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香港學生

 五四運動與香港學生 許為天(信報 2024/5/4)

105年前的今日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1919年的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這場運動起源於對巴黎和會上中國權益被侵犯的憤怒，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發起了抗議，隨後迅速席捲全國，成為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提倡民主與科學，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以上的內容都是香港學生在課堂學到的，而在三年前在內地火熱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增添了我們新的認知，最關鍵的是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共產主義在五四運動中萌芽和發展的具體例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思想啟蒙：五四運動期間，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推動了思想解放，許多知識份子開始接觸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通過翻譯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使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得到了傳播。

2.     組織建立：透過五四運動後，全國不少具有先進思想的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成立了學習小組和研究會，如北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海的「社會主義研究社」等，這些組織成為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的重要陣地。

3.     黨的成立：正因為五四運動後在全國乃至海外如雨後春筍般的共產主義學習小組建立，便促成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成立，成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4.     革命實踐：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一些共產主義者開始嘗試將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行革命實踐活動。例如，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新式學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革命骨幹，開展農村革命。

以上這些認知，當然不會在香港一般課堂中可以學習，這也便是劉兆佳教授三年前(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接受訪問[1]時所講的「過去由於歷史原因，香港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可能存在局限」，甚至存在一定的陌生感和畏縮心理，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劉教授提出建黨百年應成香港社會對中國共產黨「脫敏」契機，未來以中國共產黨名義舉辦的活動在香港不應再如此敏感。三年過去，政府的行為有郵政局在三年前發行建黨百周年的紀念郵件、教育局將建黨週年紀念日(7月1日)放在學校國民教育活動行事曆，還有沒有呢？效果如何，就連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議員在此刻談到愛國主義教育時，也只提了一次中國共產黨，接著便使用執政黨來代替這敏感的名稱，似乎這個「脫敏」都未見有顯著的實現。

筆者曾在前文提及現時很多中小學生並沒有像成年人般「避共」的態度，並且在一些學校安排往內地遊學的安排中，也去到一些與中國共產黨發展有關係的地方，如延安、井岡山和長征出發地等，所以「脫敏」可以在學校校園開始，亦可以到五四紀念日帶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說起，學生理解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歷程，才會增進對國家歷史和政治體系的理解。亦可以用較為軟性的認知，譬如透過陳獨秀與他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的關係，體會出親情與革命理想的矛盾與匯合。

當然，「德先生」和「賽先生」仍是五四運動帶給香港的中學生和大學生的關鍵五四精神。在基礎教育推行STEAM教育，「賽先生」的科技知識技術絕不欠缺，而更重要的是科學、理性、批判和進取的態度，培育學生探索精神、批判性及創新思維。而在「德先生」方面，過去香港學生習慣了西方的於「民主」說法：多黨制全民選舉，到今天亦應該了解到自己國家對民主的演繹，在2021年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中有詳細的介紹：在中國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各項實踐：選舉、協商、決策、管理和監督。最後，還有一個我們忽略了的五四代表人物：「穆姑娘」(Moral)，五四的知識分子承續了傳統儒家「修己善群」觀念，在他們所強調的個人自由和精神獨立的「小我」，有著更高層面的國家社會責任意識，以天下為己任，胸懷家國，亦是本港學生在愛國主義學習的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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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980493204000866823/

香港教育：從「維新」到「改革」

香港教育：從「維新」到「改革」 許為天(信報 2024/4/6)

事件一：一位校長訴說，一位老師經常請病假，更且是當天早上才致電學校請假，以致學校要應急安排課堂，擾亂學生學習。也曾提醒該老師早一點請假，方便調動，但仍然不改劣習，奈何！

事件二：另一位資深校長訴說，同一辦學團體的新任校長相當自我，不太照顧辦學團體交帶的集體工作，便只能由資深校長盡力承擔，另一奈何！

 操守指引的實踐難點

根據《教師專業操守指引》第三章中提及教師專業操守及行為，回應事件一：第五節「盡忠職守」列明教師應「認真履行職責，努力落實教育目標及學校政策。嚴謹執行教學工作，竭盡所能完成專業職務，為教學質素負責。」如此教師，相距指引甚遠；回應事件二：第五節「維護專業」列明教師(包括校長)應「與持份者衷誠合作，與同儕建立團隊協作文化，協力提升整體教學質素，推動學校持續發展。」校長本應以身作則，可是我行我素，同儕團隊也只能走位互補，忍受包容。

《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有善意的提醒，什麼叫認真、努力、嚴謹、衷誠？尺度大有不同，而在一般資助學校中，也難將以上兩事成為觸犯操守指引的個案。可是在直資學校，又是另一尺度，一位直資學校領導回應：事件一在他的學校根本不能存在，這位老師一早被解僱；事件二是辦學團體聘任及行事模式，一般而言，與同儕不合作也難過試用期。

 「維新」步驟遇「改革」大局

資助學校的運作，這幾十年內雖然經歷了學校管理新措施、質素保證、校長教師專業培訓要求、校董培訓、全面學位化、凍結部分升職位轉彈性資源等等，但是以班數計資助、規限各級教師人數、不少特殊津貼未能通用等等，均使到學校運作模式只能「維新」式寸進，但是卻遇到「改革」式教育界內外大環境，例如世界級的人工智慧衝擊、本港式的經濟轉型及愛國主義教育。

直資學校的「完勝」優勢，在上一期的文稿已有表達，及後一位直資學校的校長老友回應，那麼資助學校也可以申請轉直資。話雖如此，要改變上至辦學團體、下至一般學校教職員工又談何容易。所以由上而下的「改革」才是起動的力量，一開始可以由兩端做起，一端是已經有學校改革過程及果效的學校；另一端則是需要救亡圖存的學校，當然在後者需要更多人力財力的支援，這可以顯示香港教育「精準扶貧」的人文精神，配合國家「共同富裕」的國策。

