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香港學生

 五四運動與香港學生 許為天(信報 2024/5/4)

105年前的今日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1919年的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這場運動起源於對巴黎和會上中國權益被侵犯的憤怒，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發起了抗議，隨後迅速席捲全國，成為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提倡民主與科學，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以上的內容都是香港學生在課堂學到的，而在三年前在內地火熱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增添了我們新的認知，最關鍵的是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共產主義在五四運動中萌芽和發展的具體例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思想啟蒙：五四運動期間，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推動了思想解放，許多知識份子開始接觸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通過翻譯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使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得到了傳播。

2.     組織建立：透過五四運動後，全國不少具有先進思想的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成立了學習小組和研究會，如北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海的「社會主義研究社」等，這些組織成為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的重要陣地。

3.     黨的成立：正因為五四運動後在全國乃至海外如雨後春筍般的共產主義學習小組建立，便促成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成立，成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4.     革命實踐：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一些共產主義者開始嘗試將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行革命實踐活動。例如，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新式學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革命骨幹，開展農村革命。

以上這些認知，當然不會在香港一般課堂中可以學習，這也便是劉兆佳教授三年前(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接受訪問[1]時所講的「過去由於歷史原因，香港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可能存在局限」，甚至存在一定的陌生感和畏縮心理，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劉教授提出建黨百年應成香港社會對中國共產黨「脫敏」契機，未來以中國共產黨名義舉辦的活動在香港不應再如此敏感。三年過去，政府的行為有郵政局在三年前發行建黨百周年的紀念郵件、教育局將建黨週年紀念日(7月1日)放在學校國民教育活動行事曆，還有沒有呢？效果如何，就連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議員在此刻談到愛國主義教育時，也只提了一次中國共產黨，接著便使用執政黨來代替這敏感的名稱，似乎這個「脫敏」都未見有顯著的實現。

筆者曾在前文提及現時很多中小學生並沒有像成年人般「避共」的態度，並且在一些學校安排往內地遊學的安排中，也去到一些與中國共產黨發展有關係的地方，如延安、井岡山和長征出發地等，所以「脫敏」可以在學校校園開始，亦可以到五四紀念日帶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說起，學生理解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歷程，才會增進對國家歷史和政治體系的理解。亦可以用較為軟性的認知，譬如透過陳獨秀與他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的關係，體會出親情與革命理想的矛盾與匯合。

當然，「德先生」和「賽先生」仍是五四運動帶給香港的中學生和大學生的關鍵五四精神。在基礎教育推行STEAM教育，「賽先生」的科技知識技術絕不欠缺，而更重要的是科學、理性、批判和進取的態度，培育學生探索精神、批判性及創新思維。而在「德先生」方面，過去香港學生習慣了西方的於「民主」說法：多黨制全民選舉，到今天亦應該了解到自己國家對民主的演繹，在2021年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中有詳細的介紹：在中國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各項實踐：選舉、協商、決策、管理和監督。最後，還有一個我們忽略了的五四代表人物：「穆姑娘」(Moral)，五四的知識分子承續了傳統儒家「修己善群」觀念，在他們所強調的個人自由和精神獨立的「小我」，有著更高層面的國家社會責任意識，以天下為己任，胸懷家國，亦是本港學生在愛國主義學習的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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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980493204000866823/

香港教育：從「維新」到「改革」

香港教育：從「維新」到「改革」 許為天(信報 2024/4/6)

事件一：一位校長訴說，一位老師經常請病假，更且是當天早上才致電學校請假，以致學校要應急安排課堂，擾亂學生學習。也曾提醒該老師早一點請假，方便調動，但仍然不改劣習，奈何！

事件二：另一位資深校長訴說，同一辦學團體的新任校長相當自我，不太照顧辦學團體交帶的集體工作，便只能由資深校長盡力承擔，另一奈何！

 操守指引的實踐難點

根據《教師專業操守指引》第三章中提及教師專業操守及行為，回應事件一：第五節「盡忠職守」列明教師應「認真履行職責，努力落實教育目標及學校政策。嚴謹執行教學工作，竭盡所能完成專業職務，為教學質素負責。」如此教師，相距指引甚遠；回應事件二：第五節「維護專業」列明教師(包括校長)應「與持份者衷誠合作，與同儕建立團隊協作文化，協力提升整體教學質素，推動學校持續發展。」校長本應以身作則，可是我行我素，同儕團隊也只能走位互補，忍受包容。

