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苟且紅利」到「至善受益」

 從「苟且紅利」到「至善受益」   (信報 2020/6/13)

 

從國內的著名KOL羅振宇在2019-2020「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聽到「苟且紅利」一詞，有趣。上網一查，竟是由國內經濟學家何帆提出，是指在現實工作社會中，充滿大量的苟且者。你只要稍為比他們認真一點點，就能收獲紅利。也就是在別人覺得沒必要的地方，自己堅決不苟且，並且在別人不那麼認真的地方，自己多努力一點，行先一步，你就能享受到別人的苟且帶給自己的紅利了。

一般校長和老師在學校教學及行政工作中，均受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難以苟且。倒反是間中出外到教育局、考評局或是大學一些委員會會議時，有些真的是要認真也認真不來。

 

科目委員會運作成本高

筆者曾探究過課程發展委員會中科目委員會的運作，參與的委員有教育局高級官員、大學講師、中小學校長及中層領導。開一個兩小時的會議再加上交通時間，單是薪金的成本也有好幾萬元，便是一個基層老師的月薪了，但事實上又是否產生相應的效益呢？

根據那次研究所得，某個委員會的部份委員選任傾向與政府官員相熟「好辦事」，開會的議程主要由政府官員擔任的副主席決定。雖然會議前會有通知委員提出議程，但大多數前線校長及老師在資訊不足之下，很少會提出什麼要討論的項目。到開會前便是一大堆文件送到委員手上，真的考驗委員的時間安排，是否能夠在會議前細心閱讀理解呢？還有可能在會議時尚有一些限閱文件要即時閱讀，短短一兩小時又如何消化呢？於是乎，在全體委員未有太深入了解及討論之下，會議便在官員及附和的委員主導下通過需要通過的決定了。

研究中的另一個委員會卻有不同的參與模式：有不少委員都在會議前作好準備，而其中之一更是學科學會委任的代表，出師有名。所以，在會議中便以前線專業角度，對官方有意推出的政策說出現實的困難，據理力爭。而兩個委員會便在中學文憑試校本評核的執行中出現不同的結果：前者依官方原意執行，而後者則決定在新高中開展時暫不執行，在日後的發展更是取消了校本評核，這又算不算獲取了「苟且紅利」呢。

要說到委員會的「紅利」，又不能不說現在城中熱議的審題委員會，委員是有審題收入的，當然也不因為是受薪，而因為確確實實要有一份試卷及評卷標準的成果，又甚能不認真呢。以筆者經驗來說，香港的公開試審題專業水平甚高，就看一件事：大部分的審題成員都是現職校長老師，亦是在一般上課日子開會(相對於中國大陸及台灣的禁閉式審題)，要說洩漏的利益及機會也真不少，但是這麼多年來，都未有聽聞過試題由審題委員會洩漏出去。所以，現時要檢討考評局的審題程序，也要先肯定以往審題人員的專業操守，並要保持這優秀傳統。

倒反，現時不少的科目委員會及其他相類的委員會，確實未能有效發揮各委員集思廣益，匯聚才智的功能。平時例牌定期會議只是閑話常規，而到了要有大變動時也只是橡皮圖章，委員會也只是走程序吧了，要校長及老師在上班時間到教育局及考評局開會，浪費時間資源，只會是「苟且受損」。

 

網上會議教學節省交通時間

說到出外開會的浪費，交通時間也是無可避免，但在近幾個月疫情下網上會議的習慣，又覺得不少會議在網上進行，不止在疫情期間減免會議及行程中的人際接觸感染，更是減省交通，方便有效。就如最近一次的工作會議，原來要在市區一處，自己往返也要個多小時，後來改為網上會議，一開完會便立即在辦公桌上跟進工作，不到原來行程的時間已完成任務，爽快。

另外，不少校長老師經歷了這三個月我們安排的網上教學，雖然表示學習效果仍是不如面授課堂，但縱使在非疫情的日子，他還是會選取效果還可接受的網上課堂。試想在平時上課日子，離校後還要一輪交通才到晚上進修的地點，放學後更要披星載月地趕回家，可能還要批改今天的作業、準備明天的教學。換上是網上課堂，可以在學校改完作業，回家便可以直接上課，省下交通時間好好準備明天的工作，還有在課間休息時可以和家人稍聚，家庭學習兩兼顧，善哉。