可是，要教育當局由上以下起動「直資」化又談何容易，其中道理在於香港學校教育的社會角色，其中一種學理分類是人力資本及文化資本的選擇。以人力資本論，學校教育會配合社會中現在或未來需要的技能培養相應的人才，所以大多數會在高中時設立普通及職業取向的分類；而以文化資本論，則是在整個中小學課程中主流朝向傳統大學升學，課程較為統一，亦是香港教育的模式。在半個世紀前的香港社會，不少低下階層的學生透過學校教育的階梯向上流移動，這亦是在文化資本論中的優勢，當然未能向上移動的便只能停留在社會的底層。然而，事至今日，學生學習所需的資源越來越多，上一代的家庭社經狀況複製在下一代的發展上，社會流動停滯；而在更大的局面中，未能發揮每一個學生的個人潛能，從而促進社會產業的多樣化，更是香港社會面對的困境。

所以，只是倚靠個別學校的「維新」行為已難以面對香港整體的「改革」局面，教育當局應跳出傳統的框框，將目光投放在大灣區乃至整個大中華區學校教育的領導角色，敢於擔起「改革」的旗幟，讓香江教育再展輝煌。

初心、發展到靈活辦學

初心、發展到靈活辦學    許為天(信報 2024/3/2)

 初心與發展

事件一

有一位大專學生問我：「美斯欺場事件，網上觀點說到有政治干擾，又可能是出場費問題，許Sir如何睇法？」我便提議同學跳出框框，回歸運動員演出的初心：足球踢得好是自己乃至國家的榮耀，可以盡量展現也是運動員的初心。香港球迷熱烈捧場理應高興，真的因為受傷出不了場，也必須即時現身解釋，並作合適的補救，如巡迴場館拍合照等等。而地方領導人捧場會面，也應有握手招呼的基本禮貌，可謂「面是人家俾、架是自己丟」。

事件二

年初三赤口到新界郊遊，在大埔大尾篤見到一大批市民踏單車遊玩，洋溢新春歡樂。再想一想，這可是半世紀前香港市民郊遊的景況，看看深圳河的另一端，大灣區市民已經可以享受在深圳商場內滑雪騎馬，閑暇生活確實更多姿彩。

回到學校教育，正如醫者的初心是治病救人，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便是教書育人，當然「教書育人」的WHAT (內容) 及 HOW (方法) 有其甚本性及發展性：甚本在於基本能力態度及學生發展階段的配合；而發展則在於時代、科技的進步及社會變化對學校教育的要求。

 為什麼官津學校辦不到

在香港教育體制中，香港私立及直接資助學校的辦學模式為學生和家長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同時也為教育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最近，筆者親歷一間每月學費逾萬的私立小學的介紹，提及學校「以關愛、思考、實踐啟迪學生的全面發展，致力培育學生們的正向觀念、思辨能力、意志品質及公民意識。」並著重「結合專題式雙語教學 (普通話和英語) 和實證為本的學術課程。」辦學理念與一般官津小學無異，當然以兩倍於官津小學學生的單位成本(每位每年約港幣七萬三千元)作為日常經費，學校在個別化教育及多元化活動中更加豐富。但是，如果重點放在雙語教學 (普通話和英語) 的課程，一般小學的資源亦應該是綽綽有餘。見證於另一次直接資助小學活動之中，活動前聯絡老師向我表示：「學校的溝通語言只限普通話及英語，只因你是分享嘉賓，所以可以例外用粵語表達」，感謝之餘，看見一班一班小學一年級的同學進入禮堂，班主任以英語指示之下秩序井儀。收費相宜的直資小學辦得到，為什麼官津小學辦不到呢？

這便要說到政府給予直資學校的彈性：額外收取學費、自主靈活收生、校本教學語言、彈性資源運用(包括教師的數目及薪津)、公開考試的選擇[中學適用]；凡此種種，在過去十多年的實踐中，確實驗證以上彈性對辦學育才的優勢。例如，在教師的薪津和聘任安排，可以有更鼓勵性的晉升職級與及有效率的解聘，保持教師隊伍的專業效能。再者，透過靈活的資源運用，直資學校可以提供更多類型的科目及活動；而在學生學習模式來說，不同類型的學習資源(如網上英語對答、VR 模擬實境外地考察等等)亦是現今時代學生學習模式的新發展。

反觀不少官津學校，在現時優良教師供應不足的情況之下，仍然要聘任能力不足的老師「濫竽充數」，當然影響一般課堂的教學質素，也帶來新老師管理的難題(如工作態度、行為操守等)，浪費不少學校行政領導的精力。一方面窘於教師隊伍的管理，另一方面卻未能照顧到有利於學生學習的網上資源，顧此失彼，又如何能體現「教書育人」的初心。

直資學校：從「完勝」到先驅

難怪，整個香港學校教育還是以汰弱留強的精英主義作為主導思想，一來違背「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二則與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的國家發展策略背道而馳。其實，不少培育低組別學生的中學以「人皆有能」的宗旨，作出多元化學習的模式，奈何礙於教師隊伍的編制及資源調撥的限制、文憑試的學術要求，局限了學生學習的內容及發展途徑，使到原來可以多姿多彩的高中多元化學習及前途規劃只能是因緣際遇，做福少數，未能普及到眾多傳統學習興趣及能力不及的學生，而這批學生便被教育制度淘汰，以失敗者姿態離開校園。如此結局，實難有終身學習的動機，這亦解釋了香港一些基層服務業(如的士司機、餐飲服務等)未有跟隨時代進步而有質素的提升。反觀內地大城市的中等技術人員及前線服務員的質素，這十年來有顯著的提升，如此成果亦是建基於基礎教育的質素保證，才能達致整體國家精神與物質文明共同進步。

