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體系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體系          許為天  (信報2022/5/14)

事件一：

一位小學三年級的數學老師問學生：「小明如何將五元平分給大雄和亮亮？」

小玲回答：「給大雄三元、亮亮兩元」；老師覆：「這樣對亮亮不公平」。

小玲再答：「那麼給大雄兩元、亮亮三元」；老師覆：「那麼這樣便對大雄不公平，應該兩個都有同等數量」。

想了一會，小玲最後答：「丟掉一元，那麼每個都分到兩元，這便對大家都公平」。

小玲每一個想法都有它的道理，而在現實的課堂中，或許有些老師會細心跟同學討論這些道理，但可有不少老師趕著要達成教授5元要平分為2元5角兩份的教學任務，接著大家同學便可以一齊做好功課。小玲的道理便只能成為她數學學習成長中的遺憾了，希望小玲可以遇到令她不遺憾的數學老師。

啟示1：老師會完成教學任務，好老師才能令學生明白道理。

事件二：

一位中學四年級的數學老師利用翻轉教學的方法教授一組學生：即是學生在家中預先看老師錄製的教學影片、進行堂課預習；而回到學校便在課堂上做家課或協作學習。學生在回饋時，表示「短片可以重覆翻看，比傳統教學較深刻」、「學習自主，主動去做」、「學習不一定只限於課室」；而在全部27個學生的回應中，有四位只看了一半的教學影片、一位只看小半、更有一位完全沒有看，但他們都是完成了指定的堂課，而在課堂中也很快完成家課，輔導其他同學。

啟示2：有些學生學習某一些知識技能，並不一定需要老師。

綜合兩事件：學生學習不是要老師，而是要好老師；再進一步，只要學生學到，有沒有老師教授也可以。

更震驚的出現在事件三：在2017年，美國的一個年僅八歲的男孩在家中父母正在熟睡時，他想去漢堡包店買包。他在網上學懂了怎樣駕車，於是乎便連同妹妹駕車至1.5英里以外的漢堡包店，順利完成購買並安全回家。

這事件引起美國部份教育界的關注，並作出以下的說法#：「世界正在迅速變化。學生已經改變，教育領域的一切也必須改變。我們正處於幾乎每個行業都在重大顛覆中，包括學習，但教師的角色和學校的基礎設施卻沒有跟上。學習已經被技術打亂了，這改變了我們的學習方式。*歷史上第一次，所有年齡段的人都可以在任何時間學習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只需要一台裝置和互聯網連接*。」

回到香港的學校現場，教育局披露本學年公營及直資學校流失4050名教師，較上學年急升七成。也聽到不少校長訴說教師難聘，連一般老師也難請到，更遑論令學生明白道理的好老師；不妨想一想，將這些資源調撥到其他令學生更有效學習的資源，例如傳統的書刊影音材料以至現代的網上互動學習。

另一方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日前通過「改善公營小學中層管理人手及理順公營小學校長和副校長薪酬」，不少教育界鼓掌稱慶。但是，不要忘記上一次政府大手筆的教師全面學位化投資，換回來的是削弱職級階梯的管理手段，崗位與薪酬不相稱的現象，這些投資會在學生學習成果見到回報嗎？政府強調會確保善用教育開支，便應審視教育開支的最終結果是什麼呢，是改善薪酬，繼續聘任老師(不管是否好老師)，還是回到教育初心：學生的教育和成長。

在朱永新老師的《未來學校》中，提出未來教師的任務只有兩成是傳授知識，而超過七成是輔導學生學習和成長。同樣在香港的教師專業標準參照中，教師應是「啟發學生的共建者」，培育學生的自學能力。可是，教師及薪酬編制正正局限了學生學習資源的靈活調配，又如何可以達成《未來學校》的理想。

正如候任特首李家超先生的選舉政綱中提到「當今世界大變，惟勇者勝。香港慢不得，也等不起。」盼望新的教育領導班子「勇於承擔、敢於創新」，改變由考慮學校力量、以系統出發的傳統改革方案，建議轉型為與學生學習成長、社會未來需要的設計思維模式，將香港學校轉型成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體系。

 

#Alyssa Gallagher, Kami Thordarson (2018) _Design Thinking for School Leaders: Five Roles and Mindsets That Ignite Positive Change_

因材施教的新時代

 

因材施教的新時代          許為天(信報2022/4/9)

新冠肺炎襲港至今已超過兩年，已超過八千名市民因此不幸離世，筆者在此表示哀悼。離世的大多數是年紀老邁的長者，究其原因，其一是本港長者接種疫苗的比率一直偏低，偏低的原因又會是因長者或家人反對，政府卻一再強調不會立法強制長者接種疫苗。

當然，香港是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政府強制的行為較少。但在一個醫學上證明有效的預防，對長者、家人及社會大眾均是利多於弊的情況之下，政府為長者作出明智的決定，緊急立例行善法又有什麼擔憂呢？