《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有善意的提醒，什麼叫認真、努力、嚴謹、衷誠？尺度大有不同，而在一般資助學校中，也難將以上兩事成為觸犯操守指引的個案。可是在直資學校，又是另一尺度，一位直資學校領導回應：事件一在他的學校根本不能存在，這位老師一早被解僱；事件二是辦學團體聘任及行事模式，一般而言，與同儕不合作也難過試用期。

 「維新」步驟遇「改革」大局

資助學校的運作，這幾十年內雖然經歷了學校管理新措施、質素保證、校長教師專業培訓要求、校董培訓、全面學位化、凍結部分升職位轉彈性資源等等，但是以班數計資助、規限各級教師人數、不少特殊津貼未能通用等等，均使到學校運作模式只能「維新」式寸進，但是卻遇到「改革」式教育界內外大環境，例如世界級的人工智慧衝擊、本港式的經濟轉型及愛國主義教育。

直資學校的「完勝」優勢，在上一期的文稿已有表達，及後一位直資學校的校長老友回應，那麼資助學校也可以申請轉直資。話雖如此，要改變上至辦學團體、下至一般學校教職員工又談何容易。所以由上而下的「改革」才是起動的力量，一開始可以由兩端做起，一端是已經有學校改革過程及果效的學校；另一端則是需要救亡圖存的學校，當然在後者需要更多人力財力的支援，這可以顯示香港教育「精準扶貧」的人文精神，配合國家「共同富裕」的國策。

可是，要教育當局由上以下起動「直資」化又談何容易，其中道理在於香港學校教育的社會角色，其中一種學理分類是人力資本及文化資本的選擇。以人力資本論，學校教育會配合社會中現在或未來需要的技能培養相應的人才，所以大多數會在高中時設立普通及職業取向的分類；而以文化資本論，則是在整個中小學課程中主流朝向傳統大學升學，課程較為統一，亦是香港教育的模式。在半個世紀前的香港社會，不少低下階層的學生透過學校教育的階梯向上流移動，這亦是在文化資本論中的優勢，當然未能向上移動的便只能停留在社會的底層。然而，事至今日，學生學習所需的資源越來越多，上一代的家庭社經狀況複製在下一代的發展上，社會流動停滯；而在更大的局面中，未能發揮每一個學生的個人潛能，從而促進社會產業的多樣化，更是香港社會面對的困境。

所以，只是倚靠個別學校的「維新」行為已難以面對香港整體的「改革」局面，教育當局應跳出傳統的框框，將目光投放在大灣區乃至整個大中華區學校教育的領導角色，敢於擔起「改革」的旗幟，讓香江教育再展輝煌。

初心、發展到靈活辦學

初心、發展到靈活辦學    許為天(信報 2024/3/2)

 初心與發展

事件一

有一位大專學生問我：「美斯欺場事件，網上觀點說到有政治干擾，又可能是出場費問題，許Sir如何睇法？」我便提議同學跳出框框，回歸運動員演出的初心：足球踢得好是自己乃至國家的榮耀，可以盡量展現也是運動員的初心。香港球迷熱烈捧場理應高興，真的因為受傷出不了場，也必須即時現身解釋，並作合適的補救，如巡迴場館拍合照等等。而地方領導人捧場會面，也應有握手招呼的基本禮貌，可謂「面是人家俾、架是自己丟」。

事件二

年初三赤口到新界郊遊，在大埔大尾篤見到一大批市民踏單車遊玩，洋溢新春歡樂。再想一想，這可是半世紀前香港市民郊遊的景況，看看深圳河的另一端，大灣區市民已經可以享受在深圳商場內滑雪騎馬，閑暇生活確實更多姿彩。

回到學校教育，正如醫者的初心是治病救人，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便是教書育人，當然「教書育人」的WHAT (內容) 及 HOW (方法) 有其甚本性及發展性：甚本在於基本能力態度及學生發展階段的配合；而發展則在於時代、科技的進步及社會變化對學校教育的要求。