面對鄰近地區的教育的進步，因循苟且只會是不進則退。社會運動及新冠肺炎帶來的危機，如果我們好好經事長智，便不會讓他人獲取我們的「苟且紅利」，而我們的校長師生便能收獲到「至善受益」了。

基本法教育的迷思

 基本法教育的迷思   (信報 2020/5/16)

 

結論：在學校推行基本法教育是一個欠缺承擔的非專業決定。

事緣一：在2016-17年，教育局要求在學校領導課程中加入「基本法教育」，當時我向負責官員表示在學校的國情教育以情為主，一下子要談法未必能達到教育目標，故此便將課題修訂為「『一國兩制』在學校教育的體現」。

事緣二：今學年在一個課程中講授「一國兩制」，正好疏理基本法教育的來龍去脈，也能肯定地道出以上的結論。

在香港的學校教育，連香港本地市民生活的法例(如治安、衛生、家庭等)也沒有系統地教授，為什麼在近年要放入「基本法教育」呢？那便要回顧一下回歸前後有關香港學校國情(情況與感情)教育以致於「一國兩制」教育的發展了。在香港政策研究所在2018年發表的《一國兩制實踐：回顧、評析、建議》中，提出了2003年及2014年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兩個關鍵「節點」，再結合到筆者在學校教育的觀察了解，也添上國情教育的關鍵「節點」。

其實在回歸之前，教育界對「一國兩制」下的教育實踐確有不同的推測。程介明教授在他1995年的著作《政治變動中的香港教育》中提到「九七年後香港的教育怎麼辦？…歷史教師說，九七後要我教黨史，要我教唯物辯證法怎麼辦？…校長說，九七年後我怎樣和黨支部書記合作？…明白的人都覺得好笑，但真的好笑嗎？教師的這些問題並不是作為笑話提出來的。」現在回望當時，會覺得這些「一國」駕臨的預測有點誇張，因為現實是九七前後，學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幾乎不變，連升國旗的儀式至今仍是建議執行，更不要說唱國歌了。

政治大環境中有2003年的「節點」，由之前的中港不干預時期轉為較為主動的聯繫，中央給予香港不少優惠政策，而民間還有國內天災的「血濃於水」籌款活動，國民身份認同無須掛心。所以在回歸以後的教育發展，便著重了香港「一制」的特色，吸納西方理想主義的教育改革，發教改的「教育夢」。顧此失彼，在通識教育提升了學生的批判能力，便放任了中國歷史在國情中的關鍵作用；強調了粵語的善於溝通，便放低了普通話作為國民溝通的必要；甚至在中國語文科也逐漸減卻國家文化的傳承。筆者在近十年作大專辯論賽評判的體驗，成語文言詩詞的引用越來越少，就如最近一次是辯論房屋政策，不要說沒有杜甫的經典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連簡單平白的「萬家燈火」這類的修辭也欠奉，可見中華傳統文化的不斷削弱。

 

國民教育出師未捷

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特區回歸十周年(2007年)時向香港特區政府提出「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再加上在2008年這身份認同轉折點之後，教育局在未有全面檢視教改與國情教育的矛盾之下，便獨立抽出德育來併合國民教育，意圖以較強的規劃挽回新一代國民身份認同的滑落。可惜的是，2012年一場反國教暑期活動，國民教育便出師未捷身先死了。