           香港教育面對「一國兩制」新局面的挑戰，辦學體制的檢討及改革刻不容緩。所以，體制應由貧富不均的 「完勝」更換成教育改革的先驅，亦即在直資學校優良的行政及教學經驗應該逐步移植至一般官立津貼學校，惠及每一名學生，「優質教育齊共享，香江學子盡成才」。

香港學校的環保教育

 

香港學校的環保教育 許為天(信報 2024/1/27)

 

從垃圾收費說起

香港政府推行垃圾收費政策，旨在提升垃圾分類回收、降低其他垃圾數量，增強市民環保意識。然而，一般市民認為這是增加垃圾費，難以達成減廢回收的目標，這反映出政府及民間對環境保護的認識和實踐缺乏共識及溝通。自攜購物袋是不用付膠袋費，又少了浪費店方膠袋，利己利人；現時一般市民都會利用購物或外賣包裝的膠袋作垃圾袋，要轉成另購指定垃圾袋，既要花錢，又用多了膠袋。兩個環保政策一比較，很容易理解到市民接受度的差異。作為一個積極實踐自攜購物袋和垃圾分類的市民，筆者會在學校教育在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方面，一抒己見。

在當今世界，環境保護不只是全球性的議題，更是在中國式現代化中重要的一環，在強調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同時注重環境保護和可持續性。人類與環境的和諧共生是這一理念的核心部分，學校教育作為塑造未來公民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重要場所，當然承擔將這一理念傳承給下一代的使命，但也是要整體社會的配合。

深圳垃圾分類

就如深圳已在2019年11月鼓勵推廣生活垃圾分類，並於2020年9立法實施與及在一個月之後正式開罰：未按規定分類罰款50元，情節嚴重的罰款200元。當然這不是簡單立法罰款便能成就，而是深圳市政府的系統工程：推出1個政府規章、3個地方標準和7個規範性文件，形成了完備的規範標準體系；構建涵蓋公眾教育、社會宣傳、學校教育、家庭指引、現場督導等一體化的宣傳督導體系，以及配套獎懲結合的激勵體系。

其實深圳早在2018年6月起已廣泛推行垃圾分類公眾教育「蒲公英計劃」，培育近千名「蒲公英」義務講師。該計劃深入社區、學校、機關單位，傳播分類知識，開展入戶調查，參與督導行動，投身大型活動推廣源頭減廢。並在2021年起，「蒲公英計劃」從公眾教育延伸至學校教育，三年內將有二千多名垃圾分類「蒲公英」教師到位，實現「蒲公英校園」全覆蓋。各中小學中積極推行垃圾分類的實踐，譬如帶家中垃圾回學校作分類有獎勵 ，由學生帶動家庭，配合社區及社會整體。經以上的系統性執行，深圳市民關於垃圾分類知曉率達98%以上，垃圾分類亦已深入人心。

香港現況與展望

回到香港校園，根據2002年當時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編寫的《小學環境教育教師手冊》，以及約2010年設立的「可持續發展」教育網站[1]（已停止經營十年以上），香港學校環保教育有三大原則：議題為本、全方位跨學科和全校參與。在正規課程中，環境教育內容則散佈在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及社會科、高中公民及社會發展科，以及高中的生物和地理科。教育局未有確切一致的環保實踐規定及指標，個別學校只會根據自身的發展重點選擇相關的環境教育單位和活動。

 在如此寬鬆的規範之下，香港學校環保教育有以下不足之處：

一、     部門間缺乏協作：環境局內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下的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之間缺乏直接的聯繫，影響了環保教育的推廣效果。

二、     缺乏一致性：由於學校會根據自身的發展重點選擇相關的環境教育單位和活動，導致全港學校難以形成較為一致的環保教育體系。

三、     缺乏系統性的聯繫：正規課程中的環境教育內容分散在不同科目和年級，缺乏系統性的整合。

所以，為了提高香港學校環保教育的效果，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     擬定整體環保教育政策：政府相關部門、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等應與學校合作，共同推動環保教育在學校和社群中的普及。

二、     重新檢閱環境課程：對中小學各科目中的學習目標、內容進行重新檢閱，確保環保教育內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     成立中央統籌及資源庫：教育局或相關教育單位可以成立一個線上及線下的中央統籌及資源庫，促進研究、分享和交流，為學校提供統一的環保教育資源。

四、     設計多元化的課內外活動：通過舉辦豐富多彩的環保主題活動，如垃圾分類、綠色生活、低碳校園等，讓學生在實際操作中提高環保意識。

[1]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mce/esd/main.htm

M+M之二：音樂文化館

 M+M之二：音樂文化館 許為天(信報 2023/12/30)

歌星偶像的流行文化

上一期說到M+M 的第一項 Martial Arts 武術在香港設文化館 ，今次補上M+M 的第二項 Music，亦正正回應香港政府當局計劃轉型文化博物館、設立流行文化館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館。 正如第一個Ｍ ，第二個Ｍ也是顯示香港獨有及突出的文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後的流行曲。就如現時在文化博物館展示紀念梅艷芳逝世20週年的「絕代芳華・梅艷芳」專題展覽，加上在星光大道「香港女兒」梅艷芳的銅像，確是勾起港人的集體回憶。 當策劃作為一個吸引海內外遊客的文化館時，更應包括當年乃至今天流行內地及海外的歌星：譚詠麟、張國榮、Beyond、四大天王...實在不應只是在星光大道的手印而已。就歌星的選擇而言，更可包括曾在香港生活及發展的鄧麗君及周華健等，當然更不要漏掉在近數年在中國大陸重拾風采的林子祥和陳慧嫻等。

