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ＤＳＥ，中學學什麼

 不考ＤＳＥ，中學學什麼           許為天     灼見名家      2026/11/12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50702

 
       學校在校內創建了20多間高度還原職場的情境教室

月前到訪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下稱炮中），校名聽來尋常，內裡卻是一場安靜的教育革命。這是一間政府津貼的主流中學，卻幾乎全校近三百位學生都有特殊教育需要；它不逼學生去擠DSE那一條獨木橋，反而把「不考DSE學什麼」這道難題，辦成了一套看得見、摸得著、走得通的培育模式。參觀之後，我衷心表達專業的敬意，欣賞炮中把「出路」二字重新定義的勇氣與專業。

 讀DSE課程，真有用嗎？

我們習慣把DSE當作中學教育的預設答案，卻甚少追問它對每一個人是否有效。對SEN學生而言，比起公開試成績，家長真正憂心的往往是畢業後的出路；把他們硬塞進一套主要以紙筆考試、學術選拔為核心的課程，除了層層挫敗，究竟還剩下多少意義？這個問題並非只關乎SEN。

把目光移回所謂「主流」，以初中TSA的成績作參考，主流中學也有至少兩成學生達不到高中學術學習的門檻。對這批孩子，DSE課程同樣未必是「有用」的課程——它要求的是高中學科的抽象推理與語文能力，而很多學生真正的潛能，落在動手做、在人際服務、在反覆磨練一門手藝上。課程若與學習者的能力錯配，努力便會變成空轉。炮中給出的回應很乾脆：與其用同一把尺量所有人，不如換一個模式，讓每個人各展其才。

 炮中的四樣功夫

炮中值得欣賞之處，我歸納為四點。

其一是課程設計。學校在核心課程之上，為高中學生開辦十多個獲資歷架構（QF）認可的校本課程與應用學習（APL）課程，涵蓋家居維修、長者護理、攝影、運動教練、烘焙、資訊科技助理等範疇，並按能力推行分層能力課程、把生活帶入學習。這等於把「升學」與「就業」之間的斷橋，用一個個可認證的資歷補了回來。

其二是校舍設施。學校在校內創建了廿多間高度還原職場的情境教室——西餐廳、咖啡室、茶記、攝影棚、健身室、家居維修室、巴士與鐵路車廂教室、長者護理室——讓理解力與專注力有限的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重複練習；近期更獲顧積善堂與港燈捐資近五百萬元，闢設「暖心」洗衣訓練教室，與YMCA合作清洗制服毛巾，首批七名學員已在隆隆機器聲中接受職業訓練。

其三難得的是教師轉型。全校十一名教師考獲健身教練資格，接近一半取得家居維修相關證書，學習水喉、門鎖與電子維修；老師先把自己變成「有事業的人」，才能教學生做同樣的事。這正是周寶心老師所說的轉向：主流往往只看到SEN學生的Disabled（殘疾），炮中卻著意建立他們的Able（能力）。

其四是各界投入。從捐資辦學的顧積善堂、港燈，到提供訂單的YMCA與本地洗衣公司，再到MWYO青年辦公室、中文大學醫學院、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的實證研究——皆證實校本QF課程與「職場新力軍」計劃對SEN學生職涯發展有顯著正面成效；近三年更有近半畢業生成功找到與興趣相關的工作。一所學校願意做，社會各界也願意接應，教育理想才不會止於情懷。

 從炮中看METALS*：另類的，可以成為主流

炮中的實踐，其實呼應了一個更大的框架。我在METALS教育論述中提出，當消費型社會把經濟核心從「製造商品」轉向「消費體驗」，人類獨有的創造力、情感連接與跨界整合能力，才是AI難以取代的競爭力；音樂、餐飲、旅遊、藝術、生命關懷、服務敘事這些被傳統學科邊緣化的能力，恰恰是未來產業的增長點。