 為什麼官津學校辦不到

在香港教育體制中，香港私立及直接資助學校的辦學模式為學生和家長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同時也為教育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最近，筆者親歷一間每月學費逾萬的私立小學的介紹，提及學校「以關愛、思考、實踐啟迪學生的全面發展，致力培育學生們的正向觀念、思辨能力、意志品質及公民意識。」並著重「結合專題式雙語教學 (普通話和英語) 和實證為本的學術課程。」辦學理念與一般官津小學無異，當然以兩倍於官津小學學生的單位成本(每位每年約港幣七萬三千元)作為日常經費，學校在個別化教育及多元化活動中更加豐富。但是，如果重點放在雙語教學 (普通話和英語) 的課程，一般小學的資源亦應該是綽綽有餘。見證於另一次直接資助小學活動之中，活動前聯絡老師向我表示：「學校的溝通語言只限普通話及英語，只因你是分享嘉賓，所以可以例外用粵語表達」，感謝之餘，看見一班一班小學一年級的同學進入禮堂，班主任以英語指示之下秩序井儀。收費相宜的直資小學辦得到，為什麼官津小學辦不到呢？

這便要說到政府給予直資學校的彈性：額外收取學費、自主靈活收生、校本教學語言、彈性資源運用(包括教師的數目及薪津)、公開考試的選擇[中學適用]；凡此種種，在過去十多年的實踐中，確實驗證以上彈性對辦學育才的優勢。例如，在教師的薪津和聘任安排，可以有更鼓勵性的晉升職級與及有效率的解聘，保持教師隊伍的專業效能。再者，透過靈活的資源運用，直資學校可以提供更多類型的科目及活動；而在學生學習模式來說，不同類型的學習資源(如網上英語對答、VR 模擬實境外地考察等等)亦是現今時代學生學習模式的新發展。

反觀不少官津學校，在現時優良教師供應不足的情況之下，仍然要聘任能力不足的老師「濫竽充數」，當然影響一般課堂的教學質素，也帶來新老師管理的難題(如工作態度、行為操守等)，浪費不少學校行政領導的精力。一方面窘於教師隊伍的管理，另一方面卻未能照顧到有利於學生學習的網上資源，顧此失彼，又如何能體現「教書育人」的初心。

直資學校：從「完勝」到先驅

難怪，整個香港學校教育還是以汰弱留強的精英主義作為主導思想，一來違背「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二則與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的國家發展策略背道而馳。其實，不少培育低組別學生的中學以「人皆有能」的宗旨，作出多元化學習的模式，奈何礙於教師隊伍的編制及資源調撥的限制、文憑試的學術要求，局限了學生學習的內容及發展途徑，使到原來可以多姿多彩的高中多元化學習及前途規劃只能是因緣際遇，做福少數，未能普及到眾多傳統學習興趣及能力不及的學生，而這批學生便被教育制度淘汰，以失敗者姿態離開校園。如此結局，實難有終身學習的動機，這亦解釋了香港一些基層服務業(如的士司機、餐飲服務等)未有跟隨時代進步而有質素的提升。反觀內地大城市的中等技術人員及前線服務員的質素，這十年來有顯著的提升，如此成果亦是建基於基礎教育的質素保證，才能達致整體國家精神與物質文明共同進步。

           香港教育面對「一國兩制」新局面的挑戰，辦學體制的檢討及改革刻不容緩。所以，體制應由貧富不均的 「完勝」更換成教育改革的先驅，亦即在直資學校優良的行政及教學經驗應該逐步移植至一般官立津貼學校，惠及每一名學生，「優質教育齊共享，香江學子盡成才」。

香港學校的環保教育

 

香港學校的環保教育 許為天(信報 2024/1/27)

 

從垃圾收費說起

香港政府推行垃圾收費政策，旨在提升垃圾分類回收、降低其他垃圾數量，增強市民環保意識。然而，一般市民認為這是增加垃圾費，難以達成減廢回收的目標，這反映出政府及民間對環境保護的認識和實踐缺乏共識及溝通。自攜購物袋是不用付膠袋費，又少了浪費店方膠袋，利己利人；現時一般市民都會利用購物或外賣包裝的膠袋作垃圾袋，要轉成另購指定垃圾袋，既要花錢，又用多了膠袋。兩個環保政策一比較，很容易理解到市民接受度的差異。作為一個積極實踐自攜購物袋和垃圾分類的市民，筆者會在學校教育在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方面，一抒己見。

在當今世界，環境保護不只是全球性的議題，更是在中國式現代化中重要的一環，在強調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同時注重環境保護和可持續性。人類與環境的和諧共生是這一理念的核心部分，學校教育作為塑造未來公民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重要場所，當然承擔將這一理念傳承給下一代的使命，但也是要整體社會的配合。