以歌星偶像為單位的流行文化顯示，可以陳列歌星成長經歷、音樂用品、唱片和其他特定物品，甚或標示香港境內相應地點，如成長的屋邨及演出的場地等，讓境內外的遊客可以按圖索驥，全港尋覓偶像足跡，建構更豐富的偶像旅程。

發展傳承、國家規劃

就本港流行音樂發展及傳承，文化館可以促進香港音樂產業的發展，讓新生一代了解香港流行音樂昔日的輝煌，鼓勵年輕人勇於接棒，投身流行音樂事業。而透過文化館的平台，可以聯絡本地、內地及海外相關偶像的歌迷會， 定期組織展覽、演唱會及活動，例如一年四季可以輪流編排四大天王的專題；其他歌星亦可以按其號召力編排吸引境內外歌迷的展覽及活動 ，為香港新舊的年輕音樂人提供一個展示才華和接觸更多觀眾的平台，為香港音樂發展和推廣注入新活力。

音樂文化館的建立對香港旅遊業產生積極影響，隨著海內外旅遊市場的開放，文化館必然成為一個顯著的旅遊景點和文化地標，有助於香港遊業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香港的新興產業，可以為香港經濟帶來新的動力。而且，文化館更可以成為國際及文化交流的場地，可以邀請來自國內外的音樂人、學者和愛好者參與到文化館的展覽和活動中。通過與國際音樂文化交流，可以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互鑒，並增強香港在國際上推廣文化的影響力，夯實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回應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角色。

作為國家內部及對外的窗口及橋樑，建立流行音樂文化館突顯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在維護一國兩制的過程中，音樂文化館正是一個非常好的文化推廣和軟實力發揮的平台，通過推廣中華及本港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來增強香港在國家及國際的影響力。

基礎教育、設計選址

當然，香港流行音樂文化的保存及傳承不能單靠文化館的推廣，也要著重學校音樂教育的基礎。在一次「一國兩制」教師講座中，在奏出《獅子山下》樂曲前問年青的老師懂不懂唱，遺憾的是大半只說聽過，不懂唱。所以，教育當局應該編定一些經典的香港流行歌曲，納入中小學音樂課程，學校的歌唱比賽也可以規定一定比例的本地經典流行曲。同時，本地流行音樂的歷史和成就更應在小學人文科及初中公民、經濟與社會課程中佔一篇章，再與音樂文化館配合，相得益彰。

結合兩個Ｍ， Martial Arts 武術＋ Music 流行音樂，文化館的設計及選址也十分重要。 正如武術文化館，館內或附近有觀賞場地安排動態的武術表演；同樣地，流行音樂也要有現場真人及樂隊秀。如果M+M是合一場館， 白天武術、晚上音樂，同時激活日夜經濟， 在市區選址要遠離民居的首選西九龍文化中心。當然，如果科學館不是如計劃的搬至現時沙田文化博物館的位置，可以考慮將現時文化博物館改建成M+M文化館。

M+M文化館，不僅可以為遊客提供一個感受香港武術及流行音樂文化的場所，加強香港旅遊業的發展，還可以對香港相關產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同時也有利於突顯香港在國家及國際的影響力。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一座具有獨特風格的M+M文化館在香港矚目亮相。

M+M之一：武術文化館

 

M+M之一：武術文化館 許為天(信報 2023/12/2)

[見報編輯將題目改為原來的第一個小標題]

*舞劇《詠春》與葉問堂*

早前到佛山觀賞舞劇《詠春》，演出場地佛山大劇院美輪美奐，場地內外的雅致景觀更新了我對佛山「鄉下」的印象。這部舞劇在全國各地引起了極大的關注，而我深深感受到了《詠春》武術與舞蹈的結合所帶來的震撼力和藝術價值。劇中的主人翁葉問是佛山人，而劇中的場景卻主要集中在葉師傅設館授徒的戰後香港，作為港人在異鄉看本地場景，心頭一番滋味。去到佛山也一遊傳統景點：祖廟，祖廟內有兩大武林高手的紀念館，一是黃飛鴻；另一位亦是《詠春》的主角：葉問，在「葉問堂」細緻看看，葉師傅將詠春發揚光大的地點，也正是香港。

回到香港，我不禁思考為什麼香港缺乏展示以上在本地武術歷史中豐富的一頁，更延伸考慮到香港應該設立一個中華武術的文化館。這個武術文化館內當然有葉問的事蹟，更少不了葉問的徒弟：全球中華功夫偶像的李小龍(現時在佛山已有頗具規模的李小龍紀念館)。現時在沙田文化博物館已有豐富的李小龍展覽內容，可能因為標題或交通問題，似乎未能成為境外遊客熱點，如果能夠以武術匯聚，亦移師到一個交通更方便的位置，如西九或啟德，極大機會成為一個海內外聚焦的文化地標。

*雙龍匯聚、功夫舞藝*

另外，金庸先生以文述武，譽滿中華，現時在文化博物館的金庸館也應同時移植到新的文化館。再開放一些，更加要吸納其他武俠小說及漫畫名家，如梁羽生、馬榮成等人；當然還有我們的武俠電影，曹達華、于素秋的如來神掌乃至世界紀錄的關德興「黃飛鴻師傅」。

回到近代香港影壇武打高手，成龍、甄子丹也必在名單之中。甄子丹的葉問系列功在此刻，而李小龍及成龍兩位的電影作品的影響更是久遠尚存，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功夫的魅力，使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和學習中國功夫。兩位均是海外中華武術長青的偶像，雙龍同館，有利於中華文化的傳播，從而提高香港在推廣中國文化的國際地位，盡顯「一國兩制」的角色。

