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如何教學生？

大學如何教學生？  (信報 2018/2/24)

筆者過去十年至今都在本地大學工作，因角色問題在此欄中少有提及大學生和大學教育。在浸會大學的十年服務中，主要是教兼讀教育文憑的學生，多數是現職的教師或教學助理，又因為是教課室管理，大多數學生都願意接受一些較本科學生嚴格的課室管理要求，如對出席準時的獎勵、上課不專心行為的提醒等。但是亦有一些「課室管理」課堂是面對正在本科全日制的大學生們，部份反應是有所不同：覺得無須理會他們的遲到早退情況；上課有不專心的自由，只要不干擾其他同學便應接受…在經過解釋師訓課程的要求及培養足夠師生關係後，大部份學生還是理解的。當然還有小部份覺得這位許老師過份嚴格，加上功課也有一定的要求，到最後他們作教學評估時候給予低分，而我又要在回應中寫一大篇文字再加數據說明，這也便是一個認真要求學生的大學教師經常面對的景況。幸好，我是教老師或準教師，大部份是兼讀學生，又是教「課室管理」，也對自己的教學內容及技巧有信心，所以不致於要看著少數學生的負面「教學評估」來調整教學要求。另外，在浸大的十年教學中，大學都有要求學生必須出席至少七成課堂才可合格，所以老師也可以大學的要求作恰當的課堂管理。

然而在今學年開始，浸大校方通過取消以上七成出席的要求，亦即縱使學生全部缺席，也可以交齊功課或出席考試而達致合格甚至優良的成績。當然，身為教育中人，保持或取消此等出席要求都有其道理，而取消出席要求相信會受絕大多數學生歡迎。可是當在草擬階段時，我所接觸的浸大教學同事卻全部反對此項新政。另外，浸大要求本科生必修體育，這和最近弄到滿城風雨的普通話要求也是在全人教育下的教學政策，但可惜的是也在新政下取消，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學生的反對。在此背景下，讀者會更明白為什麼浸大校方會設計一個普通話修讀轄免評核，提供部份學生免修普通話課程的機會。

熱衷爭取學生權益的學生在此「學生為先」的勢頭下，校方善意地讓我們可以免修普通話，居然碰上轄免評核試七成不合格的結果，便有可能出現疑問甚或激憤的反應。由學生的回應和浸大舊同事的消息，說學生們已通過不同渠道與語文中心的老師溝通，均不得要領，便採取他們覺得是「和平理性」的「佔領行動」，再出現了熱爆傳媒的粗口罵師的紀錄。筆者絕不贊同學生的「佔領行動」，亦會指責當時學生辱罵師長的行為。但是，我更要探討的是，為什麼學生會變成這樣？香港社會、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如何「培育」我們這批未來社會精英？

上文已交代本地大學的教學評核制度令到很多大學教師要「照顧」學生的需要甚或怕學生的負面評分影響續約，致使教學成效成疑，更使部份學生習慣於怠學欺師。基於部份大學生的言行慣性如粗口助語詞，加上校方政策上的趨向，筆者也不訝異大學會出現此等風波。

所以最近有朋友問我有關本港教育的問題時，要我說一個最重要的，我說是本地大學教育的浪費：本地大學生單位成本平均廿多萬港元(只有約一半是用於教學)，卻因大學管理及教學體制令致教育成效不彰，原本一批在中小學培養出來的精英學生在這四年大學中「不進則退」。大學生處於成長和反叛的階段，要煽惑他們去抗衡權威和放縱學習並不困難，但大學之道不更應是要求更高的「明德格物」、「博文約禮」和「篤信力行」嗎？

漫談「優質教育」

 漫談「優質教育」  (信報 2018/1/20)

周中參加了嶺南大學香港復校50周年的一個學術活動，稱作「傑出領袖對談系列 - 對談優質教育」，對談的兩位嘉賓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陳智思先生與教育局楊潤雄局長，由中學校長會主席李雪英校長作主持。在活動的推廣介紹中列出對談中的課題：教育的出發點、使命及願景？社會為何需要教育？未來需要怎樣的人才？香港的考評制度；課程發展引申的問題等等。筆者原來希望兩位社會領袖對以上課題有其真知灼見，現實是有所落差，只是聽到兩位嘉賓在漫談教育，未能針對原來題目提出卓越的觀點。