同樣道理，家長可否為仔女決定不入學呢，為什麼政府卻立例小孩子入讀小學及初中？當然，普及教育是現代社會政府的承擔，而既然承擔，便必須保證學生在強迫教育中的質素，就等於接種疫苗要有確證的成效。可是，家長及學生煩惱的是普及教育質素的參差。一個簡單及經常在學校出現的問題，就是家長及學生對編班的意見，為什麼不可以接受另一班的老師教導？再擴闊一個層次，就是學位分配的問題，為什麼學生不能入讀已經認定是較為優秀的學校呢？

面授教學停擺、教育逆境重生

道理就是，每所學校有限額，學校有班級的編排，每班有人數的限制，所以學生被派到哪一所學校、編到那一班，便要接受這個被編定的教育成長。這個道理在現代社會中已經超過大半個世紀了，而經歷了這空前的疫情，學校面授教學停擺多時後，後疫情的學校教育可能真的會在逆境重生，學生學習可以有新的道理，更加配合「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正道。

全世界的教師和學生在疫情中的「停課不停學」實踐中，在網上學與教的掌握有飛躍的成長。另外，教師在網上備課、學生在網上學習，都會發覺原來網上有極大的學習資源，例如有老師已經精心炮製網上歷年中學文憑試數學卷的詳細題解，資深數學科主任評語：「講解很清楚，不只解釋，也教同學如何入手」。既然如此，學生又何須在課室內聽取水平不足的老師教導同樣課題。如果是單向講授，網上授課便沒有實體課室的人數限制，那麼便可以安排最優秀的老師向所有學生講授。上海市在今學年便有「名師面對面」的實踐，凝聚全市名師，針對初中應考科目作出免費網上教授。

優秀老師離職、靈活資源調配

回到香港學校現場，不少優秀老師離職，學校要急於聘請老師按班授課，有時水平不足也只能濫竽充數，受害的便是學生。所以，在未來的新局面，學校教學資源調配，包括老師的聘任必須鬆綁。既然未能聽到良好水平的老師，便可以靈活調配教師及學習資源：一個優秀老師可以同時教授幾班，而學習方法及水平不同的學生更可以透過相應的網上學習資源進行自主學習或協作學習，原來聘任老師的支出便可以調配置到安排靈活教學的經費上。如此安排，更可以解決在本文開始提及有關調班要求的問題；當然再推展下去，學生更可以進入另一所學校的名師課堂。

另一個現實例子，上學年中學外籍英語教師離職率創五年新高，達到13%。要招聘一個合適的外籍英語教師其實絕不容易，如果將同樣的資源撥作英語環境的提升，更可以因校制宜：英語歌曲、影視資源、娛樂資訊、體育賽事、筆友交往…。談到英語學習，香港在回歸25年每下愈況，教師的英語水平亦要積極提升，才能真正創造學校英語環境，保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英語學習優勢。

筆者也聽聞曾經有辦學團體有意組織轄屬學校，製作優秀的分享教材，奈何當時資源有限，更要面對每所學校教師工作分配的考慮，所以最後也是無疾而終。

面對香港新任政府的新局面，香港教育要彎道超車、再顯光芒，便要有嶄新的方向：不是因為教師編排而授課，而是學生因材施教的成長。正如內地教育界高人朱永新老師的預判：「主動迎接、主動介入 -- 今天的學校會被未來的學習中心取代」。

欠缺黨軍意識的戰疫

 欠缺黨軍意識的戰疫      許為天(信報2022/3/12)

         實情一：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名年輕科主任製作了學科測驗分析軟件，聯絡教育署科目主任，希望能在有關學科測驗的研討會仲介紹，該主任斷然拒絕，終於該年輕老師只能在禮堂外的走廊派發分析軟件的磁碟(自費製作、免費派出)。

實情二：去年，一所大專組織了一個為提供中學老師一個新科目的基礎認知研習班。負責人主動聯絡教育局相關科目主任，希望可以互相溝通，該主任一輪推搪之後，交流一事不了了之。

實情三：本年二月底，一名長者為他年紀近百的母親到診所取藥。事因原來診所轉作新冠肺炎專用，幾番功夫後終於可以在鄰近區域的診所掛號。怎料該長者親臨診所後，護士卻回應，因為不同區域，要老邁人家親身到才可取藥，否則要回到所屬區域才能辦理。長者幾番爭論，該護士長則稱如此爭論便要報警處理。

以上所述，三位公務人員均「對所作決定和行動負責」、「盡忠職守」，合乎本港公務員基本信念。循規蹈矩，將自己手頭上的事辦妥，其他要求及應變，事不關己，太多枝節只會弄出做多錯多。

去月底，中央援建本港方艙醫院，在數以千計工人24小時趕工之下，四千張床位的青衣方艙醫院七天建成。奈何首五天只收納了二百多患者，這個效率不免叫人唏噓，而在網上群組有說：由一個只能夠「不會做錯事」的公務員系統，要立即變成「快速做好事」的團隊，難如登天。

