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在…

 大學之道在…    (信報 2018/9/15)

新學年開始，較惹人注目的大學新聞有二：一是香港教育大學、港大、中大和浸大的開學禮上，學生會代表的港獨言論又一次引起公論；二是大學「神科」取錄「非聯招」本地生的比例甚高。

有大學生由反共反中反建制以致傾向「港獨」，所佔比例不高，但能站在台上的總算是學生代表，真的是可以代表政治活動上積極的一批大學生。此等現象一年復一年，亦引證了兩年前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一項調査結果：受訪中五學生36%對國民身分認同較弱而出現「國民身分危機」，而其中七成人對政治活動卻不熱衷，研究所指這類學生對國民身分及「一國兩制」抱有質疑。大多數中學生對政治冷感，入了大學也只會參與小眾的「細莊」，即學系系會與及活動社團。至於學生會或學生報等「大莊」，政治性高，去得勇時法庭監獄也可能是學生運動的終點，所以只有少數大學生有意願參與，有時更會出現學生會出缺的情況。因此，在缺乏其他政治取向的學生競爭之下，此類反中傾向的學生代表便可長期佔據學生會的發言高地。

而對大多數大學生而言，也如上述調査所示，很多在中學時已對「一國兩制」抱有質疑。到了大學，雖不會上「大莊」，但也不會反對積極份子與中國及建制對著幹，一於「剝花生」。而對大學當局而言，最麻煩的是因學生言行所引起的法律責任。當然時至今日，大學高層也受到一定的政治壓力，但畢竟在「學術自主」的光環下，行政人員以致教授講師都還可以自由論政，各不相干，更難管到學生。如此學習成長環境，反中傾向在四年大學生活有增無減。年青教師也是經歷相近的成長，筆者在最近的國情教育教師講座中便有所理解。

過去兩年來，所到學校的教師對這個講座的內容平均而言都是較正面的，也可以理解為都認定「國情」在學校教育的位置。可是，今年至今已到了三間學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教師回應正負均等的情況。和同行談到這情況，在大學教教育文憑的朋友也指出學生的教學反思作業中也常見「抗中」以至「反中」的表達，這也難怪很多年青教師對我這位教育老兵的話聽不入耳。如此「受教教授」的反面國情教育的循環，會否便是香港「一國兩制」的常態呢？

另一個話題涉及大學收生的錄取傾向，根據教協會在這方面的分析：「神科」如國際商業、醫學、法律、建築、牙醫等科系，在2017年收生時取錄「非聯招」本地生人數比例可以由三成至四成半。再看看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與高級程度會考課程(GCE-AL)及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DP）最高等級的獲取率：HKDSE(5**，1.3%)；GCE-AL(A*，8.3%)；IBDP(H7，全球-7.7%，本港-24.1%)，也便得出HKDSE難取高等級，非HKDSE成績更受「神科」科系歡迎的印象。IBDP在全球本港均是偏向精英的小眾課程，而GCE-AL也是傳統英國預科精英的公開評估，相對於香港全民應考的HKDSE，有較高比例的優異成績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本港的中學現場，GCE-AL及IBDP只可在國際、私立及直資學校推行，在直資學校中更會是擇優而教，所以在客觀上學生和教學配套已是「才財」結合，GCE-AL考核標準較易掌握，再加上小班教學，又減免HKDSE惱人的中文、通識、校本評核與及平庸化的學習内容，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大學「神科」要「擇優取錄」，瓜與豆也是懂得分辨的。

       當然這個選擇會使教育機會趨向不平等，有使命感的大學是嘗試用其他方法挽回，如美國有多所頂尖大學將近5%的名額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有點像印度電影「起跑線」的劇情)，普林斯頓大學更在去年把比例提高到22%；而台灣成功大學「成星計畫」亦以特殊方式招收兩位家境極端困難的孩子進入成大最好的系之一，也顯示出大學收生也不只是「擇優」。

教學的專注與多元

教學的專注與多元 (信報 2018/8/18)

在過去的一個月，我到了台灣高雄市進行修身減肥的計劃：教練指導飲食和運動，我依足指示作三餐的調整與及每天的晨操晚練，每周也有雙休日到各地旅遊嘗美食。一個月的結果下來，體重減了五公斤，而腰圍也減了十厘米。教練將我列為樣板，給台灣的朋友標示這香港稀客的成績，而作為實踐者卻覺得一個月的過程有如此結果確是順理成章。一般人而言，體重與腰圍都是加與減的問題：輸入過多(即飲飲食食)而輸出過少(疏於運動)便積聚脂肪，「減肥是明天的事」，便一日一日地體重腰圍逐漸增加。只要能付出一個月的專注來做好修身減肥這一件事，大多數人都能做到我的成果。所以難得的不是有成績，而是能否付出如此的專注。

同樣道理搬到學校的教學上，老師專注教、學生認真學，便可以得出理想的學習成果。但現實上，要在現今香港主流中小學有專注的教學，真是談何容易。首先是教學内容方面，小學的傳統科目有兩文三語、再加上數學、常識、音樂、視覺藝術和體育等，現時大多數是專科專教，至多兼教一兩科，也可謂之專注；但近年課改教改中則加了不少成本效益成疑的教學内容，如專題習作、資訊科技、校外境外學習以致ＳＴＥＭ等，所以老師也要不斷學習，務使既能保持傳統學科學習，亦能兼顧課改内容。

而在教學方法，世紀初時已由傳統Board and Chalk的黑板教學轉為電腦投映，近十年則再加上互聯網的連繫。這些只是課室設施的更改，一般老師還可應付。但更關鍵的是教學範式的轉移：由教師教為中心轉為學生學為中心，於是乎不同的學與教模式便接踵而來：互動式電子書、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自主學習、合作學習、翻轉課堂…林林總總，做得好都是有利學生的學習。但事實上，在有限的人力和時間資源下，老師能否兼顧在內容和技巧方面的傳統與創新呢？

回到學生方面，一般小學生原來頭腦靈活，求知欲強，如能給予適當的引導，按部就班，小三及小六的TSA基本水平，根本不是問題。只不過是在學習和成長過程中未必是一帆風順，譬如碰上教得差的老師、家庭結構有所改變(如父母離異)，而當時未有相應的補救時，某一階段的落後便引動學業上接續的「失敗」，也便構成在中學階段時「讀書不成」的標籤了。如果當時能夠有師長專注指導，後來便會是另一條路了。另一方面，就算是學習中等水平的學生，在日常課業和活動中均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和指標，學生和家長也難處理其中的必要性和優次的編排，應付到的叫做「全面發展」，其餘的便出現了超負荷的情況，最後更可能變成學習動機減弱甚至厭學的悲劇。