可惜在香港，與之對應的應用學習雖增長迅速——考生由2022年約3,545人次升至2024年約7,543人次——仍不足全體DSE考生的兩成，認受性不高、升學出路亦受限制。這正暴露了「傳統學科至上」的慣性：社會明明需要多元產業、各有各精彩，教育卻仍用單一試卷分出「有用」與「沒用」的人。METALS主張的「減法思維」與「素養護照」式多元認證，正是要把炮中這樣零星的成功，轉化為制度性的認可——讓烘焙、護理、維修、餐飲的手藝與服務，能和學科成績一樣被看見、可升讀、受僱用。

      在校內洗衣房內的情緒調節區

 結論：教育的出口，本來就不止一個

炮中最動人的，不只是洗衣房內的培育，更是它的信念：教育的目的不是篩掉一部分人，而是讓每個人都能找到可以立足的位置。那個熱愛巴士的學生最終成為城巴站務助理，那個患小兒麻痺的畢業生在長者中心照顧認知障礙長者——他們都不是DSE下的贏家，卻是真實人生裡有尊嚴、被需要的人。

回到那道問題：不考DSE，中學學什麼？炮中的答案是——學一門手藝、學一種態度、學與人相處、學由受助變為施予。對那兩成達不到高中學術門檻的主流學校學生，這同樣值得深思。與其逼所有孩子游過同一條河，不如為他們多搭幾座橋。

多年前，教育局有個說法：條條大路通羅馬，但是，為什麼一定要去羅馬呢？

當一個社會願意承認多元產業各有各精彩，教育的出口，自然就不止一個。

 *METALS 教育

Ｍusic, Ｍartial Arts,Ｍovie,Ｍěilì         音樂、武術、電影、美妝
Ｅsports,Ｅating,Ｅnvironment             電競、飲食、環境
ＴV,Ｔheatre,Ｔourism                          電視、演藝、旅遊
Ａrt,Ａesthetic                                        藝術、美學
Ｌife,Ｌiving,Ｌove                               生命、生活、愛
Ｓervice,Ｓports,Ｓtage,Ｓtory             服務、運動、舞台、述事

好的、理想的教育，還有嗎？

好的、理想的教育，還有嗎？   許為天        信報網頁   2026/10/22
https://www.hkej.com/features/article/政經評論分析/492418456

 

最近一次教育聚會，又聽到程介明教授睿智的分享，思緒瞬間被拉回了約半個世紀前。那時，我的一位同學剛從大學畢業，便滿懷熱忱地踏入了程教授創辦的培元英文書院任教。時光荏苒，當年那些關於教育的純粹理想，至今仍在我心頭迴盪，不禁讓我深思：在這個時代，好的、理想的教育，還有嗎？

回首七十年代末，香港的私立學校正處於掙扎求存的邊緣，筲箕灣一帶的私校數量驟減。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培元只有區區10個教室，卻要依靠借用外界14個場地來維持運作。然而，正是在這逼仄的空間裡，卻孕育出了最寬闊的教育天地。

程教授曾說，培元的教育靠的是「教師的良心點亮生命」。他們的信念質樸而動人：「讓每一名學生有機會上台接受掌聲。」這份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改變了無數孩子的命運。有校友曾在其他學校因成績不佳而無法續學，來到培元後，卻奇蹟般地打開了生命新的一頁。更令人動容的是，一位兼職教師在跟隨同事進行家訪時，深刻體會到教師關心的是學生的「人」，而非冰冷的分數。這份感悟，深深影響了他日後成為律師的職業生涯，讓他在處理案件時，總能超越法條本身，看見背後活生生的「人」。

這份對教育本質的堅守，與內地學者鮑鵬山博士的著作《好的教育》和《理想的教育》不謀而合。鮑鵬山是文學博士、作家與學者，長期致力於先秦諸子與儒家經典研究，亦同時應用於教育專業的評議：在2022年出版的《好的教育》中，精準地回應了「雙減」政策後社會的教育焦慮，提出教育肩負著傳承發展人類文化與技術的兩大使命，並巧妙借用孔子「興觀群怨」的思想，構建了素質教育的四維模型。