深圳垃圾分類

就如深圳已在2019年11月鼓勵推廣生活垃圾分類，並於2020年9立法實施與及在一個月之後正式開罰：未按規定分類罰款50元，情節嚴重的罰款200元。當然這不是簡單立法罰款便能成就，而是深圳市政府的系統工程：推出1個政府規章、3個地方標準和7個規範性文件，形成了完備的規範標準體系；構建涵蓋公眾教育、社會宣傳、學校教育、家庭指引、現場督導等一體化的宣傳督導體系，以及配套獎懲結合的激勵體系。

其實深圳早在2018年6月起已廣泛推行垃圾分類公眾教育「蒲公英計劃」，培育近千名「蒲公英」義務講師。該計劃深入社區、學校、機關單位，傳播分類知識，開展入戶調查，參與督導行動，投身大型活動推廣源頭減廢。並在2021年起，「蒲公英計劃」從公眾教育延伸至學校教育，三年內將有二千多名垃圾分類「蒲公英」教師到位，實現「蒲公英校園」全覆蓋。各中小學中積極推行垃圾分類的實踐，譬如帶家中垃圾回學校作分類有獎勵 ，由學生帶動家庭，配合社區及社會整體。經以上的系統性執行，深圳市民關於垃圾分類知曉率達98%以上，垃圾分類亦已深入人心。

香港現況與展望

回到香港校園，根據2002年當時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編寫的《小學環境教育教師手冊》，以及約2010年設立的「可持續發展」教育網站[1]（已停止經營十年以上），香港學校環保教育有三大原則：議題為本、全方位跨學科和全校參與。在正規課程中，環境教育內容則散佈在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及社會科、高中公民及社會發展科，以及高中的生物和地理科。教育局未有確切一致的環保實踐規定及指標，個別學校只會根據自身的發展重點選擇相關的環境教育單位和活動。

 在如此寬鬆的規範之下，香港學校環保教育有以下不足之處：

一、     部門間缺乏協作：環境局內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下的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之間缺乏直接的聯繫，影響了環保教育的推廣效果。

二、     缺乏一致性：由於學校會根據自身的發展重點選擇相關的環境教育單位和活動，導致全港學校難以形成較為一致的環保教育體系。

三、     缺乏系統性的聯繫：正規課程中的環境教育內容分散在不同科目和年級，缺乏系統性的整合。

所以，為了提高香港學校環保教育的效果，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     擬定整體環保教育政策：政府相關部門、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等應與學校合作，共同推動環保教育在學校和社群中的普及。

二、     重新檢閱環境課程：對中小學各科目中的學習目標、內容進行重新檢閱，確保環保教育內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     成立中央統籌及資源庫：教育局或相關教育單位可以成立一個線上及線下的中央統籌及資源庫，促進研究、分享和交流，為學校提供統一的環保教育資源。

四、     設計多元化的課內外活動：通過舉辦豐富多彩的環保主題活動，如垃圾分類、綠色生活、低碳校園等，讓學生在實際操作中提高環保意識。

[1]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mce/esd/main.htm

M+M之二：音樂文化館

 M+M之二：音樂文化館 許為天(信報 2023/12/30)

歌星偶像的流行文化

上一期說到M+M 的第一項 Martial Arts 武術在香港設文化館 ，今次補上M+M 的第二項 Music，亦正正回應香港政府當局計劃轉型文化博物館、設立流行文化館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館。 正如第一個Ｍ ，第二個Ｍ也是顯示香港獨有及突出的文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後的流行曲。就如現時在文化博物館展示紀念梅艷芳逝世20週年的「絕代芳華・梅艷芳」專題展覽，加上在星光大道「香港女兒」梅艷芳的銅像，確是勾起港人的集體回憶。 當策劃作為一個吸引海內外遊客的文化館時，更應包括當年乃至今天流行內地及海外的歌星：譚詠麟、張國榮、Beyond、四大天王...實在不應只是在星光大道的手印而已。就歌星的選擇而言，更可包括曾在香港生活及發展的鄧麗君及周華健等，當然更不要漏掉在近數年在中國大陸重拾風采的林子祥和陳慧嫻等。