公務員宣誓不講奮鬥

中央援港隊伍，始於二月中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抗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讀者要留意，習近平是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身份作出指示，是首先動員各醫療救助單位中的黨員領導，這亦與兩年前武漢抗疫、八方支援的情況相近，所以在報章報導中亦有「內地醫療隊展黨旗援港」的花絮。

依據中國共產黨員誓詞：「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黨員要奮鬥及至犧牲，比較起香港公務員的誓言提到的擁護、效忠、盡忠、負責，在任務承擔和使命感方面，確實有一段差距。再帶入籍美國的誓詞比較：「…我將真誠的效忠美國。當法律要求時，我願為保衛美國拿起武器..」筆者在去年一所官立學校講述國民教育時，調侃一句：「入籍美國宣誓要你打仗，香港公務員宣誓只是要你打針。」

再比較一個與香港情景相近的地區：新加坡，新加坡政府長期由人民行動黨執政，「人民行動黨黨員誓言同心協力...」，像是沒有什麼奮鬥和犧牲，這只是看漏了人民行動黨創黨領袖李光耀先生的訓示：「當你加入行動黨時，就像是加入神聖行列」；「當一個公務員，就必須有奉獻精神」。可以看到，使命和奉獻也必是國家政黨的基礎。

這又是否可以部分標示出新加坡與香港政府的戰疫意識和能量的差異。

星洲紀律佳疫歿率低

另外，新加坡的男士全民皆兵，國民服役24個月，並在40歲前編入戰備軍成為「戰備軍人」，所以軍人的紀律與效率已注入每一個新加坡男性的血液。當國家在戰疫中需要配合便可以迅速到位，全國百分之九十五已打滿兩針，構成為現時死亡率最低的與病毒共存局面。

回到方艙醫院的管理，當轉交由紀律部隊出生的官員負責時，入住率顯著提升，亦引證紀律部隊的行事有軍隊般的紀律與效能。

再看香港的教育局面，只談法理教育也便只會得出循規蹈矩，不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民族大義，有何來奮鬥與犧牲，我們是否做得太少呢？

內地大學生入學時要受軍訓，我們香港大學生卻會經歷粗言穢語、好色悔淫的迎新營，大專教育界有沒有覺醒呢？

冬奧到雙減，顛覆現初心

 冬奧到雙減，顛覆現初心  許為天(信報2022/2/12)

         2月4日年初四正值立春，北京城內主辦第24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典禮，由24節氣倒數作為序幕，給香港版的數字迷信來個覺醒。第一個出現的節氣「雨水」引用的詩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帶出了這次冬奧開幕典禮的特色：中國文化的底蘊、細緻及自信。

當全球億萬觀眾看著最後兩位火炬手登上雪花台上，正在猜測今次奧運火炬燃點的突破，原來那火炬已經插在百國團聚、回歸一起向未來的雪花圖案當中。原來那奧運聖火本早在數月前從希臘奧林匹亞採集，一直傳遞燃燒，來到奧運會場不在於耗費能源的熊熊大火，而是更能配合全世界大主題低碳環保的微美聖火，象徵著奧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

如此顛覆性的聖火安排，正正引導我們在疫境之中和戰爭邊緣回歸到奧林匹克主義的體現：將體育與文化和教育融合，尋求創造一種基於努力而獲得喜悅的生活方式、教育價值的好榜樣、社會責任感和對一般基本道德原則的尊重；目標在於造福人類和諧發展，以促進有關保護人性尊嚴的和平社會。北京冬奧開幕式的「簡約、安全、精彩」便是社會責任、人類和諧、和平安全、努力達至真善美的見證。

在中華大地上，同樣顛覆的是去年中國家教育部頒布的《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政策」)，立竿見影地禁止所有校外教育機構提供小學及初中的學科教學輔導服務，即是「補習班」。家長以額外資源讓子女在校外補習，增強學習；在家中要求子女克勤地完成作業，考好成績，確是家庭教育的天經地義，現時居然是有違國家規矩，什麼道理？

內捲爭資源、礙三孩政策

要明白這顛覆性的規矩便要知道內地在雙減政策前的教育現況：過往教育部曾提出多次減負的政策，結果是弄出「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的畸形現象，校外的課業補習社如雨後春筍，不止為了保底，更有超前學習。為擴大市場，不惜提升家長需要，製造不健康的學習要求，成為教育上的「內捲」。「內捲」是內地的通用語，指同行(或學生)間競相付出更多努力以爭奪有限資源(如進入名校)，從而導致個體「收益努力比」下降的現象。

另外，校外補習的支出更成為一般中產家庭的沉重負擔，此等子女教育投資導致年青夫妻不願意生育或仍然以一孩為首選，在國家推行二孩政策後情況未有顯著改善。所以，雙減政策可以說是配合國家最新推出的三孩政策，建構一個健康及持續性的人口發展。