而在2026年出版的《理想的教育》中，鮑博士的理論進一步躍升。他明確指出，「教育的本質是人文教育」，並敏銳地區分了「學習」與「教育」的差異。他提出人生有三重境界：謀生、謀智、謀道。當下的教育困境，往往在於過度追求謀生與謀智，卻遺忘了謀道的終極關懷，從而導致了「高學歷的野蠻人」與精神匱乏的「空心人」現象。為此，他提出了教師的「三隻手」理論：動手（傳授知識技能）、援手（給予關懷與引導）、拍手（為學生的成長與成就喝彩）。這「三隻手」，與半世紀前培元教師們「點亮生命」的良心，何其相似！

然而，將目光從歷史與書本收回，審視當下香港的教育現況，我們卻不得不面對種種困境。首先是資源分配與制度彈性的嚴重失衡。公私立學校之間的資源懸殊，使得許多學校難以獲得足夠的支援去實踐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其次是學生個別差異與單一評價標準的尖銳矛盾。在DSE「一試定終生」的體制下，學生的多樣性被壓縮成單一的數字，那些不擅長應試的「培元式」學生，往往難以在主流體制中找到上台接受掌聲的機會。

更為嚴峻的，是教師專業自主權與行政壓力的激烈角力。今天的教師，被繁重的行政工作、無休止的匯報、以及各種KPI指標所包圍。他們忙於「交代」，忙於完成表格，卻越來越少時間去進行真正的「家訪」，去看見學生作為「人」的需求。當教師失去了「沒有包袱」的寬闊空間，當「援手」與「拍手」被行政事務擠壓得無影無蹤，理想的教育又該何去何從？

儘管現實充滿挑戰，但我依然相信，好的、理想的教育，不僅存在，而且值得我們去追尋。這需要一場教育理想的重溫與重新。我們需要政府、學術界及教育前線的團結與溝通。政府應當在資源分配上更加公平，在制度上給予學校和教師更多的彈性與信任；學術界應持續提供理論滋養，如鮑鵬山博士這般，為前線教育工作者點亮思想的明燈；而教育前線的教師們，則需要在夾縫中堅守那份「點亮生命」的良心，在每一個課堂、每一次與學生的對話中，實踐「動手、援手、拍手」的教育藝術。

培元的結束是「惋惜而不後悔」，因為他們曾真實地活過、實踐過。今天，我們或許無法完全複製培元的模式，但我們可以繼承那份「沒有包袱」的教育情懷。只要我們依然願意看見每一個具體的「人」，願意為每一個微小的進步而拍手，願意在謀生與謀智之上，引領學生走向謀道的境界，那麼，好的、理想的教育，就永遠不會消失。它不在遙不可及的烏托邦裡，它就藏在我們每一次充滿愛與尊重的凝視中，藏在我們為學生搭建的那一方小小的、卻足以讓他們閃耀的舞台上。這便是我們對未來最堅定、最溫暖的希望。

「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機遇：香港與澳門

「一國兩制」實踐的歷史機遇：香港與澳門      許為天   信報網頁   2026/9/25

https://www.hkej.com/features/article/%23政經評論分析%23/2274233909

上月筆者在〈「一國兩制3.0」的教育文體新篇章〉一文中指出，國家「十五五」規劃將香港角色定位從「融入國家發展」提升為「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標誌著「一國兩制」進入3.0階段。特區政府首次制定自身五年規劃，被視為以「以外促內、內外結合」帶動關鍵改動的歷史機遇。然而，縱觀本港首份規劃文本，確是緊貼國家戰略框架，卻對文化認同、國民身份建構等深層課題未有系統性回應。亞運會上本港金牌選手望著區旗與國旗升起卻不唱國歌——畢竟還是「一國兩制2.X」時代的寫照。本文擬從澳門經驗出發，探討「以外促內」的政策邏輯，回顧董建華時期的改革未竟之業，展望香港未來方向。