在一般家長的心目中，部份直資名校的教育配套便是官津學校的理想運作榜樣。直資名校的學生單位成本可以倍於官津學校，在此財雄勢大的背景，教學的內容和技巧有能力與時並進，學生能力的差異亦可以細緻照顧，成本的多元(港元的「元」)構成教育上的多元。而在一般官津學校，雖然資源已比十年前有所提升，但仍難應付不斷出爐的教學新猷。實際的處理可以是整理好學校的資源和人才，專注做好學生的基本學能、德行與體格，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再在學校強項中培養可持續發展的特色，不要人有我有，便有機會令學校成為老師愉快教、學生有效學的場所。

高中錯配教育的困境

高中錯配教育的困境 (信報 2018/7/21)

在十多年前，筆者還在中學校長崗位時，在新高中課程改革的議論中提出新高中並非只為中學生升大學，而是讓不同志趣和程度的學生有相應配合的學習經歷，享有一個有成果又豐盛的高中校園生活。課程内容應建基於中學會考的多様化學習，而不是以大學入學為主導的高級程度會考。可惜事與願違，得出的是一個主要針對大學升學為目標的傳統教學模式的學校課程。現時教育當局常以應用學習及多元出路為藉口，總之六年中學後學生有出路，便算是解決了在難以適應傳統學習的高中學生的困境了。

這批同學已在九年强迫教育中評定為學術能力不足，理應安排在高中有另類的課程和學習模式，讓他們有能力學到，有興趣去學，學成後亦有實際發展的出路。然而，他們除了少數會轉到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修讀，大多數還是在主流中學就讀，課程主要以傳統文法高中的教學。如果站在教育道德高地，教育當局要中學老師向一些未具足夠學能的學生教授他們不能懂或是無須懂的課程，當局應負上失責之難。

而現實的是，教育制度既有如此改變，以前兩年高中會考有多樣的課程，縱使教學低效也只是年半的校園生活便算中學畢業了。到現時要捱三年，不少中學便要動腦筋才能為師生在教學中解困。首先是要解決學生學什麼，原來源於職業先修的中學會有優勢，因為已有一些非學術傾向的教學内容、設施和師資。而在調動教師任教科目時，工科術科教師比傳統文理科目教師較易接受一些冷門而實用的科目，如「旅遊及款待」、「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與「科技與生活」等。筆者更了解到很多同學在修讀這些科目後，尋回學習的動機和能力，在文憑試中考到不錯的成績。可惜的是此等課程的提供是校本安排，一些中學未有師資設施，便不可以提供此類科目。其實，當局可以作「積極歧視」的安排，提供資助予該等中學開設學生適合就讀的課程；至少可以主動安排集中學習或跨校學校的做法。

當局現時提供的應用學習亦産生不少問題，尤以學生自行到課程提供機構處上課的安排更為嚴重，出現課室秩序問題，更多的是缺席課堂，也難怪很多中學都要三令五申，強調在應用學習課堂缺席會以缺席學校課堂同樣的處理。缺席可以如此處理，但課堂秩序便難以遙控了，於是乎有學校要派老師跟從學生一齊出外上課，解決了問題，但是成本也真是的太高了。外出上課問題多多，便有學校設立多元學習課程，有是安排自己老師多才多藝設計課程以配合一些公開才藝認證；有的是與職訓局合作，由職訓局派員到校授課。

解決了一些選修課，師生也難避免四科必修課，上個月已談過通識科較接地氣，還可以談談寫寫；中文科教得活潑一點，也可以互相遷就包容；來到英文數學，簡直是叫苦連天，只靠老師的教學技巧和師生關係，縱使如此，真正努力認真的學生也只能事倍功半。十多歲青少年，正是腦筋靈活、勁頭十足的時代，為什麼總是要讓他們面對挫折和失敗呢？

現時有企業為此類學生提供了Project We Can學校起動計劃，安排學生到不同企業進行職場體驗活動，真的起動了不少學生的學習動機，然而為什麼可以將此類學生肯投入的活動編進主流學校的課程呢？當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了，而語文學習又能配合職場的需要，做到「學有所用」，也不需要拉牛上樹了。

通識科的過去、現在、未來

通識科的過去、現在、未來 (信報 2018/6/23)

在十多年前，筆者還在中學校長崗位時，在新高中課程改革的議論中是不折不扣的反對派，尤其是針對通識教育科的必修、必考、必要(大學入學要求)。當時的立論有在宏觀上，新高中改革涵蓋學術、課程及評估，不應一步到位。通識科是破舊立新的舉措，不宜莽然冒進。另外在課程内容及教學法方面，更是難以掌握；通識科議題的更新頻率，令到任教老師難以應付，作為選修科目還可以傾側資源玉成其事，但作為全民就讀的科目便會感到資源不足。再者，建立通識科就是「強幹弱枝」的課程大改革，數理減科、史地難全，香港真的要來「教育大革命」嗎！現職相關科目老師要被迫調配任教通識科，不止人事管理上有問題，連教學效能也受到影響。最終一場「通識大辯論」後便由當時強勢的教育領導人一錘定音：通識教育科依教改計劃上馬，調撥充分資源、加强在職及入職的培訓。所以，當時各大學的「通識教育」師資培訓便如雨後春筍，出版社及報章的通識科教材至今仍是源源不絕，也就配合通識科必修的大勢所趨了。

新高中課程在2009年開始實行，筆者也在那期間提出「猛回頭」的觀點，歷因為在教改的傳統智慧#中，當時是由「解凍」階段進入「過渡」，若然踫到大障碍也會有機會「回頭」。可是教改潮流並不因筆者個人意願而改變，通識科以致整個高中課程體制也在資源師訓配合下「重凍」成為中學教育穩定的慣常狀態。

在排除萬難後，通識科推行至今又真是達成了大部份當年計劃時的教育成果，就是培養學生：

-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

-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

當然，其中「認同國民身份」這一項之不足也便是要檢討通識科的原因之一。然而，在現有中學穩定的教育生態環境下，作為一科已是香港特色的中學課程，筆者便要用另一觀點去看通識科的未來發展。

首先，舊體制的文理分科，數理為先、史地全讀等已不再是本港高中教育的金科玉律了，况且學能優異的學生基本上還可以依舊制的文理科目選修，在「４必修+３選修」的組合下可以成為傳統的文理精英。而對學能中等或以下的學生，修讀接近社會生活成長的通識科，總比修讀及應考一些傳統文理科目更有趣味。所以以整體學生角度而言，通識科確實比其他文理選修科更合口味；而以教育觀點而論，社會生活成長的議題可以在正統教育體系内得以向全體學生傳授，更是世界難求的高中課程，某些外國教育專家對本港通識科的吹捧也不無道理。