一開始，楊局長把「優質教育」放在培育年輕人貢獻社會，同時能發揮一己之長，算是一個兼容並蓄的講法，接著還可以有大幅度的發揮。但一到財經界出身的陳先生，加上他曾任嶺大的校董會主席，便將「優質教育」焦點放在「中環價值」的人才，亦即在中學文憑試勝出的一群大學生。跟著便是一大堆教育常識：知識不是唯一的教育追求，更要重視態度和與人合作；放眼未來，掌握機遇等等。如此方向，也難怪作為主持人的李校長邀請觀眾席上的中學生發言時，只得到Nil Return。以高端人才的培育來規劃教育是過去二十年香港教改的大毛病：放鬆直資辦學(如無須硬性接收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學生)、重通識輕專科、只能以英語教授英文、ＳＴＥＭ等等，令主流學校的教師失卻方向，教育效益驟降，尤其是面對傳統學科能力較差的學生。學校教育顧此失彼，在突發社會事件中往往成為待罪羔羊，就如最近屯門女童虐斃案，學校便被指責未能及時發覺，避免悲劇發生。筆者台下發言提及，自己在兆康西鐵站步行至嶺大所經的興德學校，學年初出現校長風波，近一周有學童受虐，正是需要「優質教育」的精準補底的功夫，普及教育實在不應只朝「中環價值」的方向。

接著，議題便遍及大學撥款、考評課程與及人才培育，台上三位也沒有什麼獨到的觀點，我便在思考活動標題「傑出領袖」中「傑出」的體現。陳先生是公職王，作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更可謂非民選參政議員的首席，當然在社會上有其傑出之處，算是「界外精英看教育」。另一方面，楊局長積過往五年的副局長經驗，應有教育識見上有其優勝之處，否則只是職位權威的實踐而已。然而，當天的表現也真的是一如以往，多是「門外漢」的說法。其中最明顯的是提到中學文憑試的功能，他說是為選拔入大學，是學生未來出路的關鍵。當然，這便是一般市民的看法，但懂得教育評核的行家，便可以說出公開試的其他教育功能，如勤奮毅力的表現、認定學習所得與及診斷教學過程。但另一方面，楊局長在顯示其公關應對及回應難題方面，確有其「傑出」之處。在李校長再三追問檢討教育的時間表時，局長便搬出「有時間表便產生壓力」的解釋，及後更提及要照顧不同的持份者，又是一個行政官員的太極招數。

在談及公開試時少不免提到香港學生的補習風氣，兩位嘉賓如一般中產家長般批判此等補習文化，確實與台下「日補夜補」的中學生的感受脫節。幸然有兩位曾做過有關「補習文化」學術研究的大學朋友發言，才能將此議題的討論由坊間言論的水平提升至真真正正的大學講堂之內。故此，筆者也發言強調「優質教育」的檢視和發展必須有學術研究的基礎，而不只是教育決策者拍腦袋的行為。

整個對談雖然談不上傑出，也未達優質，但筆者總算對兩位社會領袖知多一點點。可憐的是被安排來捧場的中學生們，在未能聚焦的漫談中，他們有什麼得著呢？

中國變、香港甚能不變？

中國變、香港甚能不變？  (信報 2017/12/23)

2017年到了最後的一個星期，過去的一年，香港教育的領導由局長吳克儉及常秘黎陳芷娟分別更改成楊潤雄及楊何蓓茵；再高層的特區首長也由可能連任的梁振英變為林鄭月娥，可謂在人事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而放眼神州，以共產黨十九大作階段而論，雖然說政治局常委七個換了五個，但仍是習近平作強勢領導，國內政治社經局面也會依過往五年的趨勢繼續發展。那麼要說變，是中國不變而香港會變。可是，中國不變的是持續過往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再加上近五年的「新時代」起步，亦即是「持續的變」已是常態，步向兩個「百年使命」：在2021年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以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在2049年中共建國100周年以前，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又回到香港，所謂人事大變，又會不會只是「流水的官、鐵打的衙門」，政務常態還是以不變應萬變。

中國教育的提升及發展

在中國教育上，多年來的教育發展累積出來大量高質素的中層技術力量，再加上已發展到「應試＋素質」合一的優秀人才，便收成了科技基建等舉世注目的成就。很多評論者垢病中國教育中優秀學生外流：在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43.25萬人，比例為79.43%，相對於2007年的30.5%已是大大改善。不過驟眼睇仍是出多於入，但若考慮出國與歸國的時滯情況，即2016年的歸國畢業生會是2012或2013年的出國者，如此計算之後，則從2011年開始，留學生回國人數就開始大於出國人數，促成「人才順差拐點」。人才的回歸不止在數量上，更在不同的尖端領域都有海歸精英加入，典型例子是八個哈佛博士後「集體歸國」，成為「八劍下哈佛，共聚科學島」佳話。

再看基礎教育的改革，在本月，中國教育部印發《義務教育學校管理標準》：要求各教育領導單位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工作，在義務教育過程，堅持免試就近入學原則，不舉辦任何形式的入學或升學考試；不得提前招生、提前錄取；控制考試次數，考試成績不進行公開排名，不以分數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雖然在國內教育政策與實施會有不同大小的差距，但是政策的製訂總反映出官方的意圖，值得參考。