以歌星偶像為單位的流行文化顯示，可以陳列歌星成長經歷、音樂用品、唱片和其他特定物品，甚或標示香港境內相應地點，如成長的屋邨及演出的場地等，讓境內外的遊客可以按圖索驥，全港尋覓偶像足跡，建構更豐富的偶像旅程。

發展傳承、國家規劃

就本港流行音樂發展及傳承，文化館可以促進香港音樂產業的發展，讓新生一代了解香港流行音樂昔日的輝煌，鼓勵年輕人勇於接棒，投身流行音樂事業。而透過文化館的平台，可以聯絡本地、內地及海外相關偶像的歌迷會， 定期組織展覽、演唱會及活動，例如一年四季可以輪流編排四大天王的專題；其他歌星亦可以按其號召力編排吸引境內外歌迷的展覽及活動 ，為香港新舊的年輕音樂人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接觸更多觀眾的平台，為香港音樂發展和推廣注入新活力。

音樂文化館的建立對香港旅遊業產生積極影響，隨著海內外旅遊市場的開放，文化館必然成為一個顯著的旅遊景點和文化地標，有助於香港遊業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香港的新興產業，可以為香港經濟帶來新的動力。而且，文化館更可以成為國際及文化交流的場地，可以邀請來自國內外的音樂人、學者和愛好者參與到文化館的展覽和活動中。通過與國際音樂文化交流，可以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互鑒，並增強香港在國際上推廣文化的影響力，夯實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回應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角色。

作為國家內部及對外的窗口及橋樑，建立流行音樂文化館突顯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在維護一國兩制的過程中，音樂文化館正是一個非常好的文化推廣和軟實力發揮的平台，通過推廣中華及本港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來增強香港在國家及國際的影響力。

基礎教育、設計選址

當然，香港流行音樂文化的保存及傳承不能單靠文化館的推廣，也要著重學校音樂教育的基礎。在一次「一國兩制」教師講座中，在奏出《獅子山下》樂曲前問年青的老師懂不懂唱，遺憾的是大半只說聽過，不懂唱。所以，教育當局應該編定一些經典的香港流行歌曲，納入中小學音樂課程，學校的歌唱比賽也可以規定一定比例的本地經典流行曲。同時，本地流行音樂的歷史和成就更應在小學人文科及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課程中佔一篇章，再與音樂文化館配合，相得益彰。

結合兩個Ｍ， Martial Arts 武術＋ Music 流行音樂，文化館的設計及選址也十分重要。 正如武術文化館，館內或附近有觀賞場地安排動態的武術表演；同樣地，流行音樂也要有現場真人及樂隊秀。如果M+M是合一場館， 白天武術、晚上音樂，同時激活日夜經濟， 在市區選址要遠離民居的首選西九龍文化中心。當然，如果科學館不是如計劃的搬至現時沙田文化博物館的位置，可以考慮將現時文化博物館改建成M+M文化館。

M+M文化館，不僅可以為遊客提供一個感受香港武術及流行音樂文化的場所，加強香港旅遊業的發展，還可以對香港相關產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同時也有利於突顯香港在國家及國際的影響力。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一座具有獨特風格的M+M文化館在香港矚目亮相。

M+M之一：武術文化館

 

M+M之一：武術文化館 許為天(信報 2023/12/2)

[見報編輯將題目改為原來的第一個小標題]

*舞劇《詠春》與葉問堂*

早前到佛山觀賞舞劇《詠春》，演出場地佛山大劇院美輪美奐，場地內外的雅致景觀更新了我對佛山「鄉下」的印象。這部舞劇在全國各地引起了極大的關注，而我深深感受到了《詠春》武術與舞蹈的結合所帶來的震撼力和藝術價值。劇中的主人翁葉問是佛山人，而劇中的場景卻主要集中在葉師傅設館授徒的戰後香港，作為港人在異鄉看本地場景，心頭一番滋味。去到佛山也一遊傳統景點：祖廟，祖廟內有兩大武林高手的紀念館，一是黃飛鴻；另一位亦是《詠春》的主角：葉問，在「葉問堂」細緻看看，葉師傅將詠春發揚光大的地點，也正是香港。