當然，通識科一直存在的教學及評核上的問題還是要解決，這便可從課程内容和評核方法中對症下藥。筆者一直反對「校本評核」，當然在通識科也不例外。若真的要保留，則可與公開評核分開評等，致令「校本評核」可具校本特色，如合作專題、科技創新等，教師可以專業自主地因材評核，發揮學生所長。至於課程及教學方面，現時是議題為主、内容為副，故經常未能照顧到客觀事實的全面性(如「現代中國」)。這便出現因教學多引用中國大陸多爭議的政治社會報導，而較易得出師生對國家的負面感覺。所以，筆者建議可設立另一選擇的通識科課程，以内容為主、議題為副。其優點是教師較易掌握課題内容，亦無須頻常更換教材，提升備課效能；而學生也對不同的課題有較整體的了解，增強多角度觀點的具體支持。

「水能覆舟、亦能載舟」，以教育政策的學校層面而言，師資教材已備；到教育層面，通識科有利學生學習成長，也是本港教育特色；及至政治層面而言，若通識科内容及教學能調校得宜，便不難培育本港學生達致通識科的最後宗旨：「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 負責任的公民。」

#學者Kurt Lewin的改革理念：第一個步驟是對舊體制的「解凍」(unfreeze)，第二階段是「過渡」(transition)，而最後步驟便是「重凍」(refreeze)，將改革措施程序化成為穩定的慣常狀態。

蘇Sir精神的傳承

蘇Sir精神的傳承  (信報 2018/5/26)

本月九日一朝早便有噩耗傳來：尊敬的蘇振學先生(蘇Sir)因癌症不幸離世，不禁黯然神傷。還記得一月時在東涌一齊協助香港青年旅舍「昂步棧道」的活動，雖然也知道他身體有點不適，但也難料在四個月之後便是天人相隔。蘇Sir是我們一批中青年人在青年和教育服務的人生導師，他在教育局的職務上致力推廣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The Duke of Edinburgh's Award，簡稱DEA）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1997年易名，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簡稱AYP）；在義務工作上積極參與香港青年旅舍以及其他公益項目，提升青年人的生命質素，這些豐盛的貢獻真是值得在青年和教育服務的朋友了解。

第一次見蘇Sir是四十年前，當年我剛入行當中學老師，年輕好動，被學校編排作DEA校内導師，更被推薦去參加DEA野外鍛鍊導師培訓，便開展了與蘇Sir的交往和情誼。他當時是教育署負責此項目(DEA野外鍛鍊)的官員，初次見面已感覺他是另類「官員」：没有官款，不怕多事，只想推廣DEA。DEA 要求青少年人要達成技能、服務、野外鍛鍊與及康樂體育四方面(至金章級加上團體生活)均有表現，達至全面發展，給予高中學生在課外學習一個有系统的發展規劃。

但是如此煩複的學生活動，加上野外鍛鍊有歷奇冒險成份，以當時的學校和教育署氣氛：多做多錯、唔做冇錯，只有「傻仔」才甘心樂意。而當時蘇Sir這「傻佬」便帶著我們這批「傻仔女」通山走，帶領學生走出一條又一條的郊野遊踪。當年很多一齊帶隊的老師還在拍拖的階段，要將周六日與拖友家人的寶貴時光貢獻出來帶野外鍛鍊，確實有難處。在那時候，蘇Sir的名句便發揮作用了：「如果您覺得這服務有意義，您便應帶同您的女或男朋友一同參與，可以同時帶隊、同時拍拖，更可以壯大我們的隊伍。」而我不止和女朋友(即現時太太)一齊帶隊，也號召了一些同事共遊山野，修己善群，無以上之。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蘇Sir走遍不少中學，在禮堂、教員室、校長室等地方，分別向學生、老師和校長推廣DEA。不少校長、老師和學生都是被他熱情澎湃的講話打動而踏上DEA這段不一樣的人生路。典型的例子有老師曾經因為被學校委派作DEA負責這苦差而苦惱，但至後來卻轉型成DEA或AYP的積極推動者，箇中轉變的主導人物便是蘇Sir。如此的能人志工一批一批地在蘇Sir的信任與同行中，受到不斷鼓勵而接受自我挑戰、均衡發展、認識自己、創造未來；亦在他的領導下，為香港中學生的全面發展發光發熱、盡心盡力。

作為一個青年活動的領袖，蘇Sir並不是以指揮式去動員群眾的支持和參與，而是走入群眾一齊活動和服務，事事關照，以身作則。另外，他在教育署的工作不止是DEA的崗位，在其他活動中，如校際話劇比賽等，他在前線的工作並不因其「江湖地位」而有所怠慢，禮貌周到，躬身力行。我們這批後輩便是看在眼裏，見賢思齊。

由對蘇Sir領導行為的觀察到今天在學校領導理論上的領悟，蘇Sir充分顯現一個指導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作基礎而轉化成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的實踐。他不止是對於DEA乃至青年旅舍活動的熟悉，更重要是他以關注青年成長的初心，透過他打動人心的一言一行，帶動起老師學生在DEA參與的量與質。成就了每一位參與者的自我實現，達成DEA活動的目標，更成功促成眾多因DEA而成的團隊，三者的達成便是團隊工作的優異標誌。

今天這篇文稿是讓讀者了解一個努力不懈的教育工作者的生平點滴和啟示，也是希望在世的教育同工能以蘇Sir為榜樣：專業裝備、不忘初心、善言敏行、乃役於人，帶領青年學子走上不平凡的人生。

蘇Sir，永別了，良師益友，精神長存。

國情教育的實踐

國情教育的實踐  (信報 2018/4/28)

上周應邀出席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舉行的「國家憲法與一國兩制」研討會，其中邀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原主任委員喬曉陽先生擔任主禮並發表達一小時的演講。出席此類高規格的大型政治性研討會的成年人各有原因：由捧場到學習、由交數至交心等等，是香港政治環境的現象，是好是壞，見仁見智。然而，一些不是自願出席的青少年又是另一情景：坐在我旁邊的有一批穿校服的中學生，在全場研討會中大多數學生都在掃手機，極大可能是學校指派而來，再說真一點便是「被迫」出席捧場。如果真的因為所涉學校要交數，那麼也要做好準備，如研討會的工作紙或會後報告的跟進等，促使學生能專注研討會内容，有所得著。如果只是要求學生出席，便滿以為起碼可讓學生見見大場面，也是一種經歷。誰不知學生的感覺便是這些所謂推廣基本法，便是被迫悶足一個周末上午，「你要講、我要來」，就國情教育的兩情(情況與感情)而言均只是負面的認知和感覺，如何可以算是向學生推廣基本法呢？

相類的「好心做壞事」情況亦出現於學生回内地考察學習，有出現安排到的酒店管理不善，以致召妓卡片派進了師生的房間；國內導遊對香港情況隨意批評；到訪學校的校長對本港師生語帶嘲諷。此等情況的出現，帶隊的老師要即場處理，如迅速收回召妓卡片、恰當向學生解釋批評嘲諷等訊息來源的角度，減低對學生的負面影響及對接著行程的干擾。及至返回香港，學校也要加强對學生的輔導以致與家長的溝通，才能平息此等國情教育活動帶來的危機。當然此等情況並非普遍，但如果學校未有如實地反映予組織考察的機構，及時取消帶來負面影響的安排，則這些酒店、導遊與及校長便繼續進行我們不想見到的負面國情教育。

