育必須從單一的「學術預備」模式，轉型為「學術與職業並行」的多元化體系。這意味著基礎教育的最後衝刺階段——高中教育，不止為「十五五」規劃的高端產業服務，也為不同能力及志向的學生提供各類新興行業對接的「生涯定向」課程。

4.       教育領導人才的引進
教育改革能否成功，關鍵在於「人」，特別是掌握宏觀改革理念與學校發展方向的「教育領導人才」。引進境外具備國際視野及國家格局的教育領導人才，有助於教育體系內的改革識見及決策能力的提升，正是配合基礎教育改革的契機。

 以「破繭」之勇，育「蝶翼」之才；以「兩制」之智，助「一國」之興

「十五五」規劃不僅是經濟與產業的規劃，更是人才與未來的規劃。香港基礎教育的改革，不能止步於應付眼前的學額短缺或考試成績，要真正落實「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的宏願，便必須要有「破繭成蝶」的勇氣及策劃。

科企直接聘中學生 「唯能力」下教界怎辦？

科企直接聘中學生 「唯能力」下教界怎辦？          許為天 (2026/5/8)
原來標題：在十五五規劃中的香港高中及大專教育發展

    https://www.hkej.com/dailynews/commentary/article/4398713/

     近年全球科技迭代速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衝擊傳統教育體系。內地人工智能科企「不限學歷」招聘AI崗位；騰訊、字節跳動、華為等巨型科企紛紛推出面向中學生的人才培育計劃；海外Google、Meta、OpenAI亦直接招聘高中畢業生。在「唯能力論」浪潮下，有人質疑「讀大學是否還有價值」。然而這並非否定大學教育，而是科技迭代與教育更新之間存在時間差所導致的必然衝擊。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創科中心和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十五五」規劃藍圖下，高中及大專教育必須推動一場從「學歷導向」向「能力導向」的深刻變革

直面衝擊：人才市場的結構性矛盾亟需解答

香港人才市場正面臨嚴峻挑戰。超過八成的僱主急需AI人才，逾六成找不到合適的網絡安全員工。四分之一的企業在招募AI崗位時遭遇嚴重困難，AI、網安及數據領域專才的薪酬溢價飆升至15%至25%。傳統學科畢業生因理論強而技能弱，在市場中日漸邊緣化。正如《「十五五」規劃綱要》所警醒：人才供需存在結構性矛盾，學歷是否仍然無可替代？如果四年大學的知識學完便已過時，社會憑什麼繼續用「沙紙」作為評判人才的唯一標準？

改革路徑一：高等教育從「象牙塔」走向「應用場」

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要求高等教育「超常規布局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等新興領域急需學科專業」。香港的大學必須帶頭「破壁」。

香港首間應用科學大學——香港都會大學提供了良好範本。都大已公布藍圖，培育「AI就緒」人才，從2026/27學年起全體本科生必修「與AI共創」及「人工智能、可持續發展與創業領導力」兩個核心單元；並與香港工業總會合作發展「以就業為本的課程」，讓學生畢業時兼備技術能力與軟實力。全國政協委員、港專學院陳卓禧校長亦呼籲「大力落實『人工智能+』策略」，推進師生在教学與學習中應用AI，裝備新一代應對未來的能力。未來香港的大學必須將跨學科融合、企業主導的產學研閉環和AI素養作為每位學生的必修課。

改革路徑二：高中教育鋪設直達未來的「職業階梯」

高中階段是教育鏈條的起點和銜接點。若高中只以傳統文憑試為唯一目標，便無法培養學生的入門技術能力和職業認知。香港教育局及職業訓練局已邁出關鍵步伐：2026至2028年度批核59個應用學習課程，新增6個與未來產業接軌的課程，包括「無人機與低空經濟」、「意見領袖市場學與生成式人工智能（AI）」及文旅英語等。高中生即使不具備頂尖學府的入場券，也能在中學階段接觸全球前沿產業，在「十五五」規劃強調的低空經濟、AI應用等方向積累實戰經驗。