香港教育的窘局

回到香港教育，在新世紀的教改中，確實在保持普遍高水平學習成果之餘，活化了小學教學，加上家庭及社會不同的教育資源投入後，不少優秀的小學畢業生真的是品行、學業、活動三者並進，若以學能而言，幾可達到一般中學的中二三的程度。可惜的是，這批小學精英一到了中學，大多數要回歸「正常」的Form One 仔或女：迫著做早已學懂的功課、由小學領袖變成中學「小嘍囉」，終於削尖歸於平庸。當然，這情況在上世紀香港學校也有出現，但現時的情況更加惡劣，有些中學校長也向我表達難以應付此類學習差異。

而由五年中學加兩年預科的分流精英制改成現時六年中學一致學習模式，筆者已在當年「新高中改革」草擬時已提出此等學制不利兩端的發展：傳統學科能力低的學生被「拉牛上樹」(再重覆一次：牛是無須上樹的)、學習能力高的學生困於文憑試的平庸要求。結果至今，效果已現：弱勢學生在學習能力最強階段被迫學非所用，得出厭學棄學，構成日後「終身學習」的障碍；强勢學霸的文憑試狀元幾乎全投醫科，相對於中國大陸出現的耶魯大學海歸高材生到農村當村官，雖然可評為標準樣版，但我們卻連樣版也是難得呢！

好了，這批也算中學精英到了本港的主流大學，便遭遇更大學習異化的環境：教學效能參差、港生學習態度怠慢、畢業前境茫茫等等。再與來港就讀的内地生比較，自愧學能勤奮不足，或成了「認衰易做人」的心理常態，又如何在這人才競爭的地球村出人頭地。

當中國大陸的人才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强，曾經站在教育人才前端的香港卻是「不進則退」。在香港的「新時代」，我們還只是在研究所謂「八大教育範疇」(註)這些微觀修補。研究一輪，我們可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人家卻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註) 八大教育範疇：1.教師專業發展 2.課程安排 3.評核制度 4.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 5.自資專上教育 6.校本管理 7.家長教育 8.教資會在研究和學生宿舍的資助

從國歌法到中國情

從國歌法到中國情       許為天   (信報 2017/11/25)

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決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亦即將奏唱國歌的行為由儀式禮貌的規範轉為有法依歸的要求，在大社會的管治中當然有其道理，但是在學校教育角度，又有另一種看法：國人唱國歌，天經地義，至少要尊重，更好的是投入及有正面情感的提升，因為奏唱國歌的目標在於提升國民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大家國民做得好又何須立法，就如大多數學校的校規都没有唱校歌的規範。這看法令我想起多年前在國內立《國旗法》時同樣的爭議，而當時在北京交流時人大的高層領導說出了另一面的看法：中國國家大、人口多，不同地方有相異的處境：就如旗桿的要求，用竹可不可以呢？不同單位的國旗大小又如何？這又看出立法的道理，是讓國旗國歌的處理有所遵從，而不只是著意在那些行為會違法及所涉的處罰。

處罰違規行為加劇反抗？

縱是明了道理，在香港社會立了法，又是否一定使到原來奏唱國歌的目標能達成呢，亦即是提升香港人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讀者會知道這不是必然的結果。有些還會覺得立法約束了港人自由，會對國家更加反感。當然，這些規範加劇反叛的看法，在學校教育中也有相似的道理，就是以處罰來處理學生違規行為會加劇學生反抗及對學校的歸屬感，但是在實踐上這是少數，故此大多數校規還是罰多獎少，結果也是大多數學生能守規愛校。

當然，學校不能只靠校規來培養學生守規，學生更不會因有校規而愛校。歸屬與愛校，主要是靠校規以外的其他教育元素：歷史、文化、校風、教育質素、師生及學生之間的關係、學校成績等等。同様地，在學校教育中培養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也不能只靠國旗國歌，還要在不同階段作感性、知性和行為上的培育。最如對國旗的感覺，我成長的小學時代，在雙十時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掛滿大街小巷以至插在獅子山頭，配以台灣流行曲及歌星的正面感覺；比對大陸在五星旗管治下文革動亂，浮屍飄港，當然大多數那代香港人對兩面旗幟的正反感覺是相當明顯的，而此等喜惡的感覺在半個世紀後還影響著這批香港人對五星旗的感受。

了解到以上童年感受的影響，便要由幼兒教育時開展對國旗國歌的正面感覺，幼兒小學學生畫國旗、唱國歌等應配以國家的景觀、建設、成就等，讓學生產生正面情感，更不應以「畫得唔靚、唱得唔好」等負面批評(當然是參賽的要求便另作考慮)，避免學生對國旗國歌的反感。及至高小至中學，在國慶日及回歸紀念日前後以至每月每周，升國旗、唱國歌應配以「國旗下的講話」，由校長教職家長或學生代表發表與國家為題的正面演説。而在奏與唱的教育效果中，當然是唱才產生投入參與的效果，故此在學校典禮儀式中也應以唱國歌為主導。另一方面，在體育活動中，當國家隊或香港隊獲冠軍時，在頒獎儀式中的奏唱國歌，也是培育對國歌有正面感覺的機會。