以上情況可比作一班學生遇上教學質素差劣的老師，不止學不好那老師負責的學科内容，更對那一科學習失卻興趣，而上述情況的教育内容便是「國民身份認同」。在香港的中小學教學内容方面，國情教育内容不足，對中國文化、歷史、地理等學習在廣度和深度方面有所欠缺。例如，近年在國內大受歡迎的大型詩詞電視節目，如「中國詩詞大會」、「經典咏流傳」等，便是建基在近廿年國內中小學詩詞教學的要求，以致一般青年人準有百多首詩詞在腦，那就可以對這些節目中的經典詩詞產生共鳴，從而加强對中國文化的傳承以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反觀在本港中小學的多元化學習中，對中國傳統詩詞文化未有強調，「不懂詩詞一百首、那來經典在心頭」。在基礎教育中缺乏了正面國情的底蘊，再踫到以上負面的國情經驗，也難怪有部份師生抗拒北上大陸，更遑論什麼中港交流與共融。

所以，以上校外及境外國情教育的推行必須考慮到教育目標達成的機會，如果未能了解活動成效或作細緻準備，以教學效能考慮，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將老師的精力做好在校内較易控制的正面國情教育：由「三字經」、「弟子規」以至配合現時ＳＴＥＭ發展的紀錄片「創新中國」，均可成為有效的國情教育材料，編進校内課程，打好學生國情的基礎。

而在内地交流方面，有學校也吸取了以上負面經驗，自行與國內姊妹學校安排交流互動：住有那些學校的宿舍；兩校學生一同到主題樂園遊玩；本港師生家訪國內學生家庭等等，將交流活動辦得生活化、趣味化，帶來不止在國情教育的得著，更有兩地情誼的群育實踐。所以，「問渠哪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少一些由上而下的硬性要求；多一些由前線專業出發的教育編排，國情教育還是可以步向健康的發展。

香港的大學生教育

 香港的大學生教育  (信報 2018/3/24)

上個月的一篇《大學如何教學生》，確實引起不少新舊同事的共鳴，亦有提出教育大學學年初民主牆冒犯標語與浸大語文中心事件在處理上的比較。我覺得兩事件有所差異，無須比較，而道理還是可以說清楚的。

浸大事件主要是校内的教學要求情況，而事件曝光時所涉學生身份已全部顯露；教大事件卻牽涉到校外政治局面，而事件的證據並不容易即時定奪，加上真假虛實情況還要經一段時間了解，難以在短時間回應。誠然，在學年初教大出現如此涼薄標語，再加上政府高官、輿論及校内學生會的兩端看法，確實對教大的形象有所破壞。可幸是當時校方能承擔教育者的責任，以教育為宗旨的即時回應亦為一般大眾接受。而正因要時間偵查涉事人士，也讓教大事件可以有較長時間作事理的沉澱和回應的準備。

及至上個月教大交代此事的偵查結果及處理：有關冒犯副局長的標語是校内生非教育系學生所為，學生紀律委員會已作出嚴厲的懲處、不會公布涉事學生的資料及懲處內容。當然，在之前曾大呼嚴懲肇事者的人士有所不滿，然而站在教育立場，則不公布犯規學生資料卻是本港教育的優良慣例。筆者數年前到台灣大學圖書館，看見壁報上貼滿未依期還書的同學姓名；國內不少中小學還有將學生違規的姓名和事項張貼公布。相對於兩岸，教大的做法也是依本港學校的一貫處理，隱惡揚善，在保護學生避免公審之餘吸取教訓，痛改前非。

況且，此事涉及社會的政治活動，背後的思想、行動的決策等等，對一些社會經驗不足的大學生而言，可能是莽然將網上貼文公諸於世，亦可能是群情激動後的衝動行為，未有對公眾和自己的後果有所考慮。同時，大學也付出了相當的「學費」，與學生一齊在教育成長中的「經一事、長一智」。

確實，在新學制中，中學六年制的畢業生没有以前中學會考的考驗和篩選，而領袖角色培訓亦比以前預科教育在質量方面均有所不足，加上年齡低了一年入大學，大學新生以致整體大學生可以說是比以前幼稚。筆者在十年前新學制推行時已有以上的預測，亦呼籲大學學生事務部門要做好準備功夫，多加生活及學習的輔導。而據筆者的觀察，各大學著重於大學第一年課程的編排，而未有將新學制下的新生輔導作出相應的關注。當然，社會政治環境的改變，大學更應加强對學生成長的關注。

現時各資助院校的學生會與及學生報社依然「自主」，由少數「活躍」的學生把持，以一己的「仗義」，言行可以違規犯法，但此等言行並不代表大部份本港大學生，可是其他同學卻要在社會形象上一齊結賬。最近出席一些活動時便經常被不少界外雇主查問：「點解而家Ｄ本地大學生咁㗎？」

筆者從教育及管理角度看現時本港大學生教育的最大毛病，是大學當局缺乏「先管後教」的理念與實踐。以現時受政府資助的大學而言，有足夠經費可調配至學生管教方面，如在每科系中設專職教師統籌學生的適應、發展及前程規劃等輔導，具體計劃及成果為科系評鑑的關鍵表現指標；學生事務部門對學生的成長及活動作較主動的引導。當然，對象畢竟是大學生，引導應以軟性互動為主。就如最近在教大校園內，在大門入口便貼上「傳承師德  燃亮生命」系列的標語：「身教重於言教」、「學高為師  身正為範」…設公開論壇探討「傳統師德的現今演繹」，耳濡目染，確定大學對學生教育的要求，也希望在大學工作的同事能以身作則，「傳道、授業、解惑」。

大學如何教學生？

大學如何教學生？  (信報 2018/2/24)

筆者過去十年至今都在本地大學工作，因角色問題在此欄中少有提及大學生和大學教育。在浸會大學的十年服務中，主要是教兼讀教育文憑的學生，多數是現職的教師或教學助理，又因為是教課室管理，大多數學生都願意接受一些較本科學生嚴格的課室管理要求，如對出席準時的獎勵、上課不專心行為的提醒等。但是亦有一些「課室管理」課堂是面對正在本科全日制的大學生們，部份反應是有所不同：覺得無須理會他們的遲到早退情況；上課有不專心的自由，只要不干擾其他同學便應接受…在經過解釋師訓課程的要求及培養足夠師生關係後，大部份學生還是理解的。當然還有小部份覺得這位許老師過份嚴格，加上功課也有一定的要求，到最後他們作教學評估時候給予低分，而我又要在回應中寫一大篇文字再加數據說明，這也便是一個認真要求學生的大學教師經常面對的景況。幸好，我是教老師或準教師，大部份是兼讀學生，又是教「課室管理」，也對自己的教學內容及技巧有信心，所以不致於要看著少數學生的負面「教學評估」來調整教學要求。另外，在浸大的十年教學中，大學都有要求學生必須出席至少七成課堂才可合格，所以老師也可以大學的要求作恰當的課堂管理。