高中教育必須徹底轉變「純學術預備役」的角色，逐步實現「學科分流」與「技能前置」。通過高中與大專之間的橋樑，學生可以擺脫單一的升學焦慮，找到適合自己的賽道。 

改革路徑三：融入國家戰略，打通「教育—人才—產業」循環

在香港特區政府即將制定首個五年規劃的關鍵時期，香港的高中及大專教育必須深度融入國家「十五五」宏大布局。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鞏固提升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地位」，強調要「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科技大學吳宏偉副校長指出，香港的教育體系須扮演「超級聯繫人」：對內主動對接大灣區產業鏈，讓高校科研與深圳、東莞等地的硬件製造深度融合；對外憑藉國際化優勢，吸引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求學，讓境外青年認識中國國情、感受中華文化，成為中外交流的民間使者。

產教融合方面，國家發改委在「十五五」規劃中提出新建500個高水平產教融合實訓基地。香港應積極爭取參與，推動大學與華為、騰訊等龍頭企業共建聯合實驗室，設立面向高中生的「未來科技種子計劃」。通過縱貫國家與地方、橫跨高中與大專的立體網絡，香港的人才培養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結語

從「唯沙紙」到「唯能力」，這是時代賦予香港教育的必然轉折。縱觀「十五五」規劃對教育強國的部署，以及內地企業「不問學歷、只看實力」的浪潮，香港不能再沉迷於傳統的學術排名或文憑崇拜。一個香港學生，無論是選擇應用科學大學修讀新興學科，還是在高中選擇應用學習課程探索低空經濟與AI，其前途都應由真實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熱忱來定義。家長、教師及社會各界亦應擁抱這一變革。唯有順應時代浪潮，主動改革課程與考核體系，香港才能在「十五五」規劃中，從「學歷高地」蛻變為真正的「能力高地」與「人才集聚高地」。

童聲跨越的山海：從珠海《Amani》反思香港教育的國際情懷

童聲跨越的山海：
從珠海《Amani》反思香港教育的國際情懷               
許為天          信報網站       2026/4/1

 https://www.hkej.com/editorchoice/article/id/4363322/

2026/3/12珠海童年树童声合唱团《Amani》愿世界和平！https://www.douyin.com/video/7616390016977177883

     2026年3月，珠海童年樹童聲合唱團演繹Beyond經典歌曲《Amani》的片段在網絡流傳。孩子們清澈純淨的歌聲唱出「和平與愛」的呼喚：「…是控訴戰爭到最後傷痛是兒童…」直抵人心。影片發布之時，加沙的廢墟尚未冷卻，伊朗的戰火仍在燃燒。看着螢幕上那一張張專注而真摯的臉龐，作為香港教育工作者，我心潮翻湧，既感動於內地教育單位的人文擔當，亦不禁反躬自問：香港的教育，在回應國際人道主義關懷的路上，身處何方？

 一、珠海童聲的時代意義：大灣區的人文迴響

珠海童年樹合唱團選擇《Amani》絕非偶然。這首由黃家駒創作的歌曲，誕生於三十多年前探訪非洲難民的震撼，其核心是超越地域、種族的人類之愛。當珠海的孩子們以童聲重現這份情懷，他們所傳遞的不僅是對遠方苦難的同情，更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樸素踐行。這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重要事實：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教育單位，不僅能回應國際人文關懷，更能將其與國民教育有機結合。內地教育近年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強調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責任擔當。珠海孩子的歌聲，是這種教育理念的藝術化呈現——他們既紮根中華文化土壤，又以開放的心靈擁抱世界的苦難。這種「紮根本土，胸懷天下」的氣度，正是時代對新一代公民的期許。

 二、為何不是香港的童聲合唱團？

作為香港教育工作者，一個問題縈繞心頭：為什麼唱響這首香港名曲的，是珠海的孩子，而不是香港的童聲合唱團？

必須說明，筆者一直欣賞香港兒童合唱團的公益傳統。他們成立逾半世紀，從為聽障兒童籌款，到為「沙士」孤雛義演，從支援四川地震災童，到遠赴悉尼為癌症組織籌款，貢獻良多。然而細看其慈善項目，焦點多集中於本地弱勢社群、華人社會及自然災害。以歌聲回應地緣政治衝突所引發的人道災難，在香港的兒童音樂教育中相對少見。這或許反映出一種更深層的教育取向差異：香港的國際關懷教育，更多體現在對具體弱勢群體的服務與籌款，較少延伸至對國際衝突的政治與道德回應，正如今次珠海孩子《Amani》把持公義對世界政治現狀的藝術表態，對和平價值的公開捍衛。