國情教育最佳耳濡目染

筆者近兩年到不同的中小學向老師講述國情教育在學校教育的位置，有很小部份老師反感，而大部份老師都覺得有其道理。而最近到一所小學作演講後，老師的反應顯著正面。再與該校校長了解，原來該校是每周一次升國旗與唱國歌，每周一次的頻率的確是在本港學校中較為罕見，卻也由此得出學校在國情教育行為中耳濡目染之效。

在我接觸這些學校中，老師對國情教育在學校教育位置的認定，卻遇上不敢直言愛國的教育當局，五年前因國教事件便退縮下來。現時以「基本法教育」包裝「一國」教育，卻是「名不正、言不順」。再上一層，特區政府在今年2017年是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紀念」作慶祝標示，而不敢以「一國」的立場訂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也表明政府高層在「一國」立場的曖昧，更難苛求在教育局在行事的官員。在此，希望新一屆政府和教育當局領導能勇於承擔，亦要懂得善於溝通，不要再出現「邀請學生觀看李飛演講」的笨拙行政動作。

看教育施政

 看教育施政 (信報 2017/10/21)

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首份施政報告及綱領中有關教育部份內容繁多，作為新政府的第一份施政報告，要為五年施政作序幕，較多的篇幅是在所不免，所以筆者也只就幾項提出一些看法。

是否邀請敢於批判的人

教育部份，開章明義地用了她在競選政綱相應部份的同一標題：「優質教育 專業領航」。在研究八大教育範疇(1.教師專業發展 2.課程安排 3.評核制度 4.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 5.自資專上教育 6.校本管理 7.家長教育 8.教資會在研究和學生宿舍的資助)中，如她在政綱中寫下，要邀請教育專家，包括了解前線教學人員情況的專業人士參與。而所涉大專教育的第五及第八項，已分別邀請了張炳良教授及徐立之教授，算是起了一個不錯的開展，但困難的是在其他教育範疇中，確實存在不同的爭議，會否邀請敢於批判的教育專家來領航呢，便要看政府上下的氣量和智慧了。

要有氣量邀請反對聲音入「專業領航」隊伍，更要有勇氣提出教育界爭議的項目。就如一個在特首競選時爭議不休的題目：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 BCA)的擱置，在林鄭的競選政網中是列明：「在完成相關政策的全面檢視之前，擱置於小三推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為學生和家長減壓。」但在施政報告中卻是隻字不提，連起碼的交代也欠奉，或者真的有其難處：是否難在教育部門的「專業提醒」呢？同樣情況會否出現於在「專業領航」教育專家的邀請呢？就筆者對本港教育諮詢架構的研究中，發現有教育官員在邀請前線教育人員作委員時確有偏頗：偏向邀請與政府較為「合作」或「低調」的，方便政府議程的有效運作及通過，而較近期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的成員名單也顯示到這方面的傾向。

另一個較多學校關注的是政府為學校提供經常的「空調設備津貼」，這是遲來了的合理政策，也引動筆者回想十八年前向教育署長的建議：把當時的「消減噪音計劃」轉成「舒適教學環境」新措施，將空調設備成為官津學校的指定設施。然而，當年得到的回覆是，「消減噪音計劃」是環保署負責，要作跨部門的財政調動及大幅增加撥款均有困難，故此那份建議便束之高閣了。所以教育團體要影響一些較重大或繁複的教育政策時，向特區領導人反映爭取，往往比向有關部門討論更為有效。

此等情況又出現於另一教學政策的推行，就是在「2018/19學年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其實在世紀交接時進行的課程改革，學校以「校本課程」的名義作大大小小的科目及教學改動，真是百花齊放，很多都得到「優質教育基金」的財政支持，亦即是受到政府的「祝福」。所以，中西史合併、史地經公合併為社會教育科等舉措，便令學校取消中史作初中獨立科目，結果是校方及教師有動力、學生學習有成果，在教育層面上確實添上不少姿采。而當中史教師及相關團體提出堅持初中必設中史獨立科目時，教育當局便以教學效能回應：「兩史合併教學效能，研究證不遜獨立成科」也是近日教育新聞的標題。所以拉拉扯扯又十多年了，及至年青人的國民認同感驟降時，此項教學議題便由教育層面提升至政治層面。政治層面議題當然是政治場景下解決，於是乎在施政報告的一聲令下，便將教育層面多年爭議作出定案。其實，此項教學政策能否達成政治層面的目標，即年青人國民認同感的提升，確是值得探究，大學學者申請作此項研究，會否有優先資助呢？