「以外促內、內外結合」

「以外促內、內外結合」是學校領導中常用的策略：透過引入外部政策、評鑑或合作項目，打破內部思維慣性，推動內部改革。舉例而言，學校引入國際認證課程（如IB），這些「外部輸入」往往成為校本變革的催化劑——外部壓力迫使學校重新檢視內部流程，外部資源則提供變革所需的工具和空間。

在國家層面，「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種制度性的「以外促內」設計：國家為香港保留原有制度，同時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國家的市場和機遇促進香港深層轉型。當「十五五」規劃明確要求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時，這份五年規劃便成為了「以外促內」的政策槓桿——透過對接國家戰略，倒逼香港在產業結構、人才培育、文化認同等範疇作出系統性調整。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特區政府是否真正意識到這份規劃的「催化劑」角色？文件規劃聚焦經濟指標和基建項目，卻對文化認同等「軟性」課題避而不談，似乎僅將其視為常規政策文件，而非推動深層變革的戰略工具。

澳門「以外促內」的典範

相比之下，澳門2016年首個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則提供了「以外促內」的典範。面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結構性矛盾，行政長官崔世安親自掛帥成立「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主動對接國家「十三五」規劃。

澳門規劃最突出的特點，是將「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確立為核心主線。崔世安明確指出：「澳門特區發展規劃就是促進本地居民全面发展的規劃。」融合創新、均衡、對接和共享四大觀念，提出「五宜城市」目標，將「人的全面發展」從理念層面提升為戰略主線。

這一戰略定位通過具體政策落地：實施15年免費教育、完善全民醫療覆蓋、持續現金分享計劃、加快公屋供應、設立敬老金制度等。規劃執行結果顯示，2016至2018年年平均完成率約九成，第三方評估進展順利率達92.7%，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評價為「執行順利、超過預期」。更關鍵的是，澳門成功將非博彩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提升至61.7%——這正是「以外促內」策略成功的最佳註腳：透過對接國家戰略引入外部資源，推動內部結構性改革，最終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核心目標。

董建華時期的改革宏圖與未竟之業

回望回歸初期，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已具備遠見。推動教育改革，提出削減公開評核、重組學制及課程；在房屋方面推出「八萬五」建屋計劃；在安老服務方面倡議建立完善的長者福利體系。

然而這些改革遭遇重重阻礙。教育方面，在教改後政府未能按時修訂政策並妥善溝通；房屋方面，「八萬五」計劃因亞洲金融風暴被迫放棄；安老服務方面則因團隊變動及時勢演變而未竟全功。董建華時期的教訓深刻說明：即使有宏偉藍圖，若缺乏有效執行機制、堅定政治意志和充分社會溝通，只能遺下壯志未籌的結局。

展望：香港未來政策的發展方向

回到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政府在財經拓展濟、創科發展方面雖有宏偉部署，但在「以外促內」的深度上仍有不足。首先，應將國民身份認同建構納入核心戰略範疇，而非僅視為社會事務的附帶議題——從亞運會國歌事件可見，制度措施、文化習慣和教育內容的全面更新迫在眉睫。其次，應借鑒澳門「人的全面發展」理念，將教育、文化、心理健康等軟性指標提升至與經濟指標同等的戰略地位。第三，在文化政策上應從「放任自流」轉向「主動建構」——在免費電視牌照條件中增設國產影視作品播放比例、設立中日歷史比較研究專項資助、加強中小學生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認知。

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需要從「一國兩制2.X」的思維中走出來，真正理解3.0階段的核心要求——不是被動跟進國家發展，而是主動融入並發揮獨特優勢。正如學校領導中「以外促內」的成功關鍵在於將外部資源轉化為內部變革的動力，香港亦應將國家發展機遇轉化為解決自身深層矛盾的契機。

亞運會場上那首未被唱響的國歌，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政策窗口的開端——提醒我們，「一國兩制」的實踐需要從制度措施、文化習慣到教育內容的全面更新，方能真正實現從「由治及興」到「由興及強」的歷史跨越。