然而在今學年開始，浸大校方通過取消以上七成出席的要求，亦即縱使學生全部缺席，也可以交齊功課或出席考試而達致合格甚至優良的成績。當然，身為教育中人，保持或取消此等出席要求都有其道理，而取消出席要求相信會受絕大多數學生歡迎。可是當在草擬階段時，我所接觸的浸大教學同事卻全部反對此項新政。另外，浸大要求本科生必修體育，這和最近弄到滿城風雨的普通話要求也是在全人教育下的教學政策，但可惜的是也在新政下取消，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學生的反對。在此背景下，讀者會更明白為什麼浸大校方會設計一個普通話修讀轄免評核，提供部份學生免修普通話課程的機會。

熱衷爭取學生權益的學生在此「學生為先」的勢頭下，校方善意地讓我們可以免修普通話，居然碰上轄免評核試七成不合格的結果，便有可能出現疑問甚或激憤的反應。由學生的回應和浸大舊同事的消息，說學生們已通過不同渠道與語文中心的老師溝通，均不得要領，便採取他們覺得是「和平理性」的「佔領行動」，再出現了熱爆傳媒的粗口罵師的紀錄。筆者絕不贊同學生的「佔領行動」，亦會指責當時學生辱罵師長的行為。但是，我更要探討的是，為什麼學生會變成這樣？香港社會、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如何「培育」我們這批未來社會精英？

上文已交代本地大學的教學評核制度令到很多大學教師要「照顧」學生的需要甚或怕學生的負面評分影響續約，致使教學成效成疑，更使部份學生習慣於怠學欺師。基於部份大學生的言行慣性如粗口助語詞，加上校方政策上的趨向，筆者也不訝異大學會出現此等風波。

所以最近有朋友問我有關本港教育的問題時，要我說一個最重要的，我說是本地大學教育的浪費：本地大學生單位成本平均廿多萬港元(只有約一半是用於教學)，卻因大學管理及教學體制令致教育成效不彰，原本一批在中小學培養出來的精英學生在這四年大學中「不進則退」。大學生處於成長和反叛的階段，要煽惑他們去抗衡權威和放縱學習並不困難，但大學之道不更應是要求更高的「明德格物」、「博文約禮」和「篤信力行」嗎？

漫談「優質教育」

 漫談「優質教育」  (信報 2018/1/20)

周中參加了嶺南大學香港復校50周年的一個學術活動，稱作「傑出領袖對談系列 - 對談優質教育」，對談的兩位嘉賓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陳智思先生與教育局楊潤雄局長，由中學校長會主席李雪英校長作主持。在活動的推廣介紹中列出對談中的課題：教育的出發點、使命及願景？社會為何需要教育？未來需要怎樣的人才？香港的考評制度；課程發展引申的問題等等。筆者原來希望兩位社會領袖對以上課題有其真知灼見，現實是有所落差，只是聽到兩位嘉賓在漫談教育，未能針對原來題目提出卓越的觀點。

一開始，楊局長把「優質教育」放在培育年輕人貢獻社會，同時能發揮一己之長，算是一個兼容並蓄的講法，接著還可以有大幅度的發揮。但一到財經界出身的陳先生，加上他曾任嶺大的校董會主席，便將「優質教育」焦點放在「中環價值」的人才，亦即在中學文憑試勝出的一群大學生。跟著便是一大堆教育常識：知識不是唯一的教育追求，更要重視態度和與人合作；放眼未來，掌握機遇等等。如此方向，也難怪作為主持人的李校長邀請觀眾席上的中學生發言時，只得到Nil Return。以高端人才的培育來規劃教育是過去二十年香港教改的大毛病：放鬆直資辦學(如無須硬性接收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學生)、重通識輕專科、只能以英語教授英文、ＳＴＥＭ等等，令主流學校的教師失卻方向，教育效益驟降，尤其是面對傳統學科能力較差的學生。學校教育顧此失彼，在突發社會事件中往往成為待罪羔羊，就如最近屯門女童虐斃案，學校便被指責未能及時發覺，避免悲劇發生。筆者台下發言提及，自己在兆康西鐵站步行至嶺大所經的興德學校，學年初出現校長風波，近一周有學童受虐，正是需要「優質教育」的精準補底的功夫，普及教育實在不應只朝「中環價值」的方向。

接著，議題便遍及大學撥款、考評課程與及人才培育，台上三位也沒有什麼獨到的觀點，我便在思考活動標題「傑出領袖」中「傑出」的體現。陳先生是公職王，作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更可謂非民選參政議員的首席，當然在社會上有其傑出之處，算是「界外精英看教育」。另一方面，楊局長積過往五年的副局長經驗，應有教育識見上有其優勝之處，否則只是職位權威的實踐而已。然而，當天的表現也真的是一如以往，多是「門外漢」的說法。其中最明顯的是提到中學文憑試的功能，他說是為選拔入大學，是學生未來出路的關鍵。當然，這便是一般市民的看法，但懂得教育評核的行家，便可以說出公開試的其他教育功能，如勤奮毅力的表現、認定學習所得與及診斷教學過程。但另一方面，楊局長在顯示其公關應對及回應難題方面，確有其「傑出」之處。在李校長再三追問檢討教育的時間表時，局長便搬出「有時間表便產生壓力」的解釋，及後更提及要照顧不同的持份者，又是一個行政官員的太極招數。

在談及公開試時少不免提到香港學生的補習風氣，兩位嘉賓如一般中產家長般批判此等補習文化，確實與台下「日補夜補」的中學生的感受脫節。幸然有兩位曾做過有關「補習文化」學術研究的大學朋友發言，才能將此議題的討論由坊間言論的水平提升至真真正正的大學講堂之內。故此，筆者也發言強調「優質教育」的檢視和發展必須有學術研究的基礎，而不只是教育決策者拍腦袋的行為。

整個對談雖然談不上傑出，也未達優質，但筆者總算對兩位社會領袖知多一點點。可憐的是被安排來捧場的中學生們，在未能聚焦的漫談中，他們有什麼得著呢？

中國變、香港甚能不變？

中國變、香港甚能不變？  (信報 2017/12/23)