糾正教師職級政策落差

最後，筆者關注第一範疇(教師專業發展)中的一個可大可小的項目，便是「研究學位化教師政策」。因為這項目又是我在十八年前給教育署長眾多建議中之一，如同上文提及的「空調設備津貼」，旨在糾正當時教師職級政策上的顯著落差：明明各入職老師已是學位畢業，為什麼還存在文憑教席的職級及薪級。可惜是，當年shelved的建議在這些年來不覺對教育當局產生任何影響，希望今次提及的「研究學位化教師政策」真的能面對此等歷史遺留下來的難題。既然當局要邀請了解前線教學人員情況的教育專家參與研究，筆者會收到邀請函嗎？

學校領導的政治觸覺

學校領導的政治觸覺   許為天    (信報 2017/9/23)

上個月的文稿中提及在接著的五至十年，香港教育上的「灰犀牛」有中小學生的國家認同、大學生的學習質素、優秀教師隊伍的傳承等。而在這一個月內，我服務的崗位由浸會大學轉到教育大學，又正正在這段日子內，教大民主牆出現了背離仁愛的標語，成為教育界内外的爭議話題，再加上不少大學校園的「港獨」標語、大學校長與學生會的對立聲明，都顯示教育界的「灰犀牛」已衝出來了。

由對一個教育領導人的不滿以至一張涼薄諷刺標語的張貼，筆者最初的反應是張貼者懷有不滿的各項原因，便罔顧後果將一些網上發泄言辭作公開的宣示。這是個人對自己言行的管理和道德操守，而在教育大學出現便更令人擔憂未來教師的質素。本來事件是在這方向發展和處理，然而接著淩晨同地點又有張貼嘲諷劉曉波的爭議標語，便使事件不得不從一個個人言行的層面改至政治搞作的考慮。當然，對凌晨標語的簡單直觀回應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對抗式行動。但是想深半層，那些人會在此敏感時刻去做這「十五」呢？再回顧一下最近「林子健釘書釘事件」的戲劇化案件，心中便冒起一個疑問：「會不會是另一場政治搞作？」一是反建制人士回應建制持分及當權者一輪道德的指責，即時以另一立場的嘲諷標語作出對沖，繼而便可指責以上「衛道之士」雙重標準，在公眾言論中搶回支持。二是整個嘲諷雙方的標語張貼是一連串的政治行動，目標既在傷害他們反對的教育領導人，再引致大學及教育當局疲於應付危機，消耗建制力量，降低民望，最後此事件的發展及後果亦可作為日後相類政治搞作的参考。

筆者當然希望整件事只是個人言行的閃失，但從整個香港的政治形勢看來，也有可能是一場有計劃的政治搞作。那麼作為學校的領導，面對有關社會政治的校園事件時，便不能天真地單看教育層面，確實要想深一層，會否背後另有政治謀略，一招過後還有幾步棋在後，或者有校外人士參與或控制呢？

就如有一次我在一間中學，看見公開展示的壁報板上有一篇諷刺某獨裁地方裏所謂民主選舉的獲獎微型小說，要諷刺的可以是北韓、可以是中國大陸、亦可以是沒有直選的香港特首選舉。作為校長看到應如何處理呢？當然，一篇學生作品由寫作到挑選到展示，必定經過老師們擬定的校內程序。那麼，校長便要思索這批老師對此等內容的判斷：他們是覺得這些內容是無傷大雅，抑或老師也是同一政治觀點呢，或者再思考老師們有否政治團體的背景呢？

首先，在現時的社會環境下，學校中層領導或以上都應該有較高的政治觸覺。故此像以上所述的學生作品，筆者認為是值得校方關注的。校長應該去了解一下整個由寫作到挑選到展示的程序，所涉的主任和老師的看法。如果真的是覺得無所謂，便要考慮應否提升中層領導的政治觸覺了。像以上的學生徵文比賽，獲獎文稿應該去到科主任的層次。科主任便有責任去判斷內容的恰切性，如果不能判斷，便應與教務主任或正副校長等高層作商討。

筆者不止一次在此欄中提出「還校園一片靜土」，但現實是香港的政治氛圍，已由老師、學生及家長等主要持分者透過教學活動、家校參與等影響到校園內的教育活動。作為學校領導必須提升對校園政治氛圍的觸覺，日常做好溝通的功夫，亦要裝備好處理此類政治危機的能力，才能好好保護校園這片靜土。

「一帶一路」的教育議題

「一帶一路」的教育議題   (信報 2016/1/23) 

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任內第4份《施政報告》，其中特設「一帶一路」章節，據報「一帶一路」這詞在報告中提及多達46次，確是此份《施政報告》中重中之重。而在教育範疇中，有所涉及的有兩項：一是增加「特定地區獎學金」的名額，吸引「一帶一路」地區的學生來港升讀大學；二是在政策發報時後加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鼓勵學生可以選擇與「一帶一路」涵蓋的國家的語言作為選修科目，與及在相關的中小學課程內加入「一帶一路」元素。

