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香港學生 許為天(信報 2024/5/4)
105年前的今日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1919年的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這場運動起源於對巴黎和會上中國權益被侵犯的憤怒，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發起了抗議，隨後迅速席捲全國，成為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提倡民主與科學，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以上的內容都是香港學生在課堂學到的，而在三年前在內地火熱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增添了我們新的認知，最關鍵的是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共產主義在五四運動中萌芽和發展的具體例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思想啟蒙：五四運動期間，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推動了思想解放，許多知識份子開始接觸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通過翻譯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使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得到了傳播。
2. 組織建立：透過五四運動後，全國不少具有先進思想的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成立了學習小組和研究會，如北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海的「社會主義研究社」等，這些組織成為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的重要陣地。
3. 黨的成立：正因為五四運動後在全國乃至海外如雨後春筍般的共產主義學習小組建立，便促成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成立，成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4. 革命實踐：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一些共產主義者開始嘗試將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行革命實踐活動。例如，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新式學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革命骨幹，開展農村革命。
以上這些認知，當然不會在香港一般課堂中可以學習，這也便是劉兆佳教授三年前(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接受訪問[1]時所講的「過去由於歷史原因，香港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可能存在局限」，甚至存在一定的陌生感和畏縮心理，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劉教授提出建黨百年應成香港社會對中國共產黨「脫敏」契機，未來以中國共產黨名義舉辦的活動在香港不應再如此敏感。三年過去，政府的行為有郵政局在三年前發行建黨百周年的紀念郵件、教育局將建黨週年紀念日(7月1日)放在學校國民教育活動行事曆，還有沒有呢？效果如何，就連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議員在此刻談到愛國主義教育時，也只提了一次中國共產黨，接著便使用執政黨來代替這敏感的名稱，似乎這個「脫敏」都未見有顯著的實現。
筆者曾在前文提及現時很多中小學生並沒有像成年人般「避共」的態度，並且在一些學校安排往內地遊學的安排中，也去到一些與中國共產黨發展有關係的地方，如延安、井岡山和長征出發地等，所以「脫敏」可以在學校校園開始，亦可以到五四紀念日帶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說起，學生理解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歷程，才會增進對國家歷史和政治體系的理解。亦可以用較為軟性的認知，譬如透過陳獨秀與他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的關係，體會出親情與革命理想的矛盾與匯合。
當然，「德先生」和「賽先生」仍是五四運動帶給香港的中學生和大學生的關鍵五四精神。在基礎教育推行STEAM教育，「賽先生」的科技知識技術絕不欠缺，而更重要的是科學、理性、批判和進取的態度，培育學生探索精神、批判性及創新思維。而在「德先生」方面，過去香港學生習慣了西方的於「民主」說法：多黨制全民選舉，到今天亦應該了解到自己國家對民主的演繹，在2021年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中有詳細的介紹：在中國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各項實踐：選舉、協商、決策、管理和監督。最後，還有一個我們忽略了的五四代表人物：「穆姑娘」(Moral)，五四的知識分子承續了傳統儒家「修己善群」觀念，在他們所強調的個人自由和精神獨立的「小我」，有著更高層面的國家社會責任意識，以天下為己任，胸懷家國，亦是本港學生在愛國主義學習的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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