「一國兩制3.0」的教育文體新篇章

 「一國兩制3.0」的教育文體新篇章        許為天   信報網頁   2026/8/28
或  香港第一個五年計劃：教育文體的底層檢閱
https://www.hkej.com/editorchoice/article?id=4497242

回顧一國兩制的實踐歷程，1997至2019年香港經歷由1.0至1.X階段，由回歸走向亂象，社會深層矛盾不斷積累；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進入2.0階段，實現由亂到治，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然而，未有太大改革的政府運作或許未能跟貼國家發展的步伐，難以真正做到「由治及興」。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香港的角色定位已從十四五時期的「融入國家發展」，提升為「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要求香港在國家五年規劃的各個方面尋找結合點的3.0階段。在此背景下，特區政府首次制定自身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涵蓋「文體旅協同發展」。但是，若僅將文體旅理解為產業經濟的發展，而忽視其在國民身份認同構建中的底層功能，則規劃的格局將大打折扣。

現象剖析：港人對日本的情感結構

要理解教育文體底層檢閱的迫切性，必須正視香港社會在文化認同上的結構性偏差。近期數個現象值得深思：

其一，今年8月中旬在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東亞區女子排球錦標賽決賽中，中國隊對陣日本隊，日本隊獲得的支持猶如主場，在場的國家隊支持者甚至未敢展示五星紅旗。

其二，同月下旬在天津舉行的亞洲女子排球錦標賽中，中國香港女排在奏唱國歌環節，除主教練及隊長主動跟唱外，其餘隊員均保持肅立但未有全部跟唱，賽後卻與對賽的日本女排全隊開心合影——這在一般國際比賽中並不常見。

其三，8月15日，香港著名藝人盧海鵬就當年日本宣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拍片呼籲「銘記歷史、勿忘國恥」，卻引來不少本地網民的批評與詛咒。

這三個現象指向同一個深層問題：日本侵華襲港暴行在香港課堂及歷史認知上的忽略，直接導致了香港市民對民族苦難的共情遲滯；香港在殖民管治時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偏好，亦在回歸後未有得到系統性的糾正。在中日文化比較中，香港主流輿論大幅傾向日本——譬如動漫領域，儘管內地動漫製作款式日趨多樣，但香港主流電視台仍以日本動畫為主。這種文化傾斜並非單純的審美選擇，而是殖民時期文化管治遺留的結構性後果，在回歸後因政府「自由」政策而持續固化。

底層檢閱的具體建議

（一）體育領域：從「不違法」到「主動表率」

香港《國歌條例》2020年生效，規定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肅立、舉止莊重，但並無條款強制要求開口跟唱。港協暨奧委會2022年發出的指引，核心精神是「確保國歌和區旗獲得應有尊重」，同樣未明確要求跟唱。然而，法律劃定的是底線，不是天花板。

中國香港代表隊以「中國香港」名義參加國際賽事，大部分更有香港政府的資助，理應對國家尊重的行為作為表率。在接續的亞運會等重大賽事中，建議港協暨奧委會修訂指引，明確要求代表隊成員在奏唱國歌時主動跟唱，並將此納入運動員選拔與資助的考核指標。從1.0時代的「沒人理」，到2.0時代的教練及隊長知道有責任，到3.0時代必須做到全員跟唱——這是一國兩制深化實踐的應有之義。

（二）文化政策：從「放任自流」到「主動建構」

建議在五年規劃的文體旅板塊中增設「文化認同建構」專項，具體包括：

第一，在主流免費電視台的牌照續期條件中，增設國產影視作品(包括動畫)的播放比例要求，打破日本動漫的壟斷性格局，讓年輕一代有更多接觸中華文化產品的渠道。

第二，設立「中日歷史比較研究」專項資助，支持學術機構和媒體製作系統性的歷史紀錄片與教材，填補香港社會在日本侵華歷史認知上的巨大空白。

第三，在香港舉行國家隊參與的賽事，必須要認真考慮事先事後的推廣跟進(如賽前運動員介紹及賽後打卡簽名)、場內的情景安排(如對國家隊作為主場的支持，現場廣播的策動)。當然如果比賽是國家隊對中國香港隊，則更加要主動鼓勵觀眾支持雙方，「同根同源、超越勝負、雙向加油」。