說起功夫武術，當然不只是靜態展覽，就像在佛山祖廟，每日均有武術及舞獅表演。所以在文化館內，亦應有武術舞獅的常設演出，更可加上已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香港特色：舞麒麟，傳統武術活動得以宣揚及傳承，觀眾遊客也有一個有溫度的動態觀賞。

回到最開始提及的舞劇《詠春》，筆者建議在以上「武術文化館」鄰近設立永久表演場地，另外更加可以邀請在深圳的《詠春》編舞團隊與本港舞劇專家合編《詠春-李小龍》的下集，集中李小龍在香港及美國的發展歷程。於是乎，在永久表演場地內，便可以連續兩日或兩晚接續表演《詠春-李小龍》的兩集，境外遊客也多了一晚留港的理由，促進本港經濟。

*教育播種、香港優勢*

單是武術文化館及舞劇只是添加了大眾文化的選項，要有傳承必定要有學校教育的基礎支持，聞說現時香港官立學校正在大力推展國術活動，值得欣賞。在內地，金庸武俠小說內文已成為語文科的標準篇章，強調可以透過金庸作品讓學生瞭解中華文化的歷史背景，武俠仁義更可培養他們的道德情操和人文關懷，香港的中國語文科負責專家會否考慮呢？還有，要談愛國主義教育，李小龍在《精武門》獨闖日本道場的「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當年擲地有聲，適當剪輯後亦是提高學生投入的上佳愛國主義教材。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香港要承擔一個新興產業，便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在一國兩制新局面，香港亦要發揮連接內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橋梁和窗口作用。香港在中華武術有重要和關鍵的角色，M+M 的第一項 Martial Arts 武術在香港設文化館不止恰如其分，更有中西交匯的優勢，達到傳承、發展及溝通三大功能，希望特區政府能慎重考慮以上建議。另外，M+M 的第二項 Music 及文化館選址將會在日後另文交代。

後記，是「武術文化館」(「武術」可能誤解為包含其他國家的武術)還是「國術文化館」抑或「中華武術館」，大家也可細緻參詳。

愛國主義教育：融入14億

 愛國主義教育：融入14億

許為天(信報 2023/11/4)

文章見報之時，返大陸的健康黑碼已經取消，為期三年多的疫情健康申報制度已成歷史。往返大陸方便了，人流也相應增加，香港市民北上消費的融入勢不可擋。當然我們也希望內地同胞同樣地南下香港，互相激活經濟。

開展愛國教育、稍欠當代國情

今年的香港特首施政報告中提出要「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市民對國家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將愛國主義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其中措施多落墨於中華文化，似乎缺乏對當代國情的推廣。正如筆者在今年五月的一篇文稿中提到，剛剛過去的亞運會，國家隊必定成績輝煌，確是增強香港青少年對國家體育的認識，透過比賽的榮譽增強對國家的認同。當時亦提到「香港電視台的轉播選取經常忽視了國家隊在較冷門項目的賽事，亦未能對國家隊的整體有較全面的報道，如賽後運動員或教練的訪問。」也提出「獲授權轉播央視體育頻道，並准許自行配上粵語解說」可惜的是，全部沒有實現，一場原來可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盛事，又在本港文化體育傳播的慣性中輕輕略過。

舉個準確例子，在今次亞運會的最最有價值運動員(MVP)的是國家隊兩位泳手：「蛙王」覃海洋(五金一銀)及「蝶后」張雨霏(六金)，而覃海洋不只是獨步亞洲，更在連串國際游泳錦標賽中在蛙泳中獨佔鰲頭，獲得世界泳聯評選的2023年度最佳男子游泳運動員稱號，在中國大陸億人稱頌，內地有網民稱曰：「鮮衣怒馬少年郎，誰人不識覃海洋！」可惜的是，這句話不適用於香港，最近我在兩次教師講座(一中學、一小學)中，問及有沒有老師認識覃海洋，反應是一個都冇！

既寵何詩蓓、也捧覃海洋

可能在香港的情況是「港人獨寵何詩蓓，那個會識覃海洋！」作為香港人，我也為何詩蓓選手在亞運會中取得兩金一銀三銅和其他泳賽的佳績感到自豪。而我們港人亦可以將我們的視線胸襟再擴大一點，認定自己中國人的角色，同時為國家選手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感到自豪，進而增強對自己國家的認同感和榮譽感，當然這便要在文化體育的廣播措施中多做工夫：

一、在主要新聞後的體育報道中設定中國體育的比例，其實，幾乎每天我們都有國家選手在不同的世界級比賽中參與，當中選出在符合新聞傳播中的兩Ｉ(Importance 重要、Interest 趣味)絕無難度，也比現時報導一些不太頂級的足球比賽、網球或高爾夫賽的非決賽進程有意思得多。

二、對國家優秀選手的艱辛培訓，披荊斬棘的努力作專題性的報導(其實內地已經很多)，製作成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激勵青少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他們的愛國情操。

三、發展到在免費電視的新聞頻道設立體育新聞的時段(由半小時至一小時)，讓香港的觀眾可以了解國家的體育訊息及選手們的佳績。

體育偶像言行、青少年人模範

以上談及今屆亞運會中的何詩蓓，又講到愛國主義教育，便不能不談她在兩次獲取冠軍的頒獎禮中閉口不唱國歌的行為，在內地網民中引起不少的爭議。當然，相類的情況也出現於去年北京冬奥的歸化金牌選手谷愛凌，而今次的焦點卻是在一國兩制下的中國香港選手。當然，不同國家的代表選手在開賽或頒獎儀式中會否開口唱國歌，真的各有不同。理論上，作為代表國家參加比賽的選手，唱國歌可以展現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和尊重。當然，亦有個說法是運動員已經通過參加比賽和為國家贏得金牌，表達了對國家的支持和貢獻，唱國歌只是形式主義的要求。但綜合而言，現時國家或地區的代表運動員，很多是獲取政府的資助及或賽事後的獎金，而這些運動員是否唱國歌便是對國家的認同和尊重的表徵，自然會受到公眾和媒體的關注，甚或成為青少年人的參考。