「一帶一路亞投行」在近年的社會及媒體討論中並不是新事，關心一下時事的成年人以至中學生也會聽過。至於知多知少，就如一般新聞議題如自貿區、滬港通等，要看各行業及個人興趣。而就教育界而言，港外網絡一般限於姊妹學校、遊學團及學生升學的考慮。如果要說到政經大局，更非學校領導所長，對「一帶一路」不太了解也是理所當然。

然而，作為學校領導課程的負責人，我在過去一年的不同課程內，亦向各中小學的學員簡介「一帶一路亞投行」對香港未來的影響，提升本港學校領導對政治經濟議題的觸覺。而去年本人獲邀參加主要是中小幼學校領導參與的「國慶訪京專業交流團」中，其中亦有安排團員出席在北京大學舉行的「一帶一路與香港、澳門發展的聯繫」主題講座。主講的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張亞光副教授，他由「一帶一路」提出的背景，聯繫到歴史和現狀，繼而點出現時有關「一帶一路」認識的誤區，再以對港澳未來發展的意義作總結。碍於時間有限，張教授未能完全透徹地講述，但已相當精到，一位曾出席多次「一帶一路」講座的界外團友亦表示張教授此講「有料到」。當時，我也和在旁的老友談到，我們應該請張教授來港辦多次相類的講座，讓前線校長老師對此課題有較全面的認識。

及至講座尾聲，港澳政府的教育領導人上台發言，香港教育局長一貫的客氣應付的言辭，絕無驚喜；倒反是澳門教青局副局長三兩句開場白後便立即向張教授發出邀請，到澳門講授「一帶一路」。在網上跟進此事項，果真張教授已在去年12月5日於澳門的「『一帶一路』給青年的啟示：抓住機遇，發揮優勢」青年論壇作主題發言。教育領導人能否掌握前線所需，作出即時的專業決定，高下立見。

現時香港資助大學學額不足，動輒用公帑去資助境外學生在港作大專學習，易招反對聲音。政策的成本不只是財政上，還有在政治和輿情上。況且，面對「一帶一路」所涉的64個國家：亞洲43國、中東歐16國、獨聯體4國及非洲1國*，聚焦在那些國家亦應有策略性考慮。其實，此項「一帶一路」獎學金已在施政報告前推出：去年12月16日，本港教育局已與印尼政府教育與文化部簽署教育合作諒解備忘錄，加強兩地的教育協作。其中列出參與雙方要向學生提供獎學金，香港的立即回應已是成立十個獎學金予來自印尼並在香港就讀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每位每年可獲最多十二萬港元的學費，經濟有困難的還有申請私人捐助的五萬港元助學金。我們大學內工作的一看便知這是合理的公價水平，因為香港資助大學的學生本平均一個是廿多萬港元，但界外人士一看到一個境外學生可獲十多廿萬一年的資助便會抗議政府派錢益外人。

說回來，要吸納「一帶一路」的學生首先要對焦，以香港現時人口的種族情況，在非華裔的學生中南亞裔佔最多。以地域而言，東南亞國家亦是較易發展關係的地區，就如最近與本港教育局簽備忘錄的印尼及馬來西亞。故此，集中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東南亞及南亞國家是較現實和有效。而要吸納的又不只是大學生，應該包括高中學生。現時本地中學生源缺乏，讓部分直資學校可以收取東南亞的留學生，既能增加生源，亦能構致種族共融，增加日後交流的果效。

至於在課程上加強「一帶一路」的元素，其實在現時教育局的師資進修中已辦過「一帶一路研討會系列」；而有中學通識課中，「一帶一路」更是「現代中國」及「全球化」兩單元內必然涉及的內容。做緊的沒有提及，倒反是叫學生去學那64國語言，確有「離地」之感。更實在地，現時中小學內的少數族裔(主要是南亞裔)的教育問題，正可透過「一帶一路」政策轉危為機：動員學生及家長，讓他們生活化地將國家背景和文化融入學校教育，這便真的做到民心相通，有利日後學生在成年後的聯繫和合作。

 

*資料來源：張亞光在2015/9/30北大的講座「『一帶一路』的歷史、現實及其對港澳地區的意義」

 

 增强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施政                   (信報 2015/1/24)

新的一份施政報告中共有219段文字，與教育有關的共有11段：在第127段中提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第140段中提出研究在下一個大學撥款周期增加以公帑資助的醫科、牙科及其他醫療專科學士學額；較集中有關教育的在150-158段，涉及大中小幼各方面。經一周的業界傳媒討論後，焦點還是放在顯眼的國民教育元素的施政內容。