與此同時，反共反「一國」的浪潮在校園外不斷升溫，而此等趨勢亦在大學及中學的校園內分別以學術自由及多元思考的說法持續醞釀。面對如此的局面，特區政府又不能再提「國民教育」，便唯有另外思索，也只能在2014年在學校展開「基本法教育」。其實，若是勇於承擔，便應在當時一併對教改流弊作出檢討，修理教改中出現課程及教學法的異化，整理出大中小幼國情教育的脈絡。可惜的是，教育局只交出一個可以向上交代的名目，卻對學校教育作出了多一重非專業的干擾：硬繃繃地將脫離學生認知發展的基本法內容放在標準課程之內。例如在初中要求有15 小時「憲法與《基本法》」獨立單元，內容涉及「《基本法》如何保障香港的金融和貿易發展」，縱使教師懂教，學生也未必學得懂；縱使學生學得懂，他又會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嗎？而現實的結果是，反對的力量已經將部份學生對中國的稱謂由諷刺式的「強國」推向污名化的「鬼國」，「基本法教育」幫到忙還是幫倒忙呢？

2014年開課時的81天「佔領行動」，反對力量將反共反中提升為「違法達義」；而五年後的2019年，我們很多學生在暑期活動中學會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勇武派與和理非不割席」。接著暑期又來了，特區政府、教育當局、再出發大聯盟…又可以給我們的學生一個怎樣的暑假呢？

「停課不停學」的迷思

 「停課不停學」的迷思   (信報 2020/4/18)

上個月的文稿中提及教育局需否在疫情教學中作出亡羊補牢，準確地要求全港學校要達到起碼的教學質量。在上月底教育局發出公文，除了說明原定最早復課日期4月20日已難以實現，還在公文中提出停課不停學電子學習模式的參考原則。附上整齊的列表，左邊是教育局以為學界和公眾人士的誤解，訂為「迷思」，在右邊便是對迷思釋疑的原則與例子。接著數日後也在報章依據以上迷思與原則發表了「停課不停學—電子學習」正面睇，讓大眾也有所了解。

教育局作為一個領導教育的官方單位，適當地澄清一些教學上的理念與實踐是理所當然的，而其中涉及的範圍也在中外的官方或民間網頁中有所提及，但其中的道理也是令人迷惑的。細心閱讀看看左邊的迷思，如「電子學習是停課在家學習的唯一方法」、「實時網上授課是最佳的電子學習方法」…使用了唯一、最佳、所有、統一、先決、必須等等絕然的描述用語，將現時各學校積極推行的網上教學推向極端，繼而作出批判，更搬出一些未經學術研究的所謂「原則」，如「學習模式多元，網上、網下的學習應以促進學生在家自主學習為重點，應切合學生需要和校情。」是那個權威要求學生一定要以自主學習為重點？自主學習是否一個放諸本港近千間中小學皆準的教學原則？從筆者看來，更像是使用辯論技巧來進行位置權威式的指導。

事實上，疫情一開始時已積極推行電子學習(包括實時網上授課)的學校，在計劃時已充份考慮到這些「迷思」，就如中國內地教育部在2020/3/6發佈的《關於深入做好中小學“停課不停學”工作的通知》內，便有「統籌線上學習特點和學生實際需要，防止照搬套用正常課堂教學方式、時長和教學安排，對不同年級不同學科加強學習指導。」的指導意見。所以，在現實本港的停課不停學實踐中，筆者便未有聽聞到有「依照平時課堂的時間表進行實時網上授課」這些「迷思」現況。難怪這公文一出，便有前線老師回應：「他們(即教育局)沒法支援前線做任何一項，自然要這樣說。」

至於那些「原則」和例子，也多是質疑現時積極推行網上教學的反證，這只會導致前線學校要做與「不想做」的校長教師各執一詞的矛盾，相當遺憾。教育局缺乏整體規劃能力，不能保證每個學生有相當水平的「不停學」，做成學生學習因校而異、而這個差異比平時上課時大很多，這便是統領整體教育的單位(即教育局)的失責了。

再說到該公文內的另外兩項：其一是「若與午膳供應商的合約將於本學年底屆滿，可將合約延長一年，減免大家為重新招標的準備工作」，教育前線的反應是「攪笑，如果合約本年屆滿，現在一定要到招標程序後期工作，已收標，要準備試用會同批標。現在話可延多一年以免招標工作，即整個工作又打亂，而且反映教育局根本唔清楚學校運作的時序。」