當然，內地的小學及初中均有不同的措施配合，如小一二不設書寫測考；課後增強各類型的學習，包括課業補底、多元發展等，確實豐富了學生在正規校園中的學習生活。在教學資源的編配中，有些地區打算安排名師輪流在各校任教，平分優質教學資源。上海市在今學年便推出一個初中生共同進步的「雲共用」：為緩解初中學生應付中考(如香港曾實施的「初中評核試」)的焦慮、「名師面對面」凝聚全市名師，針對初中應考科目作出免費線上教授。當然，此項線上教學，不止是促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也能通過這些優秀教師的課程，對其他教師起到示範引領作用。若雙減政策推行得宜，便可強化學校教育作為學生成長的主陣地作用，有效緩解家長焦慮情緒，防止教育「內捲」現象，構建教育良好生態，回歸學校教育的初心。

學童人口減、港校陷內捲

回到香港的學校現場，在學童人口驟減的趨勢下，學校教育由教好自己的學生的原意，逐漸將重點轉移到吸引新生入學，保證學校生源及新生水平。於是乎，校門外的海報滿是升學成績、活動表現、名師卓生等等。如此教育上的「內捲」，香港人見慣不怪，但確實是教育投資的浪費，我們是否要等待一次香港教育的顛覆，才能復原學校教育的初心。

科技素養與價值觀念

 科技素養與價值觀念              許為天(信報2022/1/15)

         進入對新的一年，很不幸地小學又要開始網課，可見疫情的變幻真是難以預測。而在幾年前，不同的國際組織在這難預計的21世紀20年代計劃未來。

2025年十大謀生技巧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在《2020未來工作報告》，提出到2050，因為行業的革新，有一半的職工需要再培訓；也列出在這數年來會沒落的行業，首當其衝的是資料輸入員。現實的例子時，過往的學校領導課程課後檢討表是以紙本蒐集，所以需要找兼職作資料輸入。自從網課開始後，全部使用網上資料搜習的工具，當然也不需要聘用兼職了。總括地，報告書列出2025年十大謀生技巧：

第一類是解難能力(共五項)：分析思維及革新，質疑；複雜問題的解決能力；批判性思考；創意、原創及主導； 推理、解難及構思概念。

第二類是自我管理(共二項)： 積極學習與學習策略；毅力、抗壓與彈性

第三類是科技素養(共二項)： 科技運用及掌控；科技設計與程式編碼

最後一類是與人相處：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

確實在新時代中對一個成功的員工要求，真的不只是基本的知識和技能，亦可見證於另一個國際組織的計劃。

OECD學習指南針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在2019年設計了2030年的學習指南針，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分別是價值、態度、技能、知識，指南針的內部是核心基礎，建於基礎便到外圍的責任承擔、創新價值、抗壓解難、轉型裝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由人力資源預計到教育的方向，都引出在這十年內教育的內容、教學形式都有一個需要一個關鍵的改動，才能夠面對社會新的挑戰。

回到香港的學校情景，這十年STEM教育的推行，確實有其前瞻性的道理，亦需要成為一個教學課程的核心基礎；接著的是最近提出的價值教育，當然牽涉到更核心的國民教育，又是另一個基礎的知識、價值、與態度的培育。

借內地的小學教育作為一個參考，內地小學生通常要學習的課程是，傳統的：語文、數學、英語、體育與健康、科學、音樂、美術；再加上針對新時代要求的：信息技術、道德與法治。請留意這兩科均有編定課程及教科書，教學的內容及進度有案可稽，學生的學習也可以是循序漸進。正因為有中央課程的統籌，對於社會的演變、科技的進步便可以有一個主導性的帶領。其中一個例子是，道德與法治的教科書(小學三年級)的封面原本是一家人兩父母與一個兒子在公園裏遊玩，一到國家推行兩孩政策，封面便改了父母帶著女兒和還在嬰兒車的小寶貝。

另一方面，價值觀的培養中更透過傳統的紅領巾不斷滲透。紅領巾即是「中國少年先鋒隊」(簡稱「少先隊」)，滿六周歲的小學生便可以申請，要在入隊前「為人民做一件好事」。新入隊必須在隊旗前舉行入隊宣誓才能夠成為少先隊員。根據《中國少先隊章程》，全體必須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堅持團結、服務於人民，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促進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在一般小學，到了小學二年級，基本上每一個學生都是少先隊，這也是價值教育實踐的途徑

一個良好的核心基礎需要有一個有系統的學與教，在此筆者建議現時香港小學的常識科，可以考慮分拆成三科，分別是社會、科技及價值觀念，便可以令到在新時代中的科技素養及價值觀念有一個穩健的發展。

價值觀教育與東方紅

 價值觀教育與東方紅              許為天(信報2021/12/18)

         在十月底，香港教育局公布了《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該架構的主要編訂重點包括在現有九種首要價值觀和態度（即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分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和同理心）之上，加入「勤勞」作為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加強生命教育；強調性教育的學習元素；培養學生媒體及資訊素養。而重中之重更是強調應從小加強學生的國家觀念，建立國民身分認同。正如教育局局長發文標示「價值觀教育植根中華文化」：香港中西文化交匯，但我們的價值觀教育仍然是立根於中華文化，以立德樹人作為目標。