（三）歷史教育：從「迴避敏感」到「正視真相」

建議在五年規劃中明確加強中小學生對日本侵華襲港暴行的了解——從甲午戰爭到八年抗戰、從南京大屠殺到「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淪陷時期，並配合教師培訓、教材開發及考察活動（如組織學生前往本港及內地抗戰紀念館），使年輕一代建立完整的歷史認知座標。唯有正視歷史，才能從根本上建構對日本歷史及文化的全方位認知。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編制，是特區從「被動跟進」走向「主動謀劃」的歷史轉折。從女排國歌事件到社會對日情感的結構性偏差，這些現象提醒我們：一國兩制要長久運作下去，香港在制度措施、文化習慣、教育內容等方面，確有需要作出徹底更新的領域。在教育文體各領域，政府應組織由官方、前線業者、本地及內地學者專家合作的檢討委員會，規劃港人國民身份認同建構及重構的深層任務。以首個五年規劃為政策窗口，敢於突破、長遠謀略，方能真正實現一國兩制3.0「由治及興」的歷史跨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香港力量。

從科教興國到科技強國——紀念朱鎔基總理遠見卓識的回顧與展望

 

從科教興國到科技強國——紀念朱鎔基總理遠見卓識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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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為天  灼見名家        2026/8/17
標題：從科教興國到科技強國──朱鎔基與高校擴招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49688

 引言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正式頒布，首次提出在全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1998年，朱鎔基就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隨即決定成立由朱總理親任組長的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並在當屆人大一次會議後的記者招待會中鄭重承諾：「科教興國是本屆政府最大的使命。」

這句擲地有聲的宣言，拉開了中國教育與科技體制深刻變革的序幕。其中，1999年啟動的高校大規模擴招，堪稱這場變革中最具魄力、影響最為深遠的決策之一。時至今日，當中國以科技強國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回望那段篳路藍縷的歲月，更能深刻體會朱總理當年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與勇於擔當的改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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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之難：改革深水區的破局與擔當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正處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轉型期，前路荊棘叢生。

經濟轉型的劇烈陣痛。 國有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大量職工下崗。據200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披露，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二千七百多萬人。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餘波仍在蔓延，全年國有企業新增下崗職工564萬人，年末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650萬人。國家財政面臨巨大壓力，如何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加大對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是一道極為艱難的考題。

人才結構的嚴重失衡。 面對即將到來的知識經濟浪潮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挑戰，中國急需大量高素質專業人才。然而，當時高等教育仍處於精英化階段——1998年全國普通本專科僅招生108萬人，高考錄取率僅約34%，毛入學率僅為9.8%，大量有志青年被擋在大學門外。

體制慣性的巨大阻力。 打破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固有體制，推動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需要克服巨大的思想阻力和制度慣性。高校辦學完全依賴政府撥款，校舍、師資、設備樣樣需要大量經費，國家「根本供不起那麼多大學生」。

正是在這樣內外交困的歷史關頭，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作出了高校大規模擴招的英明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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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招之舉：史無前例的教育革命

1999年6月2日上午，時任教育部部長陳至立將發展規劃司司長紀寶成叫到辦公室，告知國務院決定當年進一步擴大高校招生規模。紀寶成忙問擴招多少，陳至立回答：要比去年增加一百萬人。紀寶成回憶道：「當時我一下子跳了起來，說這絕對不可能。」陳至立又問：「你覺得最多能擴招多少？」紀寶成仔細想了想說：「最多五十萬人。」陳至立認同了這一數字，並強調這是國務院的決定，要迅速落實。

這一幕生動地展現了擴招決策推進過程中的巨大困難與決策層的非凡魄力。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波瀾壯闊的大擴招，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擴招規模之巨，建國以來前所未有：