既有離地的建議，亦有不能救近火的遠水，便是透過關愛基金協助清貧學生購買電子學習自攜裝置計劃，老師的反應是「又將學校變成磨心，讓家長發泄，三月中冠冕堂皇話幫學生買機，但學校要五月尾前完成採購程序、派機、埋數，跟本冇可能，但家長唔會知(其中的裝購標準程序)。」相反，在疫情中，有心的民間機構已一批又一批地向這些急需援助的學童送出了上到網的手提電腦了。

再北望廣東省在今月底已開始在中學部份班級復課，其中有關口罩方面的安排便會令到我們的教育局汗顏：全省各地市已經準備好了相應的兒童和成人口罩，各地政府還將會統籌協調，在學生返校前，確保口罩、消毒液等物資儲備充足到位。更細緻的可以參考梅州市教育局，各類各級學校提前籌備了學生返校後14天內需求的口罩量，基本上可滿足每位學生每天兩個口罩。可憐的是本港的中小幼學校的校長還在煩惱口罩這問題。

這可是本港教育的自主作風的堅持嗎？

由校本自主又返回學習的自主，「學習不應受學校因應於課程而訂下的進度規限」，此等自由自主的學習亦受城中教育KOL的大學教授和中學校長所推崇，教育局也只不過是順勢而行。既然不能強制學校進行能保證學生學習的疫情教學，倒不如照舊唱一些難以全面實踐的「自主學習」高調，然後便讓前線各有各做，這也便是教育局的行政技巧，總算是有些交代吧。可是，如此水平的教育局真的可帶領香港教育走出困境嗎？

最近有位勇者豪言：給我二百教育精英，讓我兩年改教局，五年革大學，十年完成改造香港教育的大局。雖近似胡言亂語，但在這如此鬱悶的疫情中，也算是在這「迷思」的黑霧中看見遠方的一點煙花，便當作是一線曙光吧。

從道德領導說到亡羊補牢

從道德領導說到亡羊補牢   (信報 2020/3/14) 

上個月筆者的「教育專業事：停課不停學」一文中提及教育局應慎重考慮要求學校作出暑假的調節以補回停課，更將此舉措牽引到「道德領導」的實踐。而在2月25日教育局局長便公布：學校原則上無須改變原有的暑假安排，其原因是學校已經透過不同方案有序落實「停課不停學」；也加入一個校本彈性的註解：「如果個別學校認為有必要，亦可按其校本情況以及家長和學生的需要，酌情為個別級別同學補課。」

 

「常規與例外」的考量

在此非常時期，教育當局不再緊抱著190上課日的硬規定，是一個「常規與例外」標準水平的行政表現，接受了學界專業的意見，願意承受破例帶來的問責後果，如家長及社會人士的質疑，可算是走出「科層領導」的框架，朝向更高的領導層次。而從另一角度而言，將延後暑假或在暑假補課的決定交回學校，既是回應各校「停課不停學」步伐參差的現實，也將家長的問責交至辦學團體及學校當局，亦可算是行政官員「專業」的智慧。

上文談到科層、專業及道德領導，這也便是筆者在學校領導課程中教授道德領導時的內容，而道德領導這課題也是教育局指定要在擬任校長班中的教學內容。就定義而言，道德領導者是具備高尚的道德、修養及魅力，引領組織成員，以促使組織成員成為追隨者，透過領導者倫理行為的實踐喚起被領導者之正義感、品行操守，以及責任感，以激勵其工作，達成組織的目的。

在學校道德領導的日常實踐中，便是恆常以學生為中心的領導思維：「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而在緊急危難時，便要有敢於跳出常規，勇於承擔的準備，具體例子是在2013年大澳棚屋火災中，佛教筏可紀念中學師生走出校門，拍門通知居民並協助疏散。在一般人而言，見到如此見義勇為的行動當然是擊節讚賞；可是在科層管理中緊張細節的，可以追究學校有沒有發家長信、學生如此危險的行動若有意外又有沒有保險等等問題。

據了解，學校領導就是了解到在社區中有機會出現如此的危難，使培訓一批學生作防火救災的準備。這一次正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的智勇行動，而不是惘然逞強的衝動舉措。不過遺憾的是，事後得到教育局的反應，不是鼓勵讚賞，而是要呈交報告，這也可見到教育局行事只停留在科層領導的低層次。