國情教育融「情感」元素

所以，建基於2008年《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這文本是以中華文化為主幹作修訂重點。既然是立根於中華文化，筆者便提出另一份具參考價值的課程文件：2012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其中提及國民教育以「情」引發，而訂明國情泛指國家發展的狀況，包括國家的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基本「情況」。筆者在此基礎上加入「情感」作為「國情」另一元素，在不少中小學的「國情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專業分享中，大多數老師均覺得如此的國情教育均容易接受。

正因為以中華文化為主幹，在文件中也用了當代國情作示例，其中有媒體點出一處：以「航太科學」為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示例，建議教師向小學生播放歌曲《東方紅》，讓學生「通過欣賞樂曲的旋律和歌詞，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在本地小學生的學習中出現《東方紅》如此政治性的歌曲，確實令人詫異。在文件中看清源由，原來是引用訪港神舟飛船總設計師戚發軔院士的發言：在1970年對國家成功發射「東方紅一號」衞星，並把《東方紅》的旋律撒向全宇宙時的激動心情和感受。

兩彈一星，國之大器，在國家艱難時期有如此的成就確實難能可貴，其中人事物可以引伸作適合小學教育的材料有很多很多，如「兩彈元勛」鄧稼先先生在研發兩彈期間與子女「爭糖」便是好例子。回到1970年正值文革時期的《東方紅》，事實上取代了《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位置，箇中原因，又豈是小學學生可以理解，甚至老師也未有認知，更遑論《東方紅》歌詞中帶來的爭議。如此示例的出現顯示編者一是不諳國情、或是未明小學生教學概念。相類情況出現於小學於南京大屠殺悼念活動中向小一學生播放日軍屠殺情景，同樣反映前線教師難以處理國情與戰爭此類以往陌生的課題在學校教育之中。

業界議員須懂得政治

筆者在半世紀前就讀中四時購下四百多大頁的《八年抗戰大畫史》，雖未有全書細閱，但在瀏覽大事記及照片後，當時至今仍感受同胞在抗戰期間的苦難及將士抗敵的奮勇。「鑒往知來」，我也向學校提出以抗戰作為國安及國民教育的系列教材，這當然要涉及大量資料的整理、教材及輔助媒體的製作與及因材施教的探究，如此的製作便是具國情的價值觀教育需要投資的，當然更不能缺乏對教材編寫人員及前線教育工作者就國家近代史及當代國情的培訓。

前線老師要裝備，作為教師代表的教育界立法會議員當然要更勝一籌。在最近的立法會教育界競選論壇，有候選人提到自己不熟悉政治，卻聲稱要保護校園免於政治，這便反應部分候選人未能充分了解在立法會中教育界代表的角色，就是以教育界的專業身份參與政治，亦正正是要懂得政治才能夠保護學校的教育專業，這便是「教育的政治」。在此，我希望所有候選人都能在今次競選中有政治參與的成長，更呼籲教育界的同工在公民教育上以身作則，選取自己值得選擇或較為可取的候選人，投下在「一國兩制」新時代的神聖兩票(一票是地區直選、一票是教育界功能團體)，有參與才能有帶動。

        確實，在新時代的香港，教育工作者不只要有心理上的調適，更要在學理、知識及技能方面作飛躍式的提升，才能帶領香港的下一代正面積極成長，再創香江輝煌。

從津中議會到選舉

從津中議會到選舉           許為天(信報2021/11/20)

今年十月下旬，筆者應邀出席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以下簡稱「議會」)五十周年會慶啟動禮，與舊朋友重聚；也認識不少新校長。我與議會的緣分開始於1997年，在回歸之前參加了由議會主辦三星期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進行的「中學校長研習班」，亦是至今香港校長在上海學習最長時間的一批。回港後經常參與議會的活動，及至2002年更成為執行委員，亦因此有幸成為新高中改革導向委員會的一員，豐富了我對上層教育決策過程的體驗，對我在日後的學術及專業發展助力甚大，非常感恩。在此就議會金禧之際，再一次表達本人對議會的由衷感謝。

 政策與領導三層面考慮

回到啟動禮中的講座和論壇，議會邀請到著名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Andy Hargreaves 教授以「大疫情後的專業資本」(Professional Capital after the Pandemic)為題，闡釋如何令到教師與學生再度投入新的教學模式；另一位講者梁錦松先生則就「未來已來，人才培育」發揮：從全球趨勢去到VUCA世代，再談到當下世界與中國的發展而回歸到他經常提及的Ｔ型能力。以上兩個網上演講中間安排了實體的主禮嘉賓發言：教育局楊潤雄局長、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徐凱副部長。最後，以一個「大灣區教育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教育論壇作為總結。