回到香港，我不禁思考為什麼香港缺乏展示以上在本地武術歷史中豐富的一頁，更延伸考慮到香港應該設立一個中華武術的文化館。這個武術文化館內當然有葉問的事蹟，更少不了葉問的徒弟：全球中華功夫偶像的李小龍(現時在佛山已有頗具規模的李小龍紀念館)。現時在沙田文化博物館已有豐富的李小龍展覽內容，可能因為標題或交通問題，似乎未能成為境外遊客熱點，如果能夠以武術匯聚，亦移師到一個交通更方便的位置，如西九或啟德，極大機會成為一個海內外聚焦的文化地標。

*雙龍匯聚、功夫舞藝*

另外，金庸先生以文述武，譽滿中華，現時在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也應同時移植到新的文化館。再開放一些，更加要吸納其他武俠小說及漫畫名家，如梁羽生、馬榮成等人；當然還有我們的武俠電影，曹達華、于素秋的如來神掌乃至世界紀錄的關德興「黃飛鴻師傅」。

回到近代香港影壇武打高手，成龍、甄子丹也必在名單之中。甄子丹的葉問系列功在此刻，而李小龍及成龍兩位的電影作品的影響更是久遠尚存，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功夫的魅力，使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和學習中國功夫。兩位均是海外中華武術長青的偶像，雙龍同館，有利於中華文化的傳播，從而提高香港在推廣中國文化的國際地位，盡顯「一國兩制」的角色。

說起功夫武術，當然不只是靜態展覽，就像在佛山祖廟，每日均有武術及舞獅表演。所以在文化館內，亦應有武術舞獅的常設演出，更可加上已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香港特色：舞麒麟，傳統武術活動得以宣揚及傳承，觀眾遊客也有一個有溫度的動態觀賞。

回到最開始提及的舞劇《詠春》，筆者建議在以上「武術文化館」鄰近設立永久表演場地，另外更加可以邀請在深圳的《詠春》編舞團隊與本港舞劇專家合編《詠春-李小龍》的下集，集中李小龍在香港及美國的發展歷程。於是乎，在永久表演場地內，便可以連續兩日或兩晚接續表演《詠春-李小龍》的兩集，境外遊客也多了一晚留港的理由，促進本港經濟。

*教育播種、香港優勢*

單是武術文化館及舞劇只是添加了大眾文化的選項，要有傳承必定要有學校教育的基礎支持，聞說現時香港官立學校正在大力推展國術活動，值得欣賞。在內地，金庸武俠小說內文已成為語文科的標準篇章，強調可以透過金庸作品讓學生瞭解中華文化的歷史背景，武俠仁義更可培養他們的道德情操和人文關懷，香港的中國語文科負責專家會否考慮呢？還有，要談愛國主義教育，李小龍在《精武門》獨闖日本道場的「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當年擲地有聲，適當剪輯後亦是提高學生投入的上佳愛國主義教材。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香港要承擔一個新興產業，便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在一國兩制新局面，香港亦要發揮連接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梁和窗口作用。香港在中華武術有重要和關鍵的角色，M+M 的第一項 Martial Arts 武術在香港設文化館不止恰如其分，更有中西交匯的優勢，達到傳承、發展及溝通三大功能，希望特區政府能慎重考慮以上建議。另外，M+M 的第二項 Music 及文化館選址將會在日後另文交代。

後記，是「武術文化館」(「武術」可能誤解為包含其他國家的武術)還是「國術文化館」抑或「中華武術館」，大家也可細緻參詳。

愛國主義教育：融入14億

 愛國主義教育：融入14億

許為天(信報 2023/11/4)

文章見報之時，返大陸的健康黑碼已經取消，為期三年多的疫情健康申報制度已成歷史。往返大陸方便了，人流也相應增加，香港市民北上消費的融入勢不可擋。當然我們也希望內地同胞同樣地南下香港，互相激活經濟。

開展愛國教育、稍欠當代國情

今年的香港特首施政報告中提出要「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市民對國家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其中措施多落墨於中華文化，似乎缺乏對當代國情的推廣。正如筆者在今年五月的一篇文稿中提到，剛剛過去的亞運會，國家隊必定成績輝煌，確是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體育的認識，透過比賽的榮譽增強對國家的認同。當時亦提到「香港電視台的轉播選取經常忽視了國家隊在較冷門項目的賽事，亦未能對國家隊的整體有較全面的報道，如賽後運動員或教練的訪問。」也提出「獲授權轉播央視體育頻道，並准許自行配上粵語解說」可惜的是，全部沒有實現，一場原來可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盛事，又在本港文化體育傳播的慣性中輕輕略過。