 三、教育者的實踐：敢為—迴避—重建

這讓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擔任校長期間的一段經歷。當年美國發生校園槍擊事件，數十名無辜學生傷亡。我們考量這不應止於一個遠方校園的悲痛，更要讓學生明白生命無分國界，苦難值得同感。校內不僅舉行哀悼儀式，全校師生還集體簽名，並選派學生代表帶着悼念冊前往美國領事館遞交。看着學生代表略帶緊張卻堅定地與領事館人員交流，我知道這堂「課」他們永遠不會忘記——國際情懷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對萬里之外同齡人生命的感同身受，是用行動去表達的勇氣。

今天香港學校的國際參與，呈現出複雜的圖景。在慈善與社區服務層面，不少學校與國際組織合作，支援難民、關注精神健康、為弱勢群體籌款。在國民教育與國家安全教育框架下，教育局亦鼓勵學校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全球視野和文化底蘊的未來棟樑。從這個角度看，香港教育的國際視野從未被關閉。

然而，挑戰同樣明顯。有研究指出[1]，香港學校的全球公民教育內容，目前主要集中於經濟、環境和社會領域，而人權、公民社會等議題的教學明顯減少。全球議題往往需要通過國民教育的視角進行重構，教師在處理國際議題時，傾向於迴避可能引發張力的內容，轉而強調國家安全與中國發展的參照。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像加沙、伊朗這類涉及複雜國際政治的人道危機，在香港校園中較少被公開討論——教師們既擔心觸碰敏感地帶，也缺乏足夠的論述框架引導學生思考。

如何改善？筆者認為，關鍵在於建立一種「有根的世界主義」教育框架。

第一，以國民教育為根基，拓展國際視野。國民身份認同與全球視野並非對立，而是互為表裏。正如內地教育所展示的，愛國與關懷世界可以並行不悖。香港學校可以從中華文化「推己及人、民胞物與」的傳統出發，引導學生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內涵。

第二，提供教師專業支援。教育局及師訓機構應為教師提供處理國際人道議題的教學框架與資源，讓教師有信心在符合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引導學生理性探討國際衝突背後的人道關懷。

第三，善用香港獨特優勢。香港擁有中西文化交匯的歷史沉澱，眾多國際組織、領事館、非政府機構在此設點。學校可善用這些資源，設計真實的國際參與體驗——不僅是籌款，更可以是對話、交流，甚至如當年的哀悼與聲援。

 四、國際化的城市，更需國際情懷的底蘊

香港素有「亞洲國際都會」之美譽，是國家最國際化的城市。然而，國際化的真正內涵，不只在於有多少外籍人士居住、多少跨國公司落戶，也在於這座城市是否擁有擁抱世界苦難的胸襟、回應人類危機的勇氣。珠海童年樹合唱團的《Amani》，為香港教育工作者敲響了一記警鐘，也點亮了一盞明燈。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教育從來不限於知識傳授，更在於心靈的啟蒙與價值的傳遞。它告訴我們，大灣區的教育合作，不應僅限於姊妹學校的對接、課程教材的借鑑，更應包括人文精神的互相砥礪、國際情懷的共同培育。

「敢為天下先」，曾是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願香港教育重拾這份勇氣，讓我們的下一代，既能扎根中華，亦能胸懷世界：編織香港樂曲，唱響人類和平的《Amani》。當戰火再起，苦難降臨，我們的歌聲不再缺席。

參考

1. 2026/3/15 珠海童年樹童聲合唱團《Amani》[不同播放平台]

https://youtu.be/Ui5wEtSRiQc?si=r8V8ICZz4t8TMbae

2. 2026/3/10 听孩子们唱《Amani》，哭了。音乐真的无国界疗愈，…真爱和平，珍惜当下…

https://www.douyin.com/video/761565636329005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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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ong, E. K. M. (2025).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chools: What Can Be Taught? In Hong Kong Politics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utocrat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pp. 148- 162)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5648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