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在…

 大學之道在…    (信報 2018/9/15)

新學年開始，較惹人注目的大學新聞有二：一是香港教育大學、港大、中大和浸大的開學禮上，學生會代表的港獨言論又一次引起公論；二是大學「神科」取錄「非聯招」本地生的比例甚高。

有大學生由反共反中反建制以致傾向「港獨」，所佔比例不高，但能站在台上的總算是學生代表，真的是可以代表政治活動上積極的一批大學生。此等現象一年復一年，亦引證了兩年前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一項調査結果：受訪中五學生36%對國民身分認同較弱而出現「國民身分危機」，而其中七成人對政治活動卻不熱衷，研究所指這類學生對國民身分及「一國兩制」抱有質疑。大多數中學生對政治冷感，入了大學也只會參與小眾的「細莊」，即學系系會與及活動社團。至於學生會或學生報等「大莊」，政治性高，去得勇時法庭監獄也可能是學生運動的終點，所以只有少數大學生有意願參與，有時更會出現學生會出缺的情況。因此，在缺乏其他政治取向的學生競爭之下，此類反中傾向的學生代表便可長期佔據學生會的發言高地。

而對大多數大學生而言，也如上述調査所示，很多在中學時已對「一國兩制」抱有質疑。到了大學，雖不會上「大莊」，但也不會反對積極份子與中國及建制對著幹，一於「剝花生」。而對大學當局而言，最麻煩的是因學生言行所引起的法律責任。當然時至今日，大學高層也受到一定的政治壓力，但畢竟在「學術自主」的光環下，行政人員以致教授講師都還可以自由論政，各不相干，更難管到學生。如此學習成長環境，反中傾向在四年大學生活有增無減。年青教師也是經歷相近的成長，筆者在最近的國情教育教師講座中便有所理解。

過去兩年來，所到學校的教師對這個講座的內容平均而言都是較正面的，也可以理解為都認定「國情」在學校教育的位置。可是，今年至今已到了三間學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教師回應正負均等的情況。和同行談到這情況，在大學教教育文憑的朋友也指出學生的教學反思作業中也常見「抗中」以至「反中」的表達，這也難怪很多年青教師對我這位教育老兵的話聽不入耳。如此「受教教授」的反面國情教育的循環，會否便是香港「一國兩制」的常態呢？

另一個話題涉及大學收生的錄取傾向，根據教協會在這方面的分析：「神科」如國際商業、醫學、法律、建築、牙醫等科系，在2017年收生時取錄「非聯招」本地生人數比例可以由三成至四成半。再看看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與高級程度會考課程(GCE-AL)及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DP）最高等級的獲取率：HKDSE(5**，1.3%)；GCE-AL(A*，8.3%)；IBDP(H7，全球-7.7%，本港-24.1%)，也便得出HKDSE難取高等級，非HKDSE成績更受「神科」科系歡迎的印象。IBDP在全球本港均是偏向精英的小眾課程，而GCE-AL也是傳統英國預科精英的公開評估，相對於香港全民應考的HKDSE，有較高比例的優異成績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本港的中學現場，GCE-AL及IBDP只可在國際、私立及直資學校推行，在直資學校中更會是擇優而教，所以在客觀上學生和教學配套已是「才財」結合，GCE-AL考核標準較易掌握，再加上小班教學，又減免HKDSE惱人的中文、通識、校本評核與及平庸化的學習内容，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大學「神科」要「擇優取錄」，瓜與豆也是懂得分辨的。

       當然這個選擇會使教育機會趨向不平等，有使命感的大學是嘗試用其他方法挽回，如美國有多所頂尖大學將近5%的名額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有點像印度電影「起跑線」的劇情)，普林斯頓大學更在去年把比例提高到22%；而台灣成功大學「成星計畫」亦以特殊方式招收兩位家境極端困難的孩子進入成大最好的系之一，也顯示出大學收生也不只是「擇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