在158段中標示著要將一個只運作四年的「香港青年服務團」的服務恆常化，「加強與廣東省在義務工作方面的合作，讓青年人有更多機會服務外地的弱勢社群」，而準確的說法應是「服務內地的弱勢社群」。「香港青年服務團」是在2001年因香港義工黃福榮先生在青海玉樹犧牲的感人事跡而設立的，資助十八至二十九歲的高中畢業生、大專生及在職青年到內地貧困地區服務六至十二個月，服務範圍包括提供教育、衞生、環保等知識訓練。而此服務團成立的宗旨，有個人意志鍛鍊、服務精神與及提昇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故此，在「後佔領」時代的施政報告中，在交流合作一項中，突顯一個懷有國民教育目標的新辦服務團體，施政動機非常明顯。

在此，筆者並不是否認此舉措的恰切性，而是質疑是否需要作出如此突顯的標示，對加强青年人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是有幫助還是幫倒忙呢！其實，現時本港亦有其他服務內地弱勢社群的青年團體，也可以被列入此任務之內。在此掛一漏萬之下，本來「香港青年服務團」可以低調地逐步發展，但若成為媒體焦點，則參與的青年可能被標籤化，則好事雖未必變壞事，但至少也是煩事了。

同樣是背負著「後佔領」時代力挽「一國」方向的有第153段的更新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的課程內容，與及第157段的增加與內地學校締結姊妹學校的數目。有關初中中史課程的改動，近日當局已有提出把中史科課時增加一倍，將近現代史比例由現時的三分之一調高至五成。即現時共185節內佔約六十節的近現代史部份將激升至370中史課節中佔185節，是三倍的增幅，但有否照顧到學習內容及學生認知程度的差距呢？中國現代史充滿著因政黨而異的說法和觀點，教材和方向如何選取呢？再說到共產黨统治中國後的得失，這是否會促進培養學生中國人身份認同這學習目標呢？反之，先秦諸子、漢唐盛世、三國風雲、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等等古代史，更容易構成中國人祖宗的認定。激升近現代史比例，是失是得，確實需要多一些學理及研究，不宜操之過急。要急的是接受民間的建議，回復初中中史必修，然後再在內容、教學法及師資方面作出提升，這更有利於中國人身份的認識與認同。

至於增加與國內學校締結姊妹學校，亦可能是因加得減的施政手法。現時各中小學已有不少與內地交流的活動，其中有不少學校辦得有理念，亦配合學生的整體學習，有額外的資源投入更是相得益彰；但亦有的是上頭指令，老師勉強執行，學生叫苦而歸，對中國感情有減無增。故此，在未有細心整理姊妹學校的政治效益下，便貿然增加數目，實屬不智。倒不如對現時中港學校交流作出詳細的研究探討，鼓勵正面成效及作出分享，然後再作出資助以達成接部就班的推廣，不宜單以增長數目為前提，急於求成。另外，有議員提出締結姊妹學校不應局限於國內，這更是可以從善如流的改進。香港學校師生要與國外學校溝通，身份的確立當然會以「香港」為主，但當再深入交流是，國家本位的內容(如文化歷史等)便會逐漸帶入，使到香港的師生同時導入「中國人」的角色。所以，國民教育內的軟性目標，如國民身份、國家認同等，必須透過靈活的手法，避免高壓硬推的手法。

可以看出，以上三項青年或教育政策在「後佔領」時代推出，要達成加强青年及學生對中國人角色的認同，實在無可厚非。但是在政策條文的顯示和具體細節的安排方面卻未能慎重思量，惟望當局能予以正視，作出相應的改善。

看國民教育、看「建黨偉業」

看國民教育、看「建黨偉業」                           (信報    2011/7/2)

在本年五月五日教育局頒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諮詢(撮要)」(以下簡稱「諮詢稿」)的封面，引了一句孟子名句：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奇怪的是，在詳盡版中卻未有出現)

也便是自古至今的聖賢道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放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開展，成就國學與德行的結合，值得讚賞。然而「一國兩制」，國內國民教育行之多年，不是熱門議題，最近沸騰的氛圍正是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周年黨慶，而本港上畫的「建黨偉業」正是黨慶獻禮影片。

依「諮詢稿」內國家範疇下的學習目標，高小學生要「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擴闊視野」；初中學生要「以歷史視野了解國情，並承擔個人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高中學生要「以宏觀及中外比較視域，探討中國歷史重大事件；以客觀的角度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歷程，體會當中的憂患、掙扎、進步及成果。」既有以上目標，香港學生要了解國家執政黨的起源，「建黨偉業」實在是一份實際可用的教材。