據報道，何詩蓓曾經解釋閉口不唱國歌是因為自己奪冠後心情激動，對國歌不太熟悉，導致疏忽。不同賽會對升香港區旗時的國歌真的「不太熟悉」，所以便出現早些時的播錯國歌事件。而香港運動員不熟悉國歌，各體育總會及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便真的責無旁貸，要加培訓及制度指引，要求每一個代表運動員均懂得唱國歌。

"而筆者擔心的是，眾多在商場中看直播捧何詩蓓場，高呼We Are Hong Kong的擁躉，當然不想見到香港選手唱中國國歌，選手門不唱國歌，會否就是因為這些軟對抗的壓力呢？" -- 此部分被信報刪去

其實，在運動場上升區旗，唱國歌，正是「一國兩制」標誌性的顯示；作為特區政府，更應鼓勵甚或引導運動員在這些場合彰顯「一國兩制」，唱好國歌，正好表達香港中國人的國情港心。

最後一件亞運花絮，何詩蓓在亞運會中兩奪金牌的時刻，當大會公佈結果後，何詩蓓還未攀上泳池邊時，賽會分別播出容祖兒的《我的驕傲》和鄧紫棋的女聲版Beyond名曲《喜歡你》，度身預備，相當窩心。確實，亞運會現場的BGM (Background Music 背景音樂)非常照顧，主辦城市杭州能夠包容我們七百萬人的文化喜好，我們七百萬人也應積極考慮融入這14億人中國的大家庭。

電影教育新思維

 電影教育新思維    許為天(信報 2023/10/7)

兒童不宜的《長安三萬里》

《長安三萬里》是一套在內地掀起熱潮，重溫大唐壯麗與詩人豪情的重拾唐詩的動畫大電影，在香港公映亦贏盡教育界界好評，不少覺得需要推薦給中小學生，增強學生對國學的興趣。但是，一看到這套電影的評級，屬於第IIA級影片，亦即兒童不宜。香港教師在《教師專業操守指引》中有一條操守準則是「恪守法治」-- 不應策劃違反任何香港法律的活動。雖然，電影IIA評級只屬勸諭性質，但是學校是德育的堡壘，要介紹學生看「兒童不宜」的電影，確實是有點說不過去。不少教育界朋友也有討論這件事。

筆者觀賞這套電影後更明白電影評級與教育推廣上的矛盾。電影中顯示了不少詩仙李白不羈的言行：打鬥酗酒，甚至結黨劫人，在較為嚴格的電檢中，尤其是針對傳統以兒童作觀眾對象的動畫，給出一個IIA評級也是合適的。再仔細探究，動畫電影的考慮又確實和一般電影稍有不同，就是動畫電影原來是針對兒童，例如迪士尼的卡通名片，此類電影在製作時已經照顧到兒童認知的限制，所以絕大多數在香港評級都是第I級影片。然而，當部分動畫電影由只為兒童而設發展成全齡動畫時，照顧全齡亦即是主要以成人及年青人觀眾為製作對象，以上的矛盾便出現了。

可能有讀者問，這是內地電影，應該有相近的難題嗎？原來內地電影是沒有評級制度，絕大多數經過檢核而可以公映的電影便對是全齡開放，不過對《長安三萬里》應否介紹給學童還是議論紛紛。普遍都認為值得指導學生參與這一場充滿文化底蘊的穿越之旅；但亦有持保留的意見，由年幼兒童不耐放映時間過長乃至電影觸動文教人士的國學基因而過分叫好等等。

 國民教育電影的迷思

《長安三萬里》傳揚中華文化，是國民教育上佳的教材，但是在推行國民教育中卻常常涉及一些IIA兒童不宜以致IIB青少年及兒童不宜的影片，《長安三萬里》IIA只是其中一例；三齣經典新中國歷史大片：《建黨偉業》及《建國大業》是IIA，而《建軍大業》更是IIB，同樣是IIB的還有近年描述新中國抗美援朝的經典電影《長津湖》及《長津湖之水門橋》 。其實11年前，《建黨偉業》在香港公映時，當年影視處表示，該片有暗殺、中槍濺血、士兵被炮火炸傷等「暴力場面」，按規定場面屬於「有限度暴力」，因此將電影評為 IIA級；電影中有「使用容易得到的武器進行容易模仿」的危險動作。當然去到以軍事戰爭為主題的電影，更難以逃避 IIB的評級了。

再翻看這兩年教育局給學校的國民教育行事曆，其中指示在7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103周年及7月7日七七事變紀念日，建議可安排學生分享國情或抗日電影觀後感，這是否指示學校呼籲學生觀看「青少年及兒童不宜」的電影呢？

與時並進、兼顧教育

香港電影三級制源於1988年開始的《電影檢查條例》，在這三十多年的修繕中，在II級電影中仍然使用「兒童不宜」與「青少年及兒童不宜」的標示。在香港的大眾文化，電影觀眾及家長對II級只作參考，實在不大計較，青少年及一家人要睇便睇，倒反中小學教師要恪守法規便綁手綁腳。所以筆者建議以下幾點：