同樣情況亦出現於今次抗疫日子之內：據學員回應，教育局在二月疫情開始時通知學校，要在五月中要進行ESR (External School Review 校外評核)。就筆者而言，如此公事公辦情況當然見怪不怪：在家辦公的教育局官員只是按程序工作而已，問題是在教育局領導層在那時仍未察覺在疫情對學校教育的重大影響以及作出相應的行政調配。

「停課不停學」的參差

教育局長說出「停課不停學」過了一個月了，就筆者了解，學生接受學校網上教學的質量差距極大，以達至平時教學水平的一半作參考，估計在中學裏至多只有一半；而在小學更是未達一半，可見所謂「停課不停學」，只是小部份富起來的局部成果，而不是全民教育的承擔。就此，筆者也向在兩位在大陸的青年老師了解，二月中春節假後，基本上所有大陸老師均已在工作崗位上(在家或在校)準備「停課不停學」，最初由骨幹老師帶動網上實時授課，配以網上教學片段及作業等的配套，再加上在公共網絡中多套全國通用的實時教學時間表，所以由幼兒以至高中均有豐富在家上課及溫習的材料。教師隊伍全體投入、家長學生在家配合，當然也有因上網及設施問題產生的問題，但始終瑜百瑕一，整體教學水平能達至平時教學的八成以上。其中青年老師更笑謔，對一些在原來師資較差的地區的學生而言，能夠在網上學習得名師指點，收獲可能更為豐富。

所以，教育局要談得上「道德領導」，便要急學子之急，調配教育局內工作，減免一些非重要的管理事務，投入對前線學生學習的了解和支援。由政府學校及主要辦學團體帶出更有系統的「停課不停學」，準確地要求全港學校要達到起碼的教學質量(例如設定標準上課表，至少上下午各有兩課等)，設立網上甚或電視的各級各科的公開教學，開放政府學校或社區中心作網上教學中心，方便上網困難的師生就近教授及學習。現時到4月20日這可能復課的日子還有整整一個月，也可能再延後復課日期，「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我們真的不能眼白白地看著全港大半學生的學習如此失卻。

教育專業事：停課不停學

教育專業事：停課不停學    (信報 2020/2/15)

首先，在此向在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作崇高的致敬。

筆者執筆之時，教育局長正在宣佈中小學的停課再延後兩個星期，最早於3月16日才能復課，這已是因疫情而作出的第三次停課宣佈了。

在過農曆新年前，我早已估計這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來者不善，果然在1月25日大年初一特首便宣佈中小學停課，當時的說法是延長農曆新年假期至2月16日止，亦加了註腳：即2月17日復課。當然我也不會這樣樂觀，這個疫症大危機可以在半個月內便可以解決。但無論如何，自己負責的學校領導課程總要作出調動，也在新正頭向朋友拜年之際順便安排課程調動的事宜。筆者負責的學校領導課程共有五個，有些是以上課為主，有些是著重訪校及導師聚會，更有一個是到非教育機構作體驗學習。正因課程類型的不同，故此作出相應恰當的調節。當然最直接簡單的便是延後，但是一些課程因為編排緊迫、延後會影響到整個教學的安排與及學員的出席情況，故此也作出網上教學的考慮。

 

網上教學應付疫情

其實在這學年中也不是第一次停課了，因社會抗爭事件而引致的停課期間，當時我也有和學員作網上小組聚會的安排，也不失為一個方便及有效的補救。與此同時，大學方面亦因此作出網上教學的準備，購置了網上教學軟件的版權，方便停課期間可以隨時使用，遇到今次停課自然大派用場。自己操作一輪後，便在新春之際與導師及學員聯絡並實際使用作網上拜年，在感覺良好的狀態下，當然覺得網上教學在停課不停學的原則下是順理成章。