2017年到了最後的一個星期，過去的一年，香港教育的領導由局長吳克儉及常秘黎陳芷娟分別更改成楊潤雄及楊何蓓茵；再高層的特區首長也由可能連任的梁振英變為林鄭月娥，可謂在人事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而放眼神州，以共產黨十九大作階段而論，雖然說政治局常委七個換了五個，但仍是習近平作強勢領導，國內政治社經局面也會依過往五年的趨勢繼續發展。那麼要說變，是中國不變而香港會變。可是，中國不變的是持續過往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再加上近五年的「新時代」起步，亦即是「持續的變」已是常態，步向兩個「百年使命」：在2021年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以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在2049年中共建國100周年以前，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又回到香港，所謂人事大變，又會不會只是「流水的官、鐵打的衙門」，政務常態還是以不變應萬變。

中國教育的提升及發展

在中國教育上，多年來的教育發展累積出來大量高質素的中層技術力量，再加上已發展到「應試＋素質」合一的優秀人才，便收成了科技基建等舉世注目的成就。很多評論者垢病中國教育中優秀學生外流：在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43.25萬人，比例為79.43%，相對於2007年的30.5%已是大大改善。不過驟眼睇仍是出多於入，但若考慮出國與歸國的時滯情況，即2016年的歸國畢業生會是2012或2013年的出國者，如此計算之後，則從2011年開始，留學生回國人數就開始大於出國人數，促成「人才順差拐點」。人才的回歸不止在數量上，更在不同的尖端領域都有海歸精英加入，典型例子是八個哈佛博士後「集體歸國」，成為「八劍下哈佛，共聚科學島」佳話。

再看基礎教育的改革，在本月，中國教育部印發《義務教育學校管理標準》：要求各教育領導單位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工作，在義務教育過程，堅持免試就近入學原則，不舉辦任何形式的入學或升學考試；不得提前招生、提前錄取；控制考試次數，考試成績不進行公開排名，不以分數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雖然在國內教育政策與實施會有不同大小的差距，但是政策的製訂總反映出官方的意圖，值得參考。

香港教育的窘局

回到香港教育，在新世紀的教改中，確實在保持普遍高水平學習成果之餘，活化了小學教學，加上家庭及社會不同的教育資源投入後，不少優秀的小學畢業生真的是品行、學業、活動三者並進，若以學能而言，幾可達到一般中學的中二三的程度。可惜的是，這批小學精英一到了中學，大多數要回歸「正常」的Form One 仔或女：迫著做早已學懂的功課、由小學領袖變成中學「小嘍囉」，終於削尖歸於平庸。當然，這情況在上世紀香港學校也有出現，但現時的情況更加惡劣，有些中學校長也向我表達難以應付此類學習差異。

而由五年中學加兩年預科的分流精英制改成現時六年中學一致學習模式，筆者已在當年「新高中改革」草擬時已提出此等學制不利兩端的發展：傳統學科能力低的學生被「拉牛上樹」(再重覆一次：牛是無須上樹的)、學習能力高的學生困於文憑試的平庸要求。結果至今，效果已現：弱勢學生在學習能力最強階段被迫學非所用，得出厭學棄學，構成日後「終身學習」的障碍；强勢學霸的文憑試狀元幾乎全投醫科，相對於中國大陸出現的耶魯大學海歸高材生到農村當村官，雖然可評為標準樣版，但我們卻連樣版也是難得呢！

好了，這批也算中學精英到了本港的主流大學，便遭遇更大學習異化的環境：教學效能參差、港生學習態度怠慢、畢業前境茫茫等等。再與來港就讀的内地生比較，自愧學能勤奮不足，或成了「認衰易做人」的心理常態，又如何在這人才競爭的地球村出人頭地。

當中國大陸的人才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强，曾經站在教育人才前端的香港卻是「不進則退」。在香港的「新時代」，我們還只是在研究所謂「八大教育範疇」(註)這些微觀修補。研究一輪，我們可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人家卻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註) 八大教育範疇：1.教師專業發展 2.課程安排 3.評核制度 4.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 5.自資專上教育 6.校本管理 7.家長教育 8.教資會在研究和學生宿舍的資助

從國歌法到中國情

從國歌法到中國情       許為天   (信報 2017/11/25)

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決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亦即將奏唱國歌的行為由儀式禮貌的規範轉為有法依歸的要求，在大社會的管治中當然有其道理，但是在學校教育角度，又有另一種看法：國人唱國歌，天經地義，至少要尊重，更好的是投入及有正面情感的提升，因為奏唱國歌的目標在於提升國民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大家國民做得好又何須立法，就如大多數學校的校規都没有唱校歌的規範。這看法令我想起多年前在國內立《國旗法》時同樣的爭議，而當時在北京交流時人大的高層領導說出了另一面的看法：中國國家大、人口多，不同地方有相異的處境：就如旗桿的要求，用竹可不可以呢？不同單位的國旗大小又如何？這又看出立法的道理，是讓國旗國歌的處理有所遵從，而不只是著意在那些行為會違法及所涉的處罰。

處罰違規行為加劇反抗？

縱是明了道理，在香港社會立了法，又是否一定使到原來奏唱國歌的目標能達成呢，亦即是提升香港人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讀者會知道這不是必然的結果。有些還會覺得立法約束了港人自由，會對國家更加反感。當然，這些規範加劇反叛的看法，在學校教育中也有相似的道理，就是以處罰來處理學生違規行為會加劇學生反抗及對學校的歸屬感，但是在實踐上這是少數，故此大多數校規還是罰多獎少，結果也是大多數學生能守規愛校。

當然，學校不能只靠校規來培養學生守規，學生更不會因有校規而愛校。歸屬與愛校，主要是靠校規以外的其他教育元素：歷史、文化、校風、教育質素、師生及學生之間的關係、學校成績等等。同様地，在學校教育中培養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也不能只靠國旗國歌，還要在不同階段作感性、知性和行為上的培育。最如對國旗的感覺，我成長的小學時代，在雙十時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掛滿大街小巷以至插在獅子山頭，配以台灣流行曲及歌星的正面感覺；比對大陸在五星旗管治下文革動亂，浮屍飄港，當然大多數那代香港人對兩面旗幟的正反感覺是相當明顯的，而此等喜惡的感覺在半個世紀後還影響著這批香港人對五星旗的感受。

了解到以上童年感受的影響，便要由幼兒教育時開展對國旗國歌的正面感覺，幼兒小學學生畫國旗、唱國歌等應配以國家的景觀、建設、成就等，讓學生產生正面情感，更不應以「畫得唔靚、唱得唔好」等負面批評(當然是參賽的要求便另作考慮)，避免學生對國旗國歌的反感。及至高小至中學，在國慶日及回歸紀念日前後以至每月每周，升國旗、唱國歌應配以「國旗下的講話」，由校長教職家長或學生代表發表與國家為題的正面演説。而在奏與唱的教育效果中，當然是唱才產生投入參與的效果，故此在學校典禮儀式中也應以唱國歌為主導。另一方面，在體育活動中，當國家隊或香港隊獲冠軍時，在頒獎儀式中的奏唱國歌，也是培育對國歌有正面感覺的機會。