• 1999年普通本專科實際招生達159.68萬人，比上一年猛增51.32萬人，增幅高達47.4%。
• 三年連續擴招（1999至2001年），全國高校在校生總規模從1998年的643萬人迅速增至2001年的一千二百餘萬人，短短數年幾乎翻了一番。
•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8年的9.8%提高到1999年的10.5%，到2002年便突破15%，提前八年實現了原定2010年才要達到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目標。

然而，擴招絕非一紙命令就能輕鬆推行。當時各高校招生簡章已經發出，七月即將高考，學生正忙於填志願。國務院關於擴招的決定改變了正常部署，一切工作轉入特殊應急狀態：6月2日下午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召開司務擴大會議，4日上午召開部長辦公會，7日教育部黨組召開會議研究方案，13日各省市主管教育的副省長和教育廳廳長齊聚北京接受部署。

面對校舍不足、師資緊張、經費匱乏的重重困難，一系列配套措施迅速啟動：

• 1999‑2001年，中央通過國債安排70多億元，帶動地方配套投入共計120多億元，重點用於高校基礎設施建設。
• 推動高校後勤社會化改革，引入企業和社會資金修建學生公寓和食堂，有效減輕了財政壓力。1999至2002年四年間，全國新建的學生公寓和食堂面積，超過了新中國成立後前五十年的總和。
• 積極發展民辦高校，共同增加教育資源供給，減輕國家財政壓力。
• 中央財政支出中教育經費所佔比例從1998年起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僅此一項五年(1998‑2002)增加48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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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果：從人才儲備到科技強國的輝煌跨越

昔日播下的種子，如今已長成參天大樹。朱總理當年推動的政策，其深遠影響在今天已清晰顯現。

雄厚的人才基礎。 擴招政策培養了數以億計的大學畢業生，構成了中國科技產業龐大的工程師紅利。到2025年，全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61.3%，各級各類學歷教育在校生達2.8億人，中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今天，在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領域，正是這批人才構成了中國創新的中堅力量。

蓬勃的創新投入。 2025年，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達39262億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8%，首次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水平，標誌著中國在科技投入方面邁入全球先進國家行列。

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 2025年，中國科技以一系列原創性、顛覆性的重大突破，在宇宙、物質、生命與信息的秩序中刻下了鮮明的中國印記：

• 國產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R1火爆出圈，成為首個通過同行評議的主要大語言模型，相關論文登上國際權威期刊《自然》封面，以低成本、開源共享的特性推動了人工智能技術在全球的普惠應用。
• 「人造太陽」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實現一億攝氏度、千秒級(實測1066秒)的長脈衝高約束模等離子體運行，創造世界紀錄。
• 「祖沖之三號」量子計算原型機在特定隨機線路採樣任務中僅需數百秒完成運算，同等任務下經典超算模擬需要數十億年，展示量子計算的巨大潛力。
• 福建艦正式入列，中國海軍進入「三航母時代」。
• 天問二號成功發射，開啟中國首次小行星探測與採樣返回之旅。
• 嫦娥六號帶回的月背樣品持續產出成果，首次揭開月球背面的演化歷史。

2025年，中國創新指數排名首次躋身世界前十，「中國創新」成為全球熱詞。從跟跑到並跑，再到多個領域的領跑，中國正以昂揚姿態走在科技強國的康莊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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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致敬遠見，展望未來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深切緬懷朱總理「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擔當精神。他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按下了加速鍵。

高校擴招與科教興國，不僅是一項教育政策，更是一項關乎國家未來的戰略性投資。它深刻地改變了無數普通家庭的命運，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朱總理在任時曾言：「科教興國是本屆政府最大的使命。」歷史已經證明，這不僅是一句承諾，更是一份兌現了的歷史答卷。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正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昔日奠定的堅實基礎上，中國必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在科技創新的星辰大海中續寫新的輝煌篇章——這正是對朱鎔基總理最好的告慰與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