筆者如此細緻地列出整個啟動禮的進程，旨在說明在教育政策及領導的考慮中確實要兼顧到學校層面、教育層面、政治層面三個層面的認知及優次。Hargreaves 教授以一個教育理念及比較教育的角度擴闊與會者的學校層面視野；梁錦松先生則以一個宏觀角度帶出政治層面對學校教育的要求，再配以中央及特區政府官員贈言、教育論壇的主題的和應，突顯出政治或社會層面在日後香港的學校教育站於主導地位。

 校長的「忙、茫、忘」

再比較一下，筆者有份參與籌辦在二十年前(2001年)議會三十週年教育研討會，主題是「國際研討：課程與學習」，集中在教育及學校層面的細節，邀請的講者全部都是中外教育學者及專家：本港、上海、台灣、新加坡、美國、瑞典。可以看到，當年的探討真的是聚焦在學校教育前線的改革。這一對比亦反映到當今學校教育的運作及發展，比二十年前複雜了數倍，亦產生了啟動禮當日一些校長反映到的「忙、茫、忘」現象：繁忙的校務、茫然的方向、初衷的淡忘。

津貼學校是本港辦學的特色，正是鄭燕祥教授論述香港教育優勢的頭兩項：優秀公立學校系統、社團辦學優秀傳統。可惜的是，在教改知識貧乏的領導之下，更遇上百年未有的世界大變局、香港與內地的發展此消彼長，以學校為單位實在難以應付日新月異的教學任務，管理教育單位亦忙於應付社會及政治層面的要求，未有足夠專業能量去調理由政策目標到學習成效的過程。

另一方面，二十年前的教育改革是由教育統籌委員會領軍，其它相關的教育委員會配合，與立法會並無太大關係。但在近數年，立法會教育委員會儼如一個具高度話語權的教育諮詢單位，亦是以上提及政治層面越來越重的原因之一。在「完全選舉制度」之下，代表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確實需要有對教育政策三個層面的卓越的識見，並站在學校及教育層面的立場發聲，在立法會中抵抗過份的社會民粹及非專業的干擾。

 結合教育界選委及議員力量

只靠一位代表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確是獨力難支，如果能與可以推選特區首長的三十位選舉委員會教育界代表結合則可以眾志成城。由選舉產生的十三位教育界選委組成的教育專業聯盟，開展「立法會功能界別教育界參選人論壇」，作為動員教育界關注政局發展的第一步。筆者建議教育專業聯盟應吸納教育界選委的其他當然委員、各高層教育委員會的成員，共襄重振香港教育之舉：重建政府、學者及前線三者的專業合作基礎，讓不同的教育委員會恰如其分發揮溝通合作和專業互動的果效；在教育政策的執行中，能提供適當的專業空間，讓辦學團體及學校能有彈性地運作及發展，傳承香港教育的優秀傳統。

國旗新例下的校園

 國旗新例下的校園          許為天 (信報2021/10/23)

《2021年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新條例」)已在立法會於2021/9/29三讀通過，於10月8日正式刊憲生效，教育局亦在10月11日依新條例要求向學校發出有關每日升掛國旗及每週舉行升國旗儀式事宜的指示，其中學校最關心的是升掛國旗及升國旗儀式的執行。教育局的指示是由2022年1月1日開始，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必須執行以下兩項事宜：每個上課日，以及元旦日（1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7月1日）和國慶日（10月1日）升掛國旗；學校必須每週舉行一次升國旗儀式，及於上述三個日子或其前後的上課日舉行升國旗儀式，升國旗儀式中須奏唱國歌。

 國民教育急步提升

過去的一段日子，大部分學校只會在節慶日或上述日子作升國旗儀式，在個多月後改變成每日升掛國旗及每週升旗儀式，確實是國民教育的急步提升。不少校長主任對整個執行細節仍有不少疑問，譬如教師發展日學生不用上課，究竟是否需要升掛國旗；在三個要求升掛國旗的放假日子，可否在早一日升掛國旗後不降下，便無需安排員工在放假日回校當值。

由此看來，確實仍有不少教育界同工並不執行新條例的教育意義，而這個意義更是在法例中標明。大家若留意新條例的細節，便留意到在弁言中提及「本條例之制定，旨在維護國旗和國徽的尊嚴，規範國旗和國徽的使用，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以及弘揚愛國精神」，故此增強公民國家觀念以及弘揚愛國精神，是新條例的重要目標。而這兩個目標已經是第二次出現在香港法例，第一次出現正是在去年6月4日立法會三讀通過的《國歌條例草案》。如今，國歌國旗的法例在校園的執行，也切實體會在每週一次的升國旗儀式。

國旗是代表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國旗飄揚下的校園標誌標致國家主權的體現，升掛國旗及升國旗儀式不單是教育局列明的「促進國民教育及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感情，以及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更應是如法例所示：增強校內師生的國家觀念以及弘揚全校的愛國精神。故此學校執行升掛國旗及升國旗儀式並不單是一個對教育局的交代，而是一個推行國民教育的大好時機。