一、參考不同國家的電影分級標示，改為一些較為實際的指導語句，例如將「兒童不宜」改為「PG Parental Guidance」(保護級)13歲以下需家長從旁協助指導；「青少年及兒童不宜」改為「PG 13/17」(輔導級)不適合兒童，13/17歲以下建議要有家長或學校作出輔導或陪同觀看。撇開「不宜」二字，以「PG」「保護」「輔導」等字眼，便更適合家長及教師作出觀影前後的教育。

二、本港電檢條例中，有關文化、教育或教學的影片，可以申請豁免評級。如文化局及/或教育局覺得以上類型有關國民教育的影片屬於文化教育事項，可以協助電影以上述條例申請豁免評級，便更加彰顯此類電影的教育意義。當然也要配合一些學校及公眾教育訊息，作恰當的解讀，以免公眾誤解。

三、其實現時學校要用電影作教學媒體，經常碰到版權問題。縱使是購買了影碟或網上電影資源，亦不代表可以在學校公開播放。有關當局應該與學科及國民教育團體，商議一批合適的電影，集體處理了在學校及學生學習(包括網上)使用的版權，使到教師在豐富學生學習資源上無後顧之憂。

四、一般公映的電影的製作不會只照顧學校教育，所以如果認定某些電影的內容可以作為學校的教材，相關單位(如片商或教育當局)便應該再作剪輯，製作教育版本，輔以恰當的學習材料，那便更加發揮電影在教育中的效能。

五、再進一步，可以考慮設立教育電視頻道，作為校園內外教育資源及訊息的傳播；及讓這一些電影(教育版)放在網上的教育城，師生便可以隨時隨地獲取增潤教學的材料。 

最後，首尾呼應中國內地的動畫電影發展，《長安三萬里》是盛唐華美的大製作，筆者介紹另一套內地今年暑期檔的動畫電影小製作《茶啊二中》，講述嚴師劣生演變成愛生護師的中學師生成長中的挑戰，劇情感人有趣，由此可以見到內地動畫電影發展的多姿多彩。可惜的是，如果《茶啊二中》在香港公映，戲中學生的頑劣言行又可能弄出一個「兒童不宜」的評級。

從贛州行看港人歷史觀

 從贛州行看港人歷史觀        許為天(信報 2023/9/9)

2023年8月中獲邀到江西贛州市作三日國民教育考察團，獲益良多。出發前筆者與大多數港人一樣，對江西認識不多：南昌、景德鎮、井岡山...大概如是，而對這接壤廣東省的江西贛洲市更是一無所知。經歷三日，眼界大開，值得與各位讀者分享：

第一、香港千家萬戶的淡水供應，大部份來自東江水，很多人誤解以為東江水源頭在廣東河源，原來在東江流域的河源其中新豐江水庫是供港的主要水源地，真正東江之源是在贛州市安遠縣上。在這源頭的三百山景區內豎立了一座護源石，上面刻著當年周恩來總理的囑咐：「一定要保護好東江源頭水」。身臨此境更要到景區內的「飲水思源展館」，館內對當年1963年香港旱情及快速建成東深供水工程有詳細的圖文介紹。更令筆者觸動的是，五十多年來，安遠縣人民為守護著東江水源頭的潔淨，實施了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製度和措施，「三禁三停三轉」，退耕關礦、封山育林。因各類資源限制開發，縣財政每年減少五億人民幣以上收入，對於一個不太富裕的縣份，確是一個很大的犧牲。飲水思源，心懷感恩。

第二、在香港經常要一板一眼地進行國安及基本法教育時，內地已經透過主題公園形式講述國家的百年近代史，遊園者寓歷史及民族精神於娛樂。「方特東方欲曉」是以近現代歷史體驗為主題的大型主題公園，「方特」是華強方特文化科技集團的簡稱，而「東方欲曉」則來自毛澤東主席的《清平樂·會昌》中「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的第一句，寓意深遠。

公園內有六大歷史主題區域和眾多近現代歷史主題項目，演繹中華民族尋求國家獨立和民族復興的歷程。團隊被安排參觀了四個主題項目：在《致遠 致遠》中乘著有軌小艇，流淌當年甲午風雲，見證今日海事強軍；在《飛翔》的大型懸掛式球幕影院內，凌空翱翔於祖國壯美風光、超級工程、歷史悠久的名勝古蹟和現代化的繁華都市；《歲月如歌》則以大型旋轉平台劇場的演出，帶領觀眾穿越時空在經典歌曲和精采表演中，重溫新中國在各年代的變化和發展；最後，我們坐上遊擊戰車，置身《鐵道遊擊》的烽火戰場，高科技沉浸式體驗當年抗日的硝煙瀰漫，感受先輩們熱血報國的壯懷激烈。

第三，中國共產黨建立在1931年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所在地瑞金便是在江西贛州市，今次不在我們行程之內。相關的景點是在贛州于都：紅軍長征的起點，設有「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館」。而最震撼的是晚上觀賞大型演出《長征第一渡》，講述紅軍戰士從于都集結渡江出發，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淬煉成長。其中兩幕：舞台上結合聲、光、電等高科技手段展示出瀘定橋上過鐵索橋的驚險場面；更運用了360°機械臂翻轉舞台打造漫天風雪的陡峭高山，演員投入的演出活現當年紅軍翻越雪山的排除萬難，「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同團的舞台裝置專家對先進的舞臺科技能如此演繹這革命歷史課題也是拍案叫絕。

筆者近年推廣國民教育，所以對以上的歷史及景物總算有點認識，在整個過程中有背景資料，易於投入。可是，現時新一輩的中小學老師大多數未有以上的歷史的充分認知及體驗。提升老師在這方面的知識及體驗，對建構一個全方位的國民教育十分重要。

香港過往的艱困日子：日軍侵港時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樓下閂水喉、四日供水一次」的旱災...，都應該是我們中小學生課程內的重點項目，讓學生深刻了解今天生活的安全和方便來之不易，50多年來的東江之水越山來，應懷有感恩之心，同飲一江水的同胞之情。