舉個準確例子，在今次亞運會的最最有價值運動員(MVP)的是國家隊兩位泳手：「蛙王」覃海洋(五金一銀)及「蝶后」張雨霏(六金)，而覃海洋不只是獨步亞洲，更在連串國際游泳錦標賽中在蛙泳中獨佔鰲頭，獲得世界泳聯評選的2023年度最佳男子游泳運動員稱號，在中國大陸億人稱頌，內地有網民稱曰：「鮮衣怒馬少年郎，誰人不識覃海洋！」可惜的是，這句話不適用於香港，最近我在兩次教師講座(一中學、一小學)中，問及有沒有老師認識覃海洋，反應是一個都冇！

既寵何詩蓓、也捧覃海洋

可能在香港的情況是「港人獨寵何詩蓓，那個會識覃海洋！」作為香港人，我也為何詩蓓選手在亞運會中取得兩金一銀三銅和其他泳賽的佳績感到自豪。而我們港人亦可以將我們的視線胸襟再擴大一點，認定自己中國人的角色，同時為國家選手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感到自豪，進而增強對自己國家的認同感和榮譽感，當然這便要在文化體育的廣播措施中多做工夫：

一、在主要新聞後的體育報道中設定中國體育的比例，其實，幾乎每天我們都有國家選手在不同的世界級比賽中參與，當中選出在符合新聞傳播中的兩Ｉ(Importance 重要、Interest 趣味)絕無難度，也比現時報導一些不太頂級的足球比賽、網球或高爾夫賽的非決賽進程有意思得多。

二、對國家優秀選手的艱辛培訓，披荊斬棘的努力作專題性的報導(其實內地已經很多)，製作成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激勵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他們的愛國情操。

三、發展到在免費電視的新聞頻道設立體育新聞的時段(由半小時至一小時)，讓香港的觀眾可以了解國家的體育訊息及選手們的佳績。

體育偶像言行、青少年人模範

以上談及今屆亞運會中的何詩蓓，又講到愛國主義教育，便不能不談她在兩次獲取冠軍的頒獎禮中閉口不唱國歌的行為，在內地網民中引起不少的爭議。當然，相類的情況也出現於去年北京冬奥的歸化金牌選手谷愛凌，而今次的焦點卻是在一國兩制下的中國香港選手。當然，不同國家的代表選手在開賽或頒獎儀式中會否開口唱國歌，真的各有不同。理論上，作為代表國家參加比賽的選手，唱國歌可以展現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和尊重。當然，亦有個說法是運動員已經通過參加比賽和為國家贏得金牌，表達了對國家的支持和貢獻，唱國歌只是形式主義的要求。但綜合而言，現時國家或地區的代表運動員，很多是獲取政府的資助及或賽事後的獎金，而這些運動員是否唱國歌便是對國家的認同和尊重的表徵，自然會受到公眾和媒體的關注，甚或成為青少年人的參考。

據報道，何詩蓓曾經解釋閉口不唱國歌是因為自己奪冠後心情激動，對國歌不太熟悉，導致疏忽。不同賽會對升香港區旗時的國歌真的「不太熟悉」，所以便出現早些時的播錯國歌事件。而香港運動員不熟悉國歌，各體育總會及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便真的責無旁貸，要加培訓及制度指引，要求每一個代表運動員均懂得唱國歌。

"而筆者擔心的是，眾多在商場中看直播捧何詩蓓場，高呼We Are Hong Kong的擁躉，當然不想見到香港選手唱中國國歌，選手門不唱國歌，會否就是因為這些軟對抗的壓力呢？" -- 此部分被信報刪去

其實，在運動場上升區旗，唱國歌，正是「一國兩制」標誌性的顯示；作為特區政府，更應鼓勵甚或引導運動員在這些場合彰顯「一國兩制」，唱好國歌，正好表達香港中國人的國情港心。

最後一件亞運花絮，何詩蓓在亞運會中兩奪金牌的時刻，當大會公佈結果後，何詩蓓還未攀上泳池邊時，賽會分別播出容祖兒的《我的驕傲》和鄧紫棋的女聲版Beyond名曲《喜歡你》，度身預備，相當窩心。確實，亞運會現場的BGM (Background Music 背景音樂)非常照顧，主辦城市杭州能夠包容我們七百萬人的文化喜好，我們七百萬人也應積極考慮融入這14億人中國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