片名叫「建黨偉業」的「偉業」，似是回應著前一年公映的「建國大業」的「大業」。實在更貼切的應是「建黨啟業」，因為電影只以1921年中共建黨為終，大部份的情節是交代由辛亥革命後的十年動亂時代，從而引出中共的緣起。二小時的影片中所涉的重大歷史事件有武昌起義、溥儀退位、袁世凱稱帝、護國運動、張勛復辟、新文化運動、巴黎和會、五四運動以至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以，香港的小學生當然難以消化，甚至高中生也要預先溫習近代史，始能跟得上影片陳述的步伐。

要說完成中共「偉業」的當然角色是毛澤東，佔有影片內不少篇幅。另外，片中亦寫實地描述了當時與毛澤東共處北京大學的兩位中共領導：陳獨秀與李大釗，更重要的是與其他學者，如胡適及辜鴻銘的交鋒所呈現出北大校園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鑑古證今，現今北大學生孫宇晨要在本港當中文大學交換生時始能一嘗思想自由的味道。如此看來，香港的國民教育也必要有其「一國兩制」的特色了。

五四運動至六四事件

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影片展示知識份子與大學生的愛國激情：1919年的五四，北京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學生齊集天安門前，表達他們「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要求，繼而有部份學生衝到外交部要捉「賣國賊」曹汝霖出來，再發展到火燒趙家樓。此情此景，放在本港中學的國民教育，大多數也會連繫到七十年後的相近情景：1989年的六四。五四運動中北洋政府捕去32名學生，旋由北大蔡元培校長以身家作保，營救獲釋回校；而六四事件中，則是學生傷亡及流放國外，這一比較又是一個值得好好探索的國民教育教材。

而在「諮詢稿」中，亦有提及如何處理具爭議性的議題，其中較特別的是「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避免只一面倒選擇較受大眾接受的立場」和「教師不應充當權威專家的角色，避免『一捶定音』，或以群眾壓力壓倒不同意見」。在這兩點上，「諮詢稿」的作者是在質疑教師的權威性和群眾的可靠性。既要教師推行國民教育，卻不信任教師在「傳道授業解惑」上的專業。而在一個逐漸步向民主的香港社會中，卻要時刻提醒下一代不要信任群眾，不只是與本港政治發展背道而馳，更有違中共當年成立的理念。

依靠群眾、信任教師

依靠群眾、信任教師，是文明民主社會的契約。「諮詢稿」中建議學校每周必要有一至二節「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實在漠視現時在大多數學校全方位進行的相關教育：升國旗、唱國歌、與內地結姊妹學校、響應國家大型盛事(如奧運、世博)作專題活動等等，全部均配合「鞏固對國民身份認同」的學習目標。另一方面，如果特設專有堂節，「偏激」的教師更可借題發揮，「串」足中國一整堂，這又豈是當局願意接受的現象。

去到「建黨偉業」的尾聲，十二名創黨代表唱起「國際歌」：「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壯志豪氣，肩承重任。然而在日後的鬥爭中，其中三名被中共開除、另外有三名亦曾脫離中共──這是政治的殘酷、歷史的無常。九十年後中共領導的中國，「是個賺錢的好地方，卻不適合呼吸、生活、養育子女，保持內心鎮定。繁榮建立在恐懼之上，頌歌裏蘊含要逃離的渴望。」以上是在新中國成長的北京大學校友許知遠的看法。在香港，我們可以附和他，也可以反對他，這就是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確實要好好珍惜。或者就讓我們放低黨國的包袱，反思一下二千多年前先賢孟子的政治智慧：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香港創意教育 Creativ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香港創意教育 Creativ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25 Ways to Develop Creativity
(from "How to Develop Student Creativity" by Robert J. Sternberg and Wendy M. Williams
1. Modeling Creativity
2. Building Self-Efficacy
3. Questioning Assumptions
4. Defining and Redefining Problems
5. Encouraging Idea Generation
6. Cross-Fertilizing Ideas
7. Allowing Time for Creative Thinking
8. Instructing and Assessing Creativity
9. Rewarding Creative Ideas and Products
10. Encouraging Sensible Risks
11. Tolerating Ambiguity
12. Allowing Mistakes
13. Identifying and Surmounting Obstacles
14. Teaching Self-Responsibility
15. Promoting Self-Regulation
16. Delaying Gratification
17. Using Profiles of Creative People
18. Encouraging Creative Collaboration
19. Imagining Other Viewpoints
20. Recognizing Environmental Fit
21. Finding Excitement
22. Seeking Stimulating Environments
23. Playing to Strengths
24. Growing Creatively
25. Proselytizing for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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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周日 2006/4/23 , 在5人參賽的市區男校長乒乓球賽, 幾經波折:
第一場 輸第一局, 追回三局
決賽, 勝第一局Deuce, 接著輸兩局, 其中一局1:11, 第四局先輸後追14:12勝, 決勝局先輸至3:7後追11:8勝
終於連過兩關, 獲取本年度市區男校長乒乓球冠軍 (5人參賽)

肯堅持到底, 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