 國旗升降有情有理

新條例寫的是每日升掛國旗，教育局的指示是每個上課日及該三特定日子升掛國旗，是給予學校在運作及達成教育意義中的彈性，故此學校也應依校情及國民教育發展的程度作出校本的安排。教師發展日在教育局的規條中確實不當作是上課日，但是，教師在校內進行專業發展，為什麼不讓國旗在這一日在校園飄揚呢？

談到在哪三個特殊日子前一日不降下國旗，省卻安排員工在放假日回校升旗，這不只是一個錯誤的執行，甚或是對國旗的不敬。在教育局的網頁列明在政府建築物展示國旗和區旗，「傳統上，旗幟是在日出時升起，日落時降下。參照這項傳統及基於行政考慮，國旗和區旗應在上午8時升起，下午6時降下。」當然學校會就學校運作而作調整，在上課前升旗，在學校一般辦公完畢後降旗。在三個日子升掛國旗確實有特殊的意義，筆者建議學校領導應親身出席當日在校園的升掛國旗，作出以身作則的道德領導，而不是一個工友放假回校交差的工序。

 移風易俗弘揚愛國

另一方面，很多學校疑問在學校考試期間要進行升旗儀式嗎？因為在很多香港學校中，考試期間是沒有集會的，所以要編排一個升旗儀式便會感覺到對學生準備考試有所干擾，這也是傳統思考的慣性，十分理解。亦和深圳其中一所中學老師了解，他們在考試時照樣進行升旗儀式，因為儀式在上午7時20分，考試在八點後才進行。當然他們完全習慣每週一次的升旗儀式，未有思考在考試期間會停止。就我所知，本港過去已執行每週一次升旗儀式的學校，亦不會在考試期間停止。這一點，確是考驗香港學校領導的移風易俗的能力。

其實，有部分學校並不等候新法例的通過，已經在今學年開始進行每日升掛國旗及每週升國旗儀式，體現出國民教育的領導；亦有學校安排學生分批擔任每日升掛國旗，讓學生有機會近距離作中國國民的體驗；而筆者也提出，將每週一次的升國旗儀式成為國民教育的標竿活動，帶領全校師生增強國家觀念、弘揚愛國精神。

唱好「一國兩制」

 唱好「一國兩制」          許為天(信報 2021/9/25)

2016年10月，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在香港大學一個題為「一首歌，一個時代」的演講中，向台下聽眾提問「人生啟蒙歌曲」是那一首時，那時候另一所大學的副校長在台下回應：我想起進大學的時候，很多師兄帶我們唱的《我的祖國》。龍應台有點詫異，反問﹕「真的？《我的祖國》怎麼唱，頭一句是什麼？」沒想到台下意有觀眾帶頭唱出﹕「一條大河波浪寬……」，初時歌聲還比較薄弱，但合唱的觀眾越來越多，最後竟演變成全場大合唱。

愛國歌曲什麼時候植根香港呢？

可惜的是，在接著的幾年內，那所大學的學生卻讓人看見做出反對《我的祖國》的言行。另一方面，服務該大學的筆者則會在9月18日的課堂內播放《松花江上》，讓「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喚醒香港青年老師對國家苦難的認知。值得欣賞的是，今年教育局亦以「紀念九一八、培育愛國心」為題，發動學校莫忘國難，從而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及責任。在活動中，可會唱起《松花江上》呢？這些帶動民族感情的歌曲，乃至在國內眾口一聲的愛國歌曲，又會到什麼時候才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植根呢？

答案是，不需要等到「哪年、哪月」，便有在香港全國同胞歡聚一堂的機會，就是四年之後粵港澳合辦的全國運動會。香港有機會作為開幕典禮的東道主嗎？那便要看辦不辦得來了。今年在陝西西安的全運會開幕典禮可以作參考，各方面的編排及大型表演，相信以香港曾主辦東亞運動會的經驗應該不是問題。疑問的是，在國內大型運動會的尾聲，會是全體出席同胞合唱《歌唱祖國》，還有四年時間，我們學得來嗎？

這首被譽為「第二國歌」的《歌唱祖國》，也是在香港教育界在歷年慶祝國慶晚宴時全體大合唱的曲目。筆者的書架上還存有十二前國慶宴會上派發的《建國六十週年金曲選》，可惜的是內裡絕大多數金曲也只是放在頁裏譜間，可曾出現在這十多年的大中小校園內呢！

 《康定情歌》與《小李飛刀》

以上提及的歌曲可能有些讀者會覺得是屬於兩制的另一制，我便談一談筆者少時在本地成長在校園內學懂的民族歌曲：《青春舞曲》、《康定情歌》、《送別長亭外》等等，也是在不知不覺中淡出了本港青少年成長的歌曲記憶，因為學校可能已不再教授、社會中也難有集體傳誦的機會。