國情教育最佳耳濡目染

筆者近兩年到不同的中小學向老師講述國情教育在學校教育的位置，有很小部份老師反感，而大部份老師都覺得有其道理。而最近到一所小學作演講後，老師的反應顯著正面。再與該校校長了解，原來該校是每周一次升國旗與唱國歌，每周一次的頻率的確是在本港學校中較為罕見，卻也由此得出學校在國情教育行為中耳濡目染之效。

在我接觸這些學校中，老師對國情教育在學校教育位置的認定，卻遇上不敢直言愛國的教育當局，五年前因國教事件便退縮下來。現時以「基本法教育」包裝「一國」教育，卻是「名不正、言不順」。再上一層，特區政府在今年2017年是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紀念」作慶祝標示，而不敢以「一國」的立場訂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也表明政府高層在「一國」立場的曖昧，更難苛求在教育局在行事的官員。在此，希望新一屆政府和教育當局領導能勇於承擔，亦要懂得善於溝通，不要再出現「邀請學生觀看李飛演講」的笨拙行政動作。

看教育施政

 看教育施政 (信報 2017/10/21)

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首份施政報告及綱領中有關教育部份內容繁多，作為新政府的第一份施政報告，要為五年施政作序幕，較多的篇幅是在所不免，所以筆者也只就幾項提出一些看法。

是否邀請敢於批判的人

教育部份，開章明義地用了她在競選政綱相應部份的同一標題：「優質教育 專業領航」。在研究八大教育範疇(1.教師專業發展 2.課程安排 3.評核制度 4.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 5.自資專上教育 6.校本管理 7.家長教育 8.教資會在研究和學生宿舍的資助)中，如她在政綱中寫下，要邀請教育專家，包括了解前線教學人員情況的專業人士參與。而所涉大專教育的第五及第八項，已分別邀請了張炳良教授及徐立之教授，算是起了一個不錯的開展，但困難的是在其他教育範疇中，確實存在不同的爭議，會否邀請敢於批判的教育專家來領航呢，便要看政府上下的氣量和智慧了。

要有氣量邀請反對聲音入「專業領航」隊伍，更要有勇氣提出教育界爭議的項目。就如一個在特首競選時爭議不休的題目：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 BCA)的擱置，在林鄭的競選政網中是列明：「在完成相關政策的全面檢視之前，擱置於小三推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為學生和家長減壓。」但在施政報告中卻是隻字不提，連起碼的交代也欠奉，或者真的有其難處：是否難在教育部門的「專業提醒」呢？同樣情況會否出現於在「專業領航」教育專家的邀請呢？就筆者對本港教育諮詢架構的研究中，發現有教育官員在邀請前線教育人員作委員時確有偏頗：偏向邀請與政府較為「合作」或「低調」的，方便政府議程的有效運作及通過，而較近期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的成員名單也顯示到這方面的傾向。

另一個較多學校關注的是政府為學校提供經常的「空調設備津貼」，這是遲來了的合理政策，也引動筆者回想十八年前向教育署長的建議：把當時的「消減噪音計劃」轉成「舒適教學環境」新措施，將空調設備成為官津學校的指定設施。然而，當年得到的回覆是，「消減噪音計劃」是環保署負責，要作跨部門的財政調動及大幅增加撥款均有困難，故此那份建議便束之高閣了。所以教育團體要影響一些較重大或繁複的教育政策時，向特區領導人反映爭取，往往比向有關部門討論更為有效。

此等情況又出現於另一教學政策的推行，就是在「2018/19學年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其實在世紀交接時進行的課程改革，學校以「校本課程」的名義作大大小小的科目及教學改動，真是百花齊放，很多都得到「優質教育基金」的財政支持，亦即是受到政府的「祝福」。所以，中西史合併、史地經公合併為社會教育科等舉措，便令學校取消中史作初中獨立科目，結果是校方及教師有動力、學生學習有成果，在教育層面上確實添上不少姿采。而當中史教師及相關團體提出堅持初中必設中史獨立科目時，教育當局便以教學效能回應：「兩史合併教學效能，研究證不遜獨立成科」也是近日教育新聞的標題。所以拉拉扯扯又十多年了，及至年青人的國民認同感驟降時，此項教學議題便由教育層面提升至政治層面。政治層面議題當然是政治場景下解決，於是乎在施政報告的一聲令下，便將教育層面多年爭議作出定案。其實，此項教學政策能否達成政治層面的目標，即年青人國民認同感的提升，確是值得探究，大學學者申請作此項研究，會否有優先資助呢？

糾正教師職級政策落差

最後，筆者關注第一範疇(教師專業發展)中的一個可大可小的項目，便是「研究學位化教師政策」。因為這項目又是我在十八年前給教育署長眾多建議中之一，如同上文提及的「空調設備津貼」，旨在糾正當時教師職級政策上的顯著落差：明明各入職老師已是學位畢業，為什麼還存在文憑教席的職級及薪級。可惜是，當年shelved的建議在這些年來不覺對教育當局產生任何影響，希望今次提及的「研究學位化教師政策」真的能面對此等歷史遺留下來的難題。既然當局要邀請了解前線教學人員情況的教育專家參與研究，筆者會收到邀請函嗎？

學校領導的政治觸覺

學校領導的政治觸覺   許為天    (信報 2017/9/23)

上個月的文稿中提及在接著的五至十年，香港教育上的「灰犀牛」有中小學生的國家認同、大學生的學習質素、優秀教師隊伍的傳承等。而在這一個月內，我服務的崗位由浸會大學轉到教育大學，又正正在這段日子內，教大民主牆出現了背離仁愛的標語，成為教育界内外的爭議話題，再加上不少大學校園的「港獨」標語、大學校長與學生會的對立聲明，都顯示教育界的「灰犀牛」已衝出來了。

由對一個教育領導人的不滿以至一張涼薄諷刺標語的張貼，筆者最初的反應是張貼者懷有不滿的各項原因，便罔顧後果將一些網上發泄言辭作公開的宣示。這是個人對自己言行的管理和道德操守，而在教育大學出現便更令人擔憂未來教師的質素。本來事件是在這方向發展和處理，然而接著淩晨同地點又有張貼嘲諷劉曉波的爭議標語，便使事件不得不從一個個人言行的層面改至政治搞作的考慮。當然，對凌晨標語的簡單直觀回應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對抗式行動。但是想深半層，那些人會在此敏感時刻去做這「十五」呢？再回顧一下最近「林子健釘書釘事件」的戲劇化案件，心中便冒起一個疑問：「會不會是另一場政治搞作？」一是反建制人士回應建制持分及當權者一輪道德的指責，即時以另一立場的嘲諷標語作出對沖，繼而便可指責以上「衛道之士」雙重標準，在公眾言論中搶回支持。二是整個嘲諷雙方的標語張貼是一連串的政治行動，目標既在傷害他們反對的教育領導人，再引致大學及教育當局疲於應付危機，消耗建制力量，降低民望，最後此事件的發展及後果亦可作為日後相類政治搞作的参考。