有關抗日的歷史，無論在校內的課程、校外的影視媒體均少有提及。現在國民教育行事曆中，已經標示不少抗日期間的重要日子，如九一八、七七事變、南京大屠殺等等，但師生仍欠缺一個較為全面日本侵華和抗日戰爭的認知，《鐵道遊擊》在抗日戰爭中發揮如何的關鍵作用？另外，在行事曆中提到要紀念「烈士紀念日」，可是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八幅浮雕之一的「五卅運動」，竟然在香港的中國歷史課程中未有提及，這一點也是值得檢討補救。

至於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在初中只有非常簡略的描述，當然大多數師生也不明白長征對於紅軍、中國共產黨乃至新中國成立的重要性。做一個對比，在美國小學的歷史課程中，學生學到獨立戰爭中福吉谷（Valley Forge）的艱難磨練，體會到美國立國時戰士們的奮鬥精神。相類地，長征更為艱困、歷史效果更為長遠，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香港師生也應該對這段歷史有更詳盡的認知。

總結而言，香港人應該捨棄「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日子」的過客心態，接受及投入「一國兩制」之下的國民身份，有較完整的近代及現代的國家歷史觀，才能珍惜現在，創造未來。

國教活動年曆的回顧與前瞻

 國教活動年曆的回顧與前瞻        許為天(信報 2023/8/12)

今年8月2日，教育局依往例頒布下學年的《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將國民教育的重要日子又添了五個。趁此時機，讓筆者回顧一下國教活動年曆的產生及其中的一些教育界的意見及討論，並作出一些建議。

在2021年8月26日，教育局發出公文《國民教育： 學與教資源及活動巡禮》，其中夾附了「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註明13個國教重要日子，以筆者的分類如下：

A.   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紀念(4)：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五四青年節

B.   新中國節慶及成立後設立的紀念日(2)：國慶日、國家憲法日

C.   一國兩制及國安法相關(4)：《基本法》頒布紀念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國安法》頒布周年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D.   學校典禮及節慶(3)：開學禮、元旦日、結業禮 [此項的併入，是因為在該日子或前後要安排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而「在國旗下的講話」也可算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

 「國旗下的講話」的參照

當時因為正值疫情，學校只能夠在網上與實體教學中盡力應付這些重要日子中校本學習活動建議的要求。要在開學之初的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作專題活動，學校必須要在暑期中有所準備；而一些法制紀念日(國家憲法日、《基本法》頒布紀念日、《香港國安法》頒布周年日)的活動，可以如何扣緊小學生可以理解的國民教育，也是一道難題。當然，在2022年1月開始要求學校每周有升旗禮，以上重要日子作為「國旗下的講話」的參照題目，也可以成為國民教育的常規。

及至去年8月2日，教育局將《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抽出作為獨立的通告，除聲明2022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更強烈建議學校參閱國教活動年曆，全面及有系統地規劃適切的校本國民教育學習活動。另外亦加多了五個日子：

A項：七七事變紀念日；B項：烈士紀念日；D項：勞動節

E. 黨軍節慶(2)：中國共產黨建黨周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

師生黨軍感知的差異

通告一出，較為囑目的便是E項的兩個黨軍日子，而B項的烈士紀念日亦考驗負責老師對當代國情的了解。按烈士紀念日的意義，是無數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獻出了生命，才有中華民族的獨立，才有新中國的誕生，所以烈士紀念日設在國慶日之前一日。但在香港一些校園的考慮是，在國慶日放假前辦了國慶的升國旗儀式，那麼國慶放假後才補回「烈士紀念日」，當時有老師問可以嗎？

至於黨軍節慶，筆者最初覺得是較為超前的舉措，舉個例子，在今年一次老師國民教育的分享中，問老師哪個是中國現時的執政黨，照常理無人不知，但我把咪高峰放近老師的口，他也說不出「中國共產黨」五個字，見微知著，顯示一般學校與中國共產黨的距離。但另一方面，在國教學生活動中，一個小四學生創作國民教育問答題目，居然提出「中國國旗最大的一顆星代表什麼？」我問她知不知答案，她絕不猶豫地對著咪高峰說「中國共產黨」。所以，就學生國民教育學習成長而言，黨軍節慶的加入又是順理成章。

及至今年發佈的2023-24學年《國民教育——活動規劃年曆》，又加多了五個日子，全是D.節慶，包括中國傳統的農曆年初一、清明、端午、中秋和一個國際的婦女節。

國教的聚焦及即時性

看來，現時國民教育確實涵蓋範圍甚闊，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當然也可以加上上元、重陽、七巧、盂蘭等不同文化內涵的中國傳統節日。另一方面，這兩年加入的勞動節和婦女節，節日的歷史及意義與國民教育較少交集，在如今已有23個重要日子中，可否考慮刪減一些呢？

還有，國教活動應該對不同學習階段有系統性的聚焦，如在初小可以集中在學校典禮及中國節慶，及至高小便加上新中國成立前後的紀念日；繼而之到初中便增添一國兩制及國安法相關的日子；最後到高中才有黨軍節慶的活動。

最後，國民活動亦應該有即時性，譬如今年是國家倡議「一帶一路」的十週年，正好給學生一個放眼世界、增強國際觀的一個學習體驗。還有今年國家兩個城市舉辦兩個大型的運動會，剛剛過去的成都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在暑假中較難推動學校活動；所以更加要珍惜在九月底開展的杭州亞運會，這場盛會不止讓學生了解國家在舉辦大型運動會的出彩和實力，更對國家的體育成就感到自豪，也提供了一個了解不同國家和文化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