再回到更道地的香港粵語歌曲文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的黃金時期，由香港擴散到內地及東南亞，乃至成為全球華人的至愛，一首《小李飛刀》，唱遍大江南北。可惜時至今日，樂壇生力軍竟然有眼不識李克勤，倒反我們的樂壇前輩卻在神州大地走進千家萬戶：鍾鎮濤、張衛健在珠江河畔唱起《獅子山下》、林子祥在上海灘頭訴說著他的《數字人生》、鄭少秋也在金陵古都欣賞著廣西小姑娘演繹他的名作《笑看風雲》。此景此情，我和在粵語歌曲流行文化成長的讀者們都會百感交集：高興的是粵語歌曲經典再現神州，感嘆的是此等音樂盛宴竟然不是擺設在獅子山下。

 文化局正好承擔使命

既是改革的年代，也便是時候將本港粵語歌曲的傳承由花果飄零轉化為靈根自植。既然中國語文有指定篇章，讓香港的老中青可以有共同中華經典篇章的對話，學校的音樂科也應擺脫學院派的音樂培育，放多一點生活教育的歌曲傳承，由本地語歌曲出發、以致中國民族曲目，再進一步包括全國流行的愛國歌曲，增加此類歌曲表演以及比賽的機會，唱好「一國兩制」。

當然，官民正在熱烈議論的「文化局」，正好承擔在社會氛圍及大眾傳媒中，重建香港作為粵語樂壇發源基地的使命，不要讓香江前輩艱辛努力寫下的名句飄離維港，更要發揚光大，讓這東方之珠更亮更光。

 

教師的更新--兩制到一國

教師的更新--兩制到一國         許為天(信報 2021/8/28)

筆者前文提及，大量教師離職產生大量的教師崗位騰空，無論在基層或中層領導崗位中，都增加了教師入職及晉升的機會，可以積極引動教師對未來學校教育的承擔，這正是教師隊伍提升更新的大好良機。上一篇集中在教學水平的提升及教學實踐的更新；今次集中探討現時教師對國情的認知。

筆者在2020-21學年去到18所中小學作「國情（國安）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講座，在其中15所作了一個教師對國情認識的小調查，結果見【剪報】。可以看到，非常熟悉國情的老師在每一間學校平均不到兩位。

 負責國教老師須接受培訓

現時每所學校均有國安教育專責小組，要處理校內國安教育以至國民教育的推廣，而只有不足兩位教師對國情非常熟悉，明顯不足。更且，透過本人在講座分享時了解，部分自認為非常熟悉的老師其實對當代國情也未有深入的了解，譬如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也是十分陌生，更遑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

再看另一端，認定自己對國情認識不多及很少的佔一半以上。當然，在以往強調香港為本的「一制」校園氛圍下，不太認識國情沒太大關係。然而，國民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已成為在今天「一國兩制」新局面中學校教育的必然元素。

一般教師若沒有基本的認識，又如何教導全部學生均要領受的國民教育？

故此，對一般教師及國民教育負責老師分別進行基本及進階的國情教育，才能配合對學生進行的國民教育。

從教育局最新通告中了解，接着一年中教師可參與「國情教育」知識增益網上課程系列，其中包括《憲法》及《基本法》的關係、國家安全、「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有一定的幫助。就筆者的經驗，這些較為硬性的資料介紹需要配合一些較為軟性的國情認知，令教師更易接受和吸收，提高學習效能。

 國歌的歷史及精神

實際的一個例子，在去年通過《國歌法》後，國歌納人中小學教育，學生要學習歌唱國歌、國歌的歷史及精神以及奏唱國歌的禮儀。

學校會着重歌唱國歌及奏唱國歌時的禮儀，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是國歌的精神。在教育局網頁中可找到國歌的簡介，其中提及國歌表現了中華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

為加強一般教師對國歌的認知，筆者向教師們介紹《故事裏的中國》中的一期《國歌》。《故事裏的中國》是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戲劇+影視+綜藝」文化節目，在《國歌》內，除了欣賞到描述《義勇軍進行曲》誕生的舞台劇，更邀請了填詞人田漢先生的孫子歐陽維教授、作曲者聶耳先生的姪外孫青山導演，以及《義勇軍進行曲》第一個版本的錄音師司徒慧敏先生的女兒司徒恩湄女士，讓他們細膩還原當年兩位創作國歌的始末；還有曾在開國大典上奏響國歌第一聲的小號手汪奇老先生，更在節目中再次奏響了這段早已融入他生命的樂章。

學校升國旗儀式配合講話

接着在新的學年，待《2021年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教育局便會就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向學校發出指示。

在學校內進行升國旗儀式中，必定有奏唱國歌部分，在教育觀點上，教師及學生對國歌精神的認識以至感召至為重要；如果能配以恰當內容的國旗下的講話，在國民教育的推展上更是相得益彰。筆者了解到已有學校作出主動的配合，在新學年一開始已經進行每周一次的升國旗儀式，亦有學校購置在禮堂可裝置的旗杆，方便在下雨及炎熱寒冷期間，可以進行室內升旗儀式。

期望在學校和教育當局的配合下，協助老師跨出香港為本的一制，認知中國大陸的另一制：社會主義實踐的成功及優勢，進而提升對國家的了解及認同，做好國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