筆者當然希望整件事只是個人言行的閃失，但從整個香港的政治形勢看來，也有可能是一場有計劃的政治搞作。那麼作為學校的領導，面對有關社會政治的校園事件時，便不能天真地單看教育層面，確實要想深一層，會否背後另有政治謀略，一招過後還有幾步棋在後，或者有校外人士參與或控制呢？

就如有一次我在一間中學，看見公開展示的壁報板上有一篇諷刺某獨裁地方裏所謂民主選舉的獲獎微型小說，要諷刺的可以是北韓、可以是中國大陸、亦可以是沒有直選的香港特首選舉。作為校長看到應如何處理呢？當然，一篇學生作品由寫作到挑選到展示，必定經過老師們擬定的校內程序。那麼，校長便要思索這批老師對此等內容的判斷：他們是覺得這些內容是無傷大雅，抑或老師也是同一政治觀點呢，或者再思考老師們有否政治團體的背景呢？

首先，在現時的社會環境下，學校中層領導或以上都應該有較高的政治觸覺。故此像以上所述的學生作品，筆者認為是值得校方關注的。校長應該去了解一下整個由寫作到挑選到展示的程序，所涉的主任和老師的看法。如果真的是覺得無所謂，便要考慮應否提升中層領導的政治觸覺了。像以上的學生徵文比賽，獲獎文稿應該去到科主任的層次。科主任便有責任去判斷內容的恰切性，如果不能判斷，便應與教務主任或正副校長等高層作商討。

筆者不止一次在此欄中提出「還校園一片靜土」，但現實是香港的政治氛圍，已由老師、學生及家長等主要持分者透過教學活動、家校參與等影響到校園內的教育活動。作為學校領導必須提升對校園政治氛圍的觸覺，日常做好溝通的功夫，亦要裝備好處理此類政治危機的能力，才能好好保護校園這片靜土。

「一帶一路」的教育議題

「一帶一路」的教育議題   (信報 2016/1/23) 

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任內第4份《施政報告》，其中特設「一帶一路」章節，據報「一帶一路」這詞在報告中提及多達46次，確是此份《施政報告》中重中之重。而在教育範疇中，有所涉及的有兩項：一是增加「特定地區獎學金」的名額，吸引「一帶一路」地區的學生來港升讀大學；二是在政策發報時後加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鼓勵學生可以選擇與「一帶一路」涵蓋的國家的語言作為選修科目，與及在相關的中小學課程內加入「一帶一路」元素。

「一帶一路亞投行」在近年的社會及媒體討論中並不是新事，關心一下時事的成年人以至中學生也會聽過。至於知多知少，就如一般新聞議題如自貿區、滬港通等，要看各行業及個人興趣。而就教育界而言，港外網絡一般限於姊妹學校、遊學團及學生升學的考慮。如果要說到政經大局，更非學校領導所長，對「一帶一路」不太了解也是理所當然。

然而，作為學校領導課程的負責人，我在過去一年的不同課程內，亦向各中小學的學員簡介「一帶一路亞投行」對香港未來的影響，提升本港學校領導對政治經濟議題的觸覺。而去年本人獲邀參加主要是中小幼學校領導參與的「國慶訪京專業交流團」中，其中亦有安排團員出席在北京大學舉行的「一帶一路與香港、澳門發展的聯繫」主題講座。主講的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張亞光副教授，他由「一帶一路」提出的背景，聯繫到歴史和現狀，繼而點出現時有關「一帶一路」認識的誤區，再以對港澳未來發展的意義作總結。碍於時間有限，張教授未能完全透徹地講述，但已相當精到，一位曾出席多次「一帶一路」講座的界外團友亦表示張教授此講「有料到」。當時，我也和在旁的老友談到，我們應該請張教授來港辦多次相類的講座，讓前線校長老師對此課題有較全面的認識。

及至講座尾聲，港澳政府的教育領導人上台發言，香港教育局長一貫的客氣應付的言辭，絕無驚喜；倒反是澳門教青局副局長三兩句開場白後便立即向張教授發出邀請，到澳門講授「一帶一路」。在網上跟進此事項，果真張教授已在去年12月5日於澳門的「『一帶一路』給青年的啟示：抓住機遇，發揮優勢」青年論壇作主題發言。教育領導人能否掌握前線所需，作出即時的專業決定，高下立見。

現時香港資助大學學額不足，動輒用公帑去資助境外學生在港作大專學習，易招反對聲音。政策的成本不只是財政上，還有在政治和輿情上。況且，面對「一帶一路」所涉的64個國家：亞洲43國、中東歐16國、獨聯體4國及非洲1國*，聚焦在那些國家亦應有策略性考慮。其實，此項「一帶一路」獎學金已在施政報告前推出：去年12月16日，本港教育局已與印尼政府教育與文化部簽署教育合作諒解備忘錄，加強兩地的教育協作。其中列出參與雙方要向學生提供獎學金，香港的立即回應已是成立十個獎學金予來自印尼並在香港就讀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每位每年可獲最多十二萬港元的學費，經濟有困難的還有申請私人捐助的五萬港元助學金。我們大學內工作的一看便知這是合理的公價水平，因為香港資助大學的學生本平均一個是廿多萬港元，但界外人士一看到一個境外學生可獲十多廿萬一年的資助便會抗議政府派錢益外人。

說回來，要吸納「一帶一路」的學生首先要對焦，以香港現時人口的種族情況，在非華裔的學生中南亞裔佔最多。以地域而言，東南亞國家亦是較易發展關係的地區，就如最近與本港教育局簽備忘錄的印尼及馬來西亞。故此，集中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東南亞及南亞國家是較現實和有效。而要吸納的又不只是大學生，應該包括高中學生。現時本地中學生源缺乏，讓部分直資學校可以收取東南亞的留學生，既能增加生源，亦能構致種族共融，增加日後交流的果效。

至於在課程上加強「一帶一路」的元素，其實在現時教育局的師資進修中已辦過「一帶一路研討會系列」；而有中學通識課中，「一帶一路」更是「現代中國」及「全球化」兩單元內必然涉及的內容。做緊的沒有提及，倒反是叫學生去學那64國語言，確有「離地」之感。更實在地，現時中小學內的少數族裔(主要是南亞裔)的教育問題，正可透過「一帶一路」政策轉危為機：動員學生及家長，讓他們生活化地將國家背景和文化融入學校教育，這便真的做到民心相通，有利日後學生在成年後的聯繫和合作。

 

*資料來源：張亞光在2015/9/30北大的講座「『一帶一路』的歷史、現實及其對港澳地區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