可是，筆者負責的學校領導課程均與教育局有關係：一個是授權、四個是委託。根據合約，這些更動需要得到政府代表的滿意甚或書面批准。與教育局官員交手這麼多年，也知道要他們批准這些他們覺得新鮮的網上學習並不容易，因為他們最簡單的回覆便是叫你延期，也不管延期對學員學習的影響，當然更不會明白現時網上學習的效能。但是，筆者還是抱著他們明白在如此例外的情況下，能夠出現頑石點頭的一幕。但結果還是冥頑不靈，我發出電郵作出知會後，不到半日便已收到回覆：還是建議延期。

怎麼辦呢？幸然，翌日的兩件事又令網上教學重現曙光：

一是大學院系高層覺得這應是教育專業上的決定，大學已打算用網上教學來應付疫情的影響，符合當今教育科技的趨勢，為何教育局居然會反對！

二是在1月31日教育局宣布停課時段又延後兩個星期，即最早會在3月2日復課，今次的註腳聰明了一點，寫上「但仍待進一步評估」。

終於在學系高層的據理力爭後，教育局才批准這些學校領導課程可以網上教學來進行「停課不停學」。教育局長在 2月12日發出一篇「課堂無邊界，停課不停學」，算是肯定了網上教學在同抗疫情時的配合。但是，我們在大中小學的教學前線並不需要等候這曾自稱「教育門外漢」的局長指示，很多已經在春節假期中作出了網上學習的準備，教育同工在短訊群組中交換資料心得，也不少已進行了教學任務一段時間了。

 

網上教學比平常更勞慮

我們比教育局更關心學生的學習，我們比教育局更懂得如何教好我們的學生，教育局不要擔心，我們也不需要教育局的過份關心。教育局要在「停課不停學」關心的，應是在沒有如公務員在家工作優待的家庭，他們在家子女的生活和學習的照顧；在學校要求上網學習而不能上網、一機難求的「數碼鴻溝」另一端的貧苦學生。

最後，就以以下一段文字作出對「停課不停學」的勉勵：

在這荒誕的香港政情下，

讓我們學習的興奮來取代口罩短缺的無奈。

在這迎接5G的世代中，

讓我們透過網絡的學習去裝備迎向未來教育的挑戰。

在這嚴峻的COVID-19疫情下，

讓我們「停課不停學」的堅持拍和著前線醫護人員的奮戰，

見證著此時此刻香港人的自強不息。

 

後記：聽聞教育局又開始考慮要求學校作出暑假的調節以補回停課。教育局已認定「停課不停學」，學校認真執行，學與教的工作比平常上課還要勞慮，再加上今學年至今兩大動盪事件，學校行政教職工均是疲憊萬分。在此之際，教育局還想強制學校延後或取消暑假，那麼請教育局諸君來出席筆者負責的「道德領導」課節(教育局指定的課題)，來明白一下什麼是「以身作則」的反面教材。

大馬華人的中華傳承

 大馬華人的中華傳承   (信報 2020/1/11)

過去的聖誕新年假期到馬來西亞探訪親友及自由行，第一次體驗到大馬華人的生活：

體驗一：去到怡保的景點食肆均是廣東話溝通，民情對話與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無異，更典型的是有位大馬年青女生居然與我這位香港大叔講咗句「冇相干」，簡直是粵語長片內的對白。

體驗二：還未到2020年，在怡保華人聚居的商場內，農曆年貨已經是成行成市，火熱銷售。

體驗三：大馬華人聽的華語歌曲，不止是大馬新加坡的歌手，更有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包容性甚高。馬來西亞共有六個華語電台，一路上聽到的電台DJ主要用華語(即普通話)主持，亦間中使用粵語，聽上去與珠江三角洲的電台相近。所以，他們對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的情況有相當的了解。還有，不少大馬華人在農曆除夕時也跟大陸中國人一樣看中央電視台的春節晚會。

 

一國存在多類生活模式

香港是「一國兩制」，其實我感覺到在馬來西亞一國內確實存在著不止兩類生活的模式(因為除了馬來人、華人，還有印度人)，而大馬華人便一直處身在一個傳統華人社區的生活環境。

再翻看由大馬作家丘光耀主編、大馬漫畫家張寶玲繪製的《互利共贏的一帶一路》漫畫，其中內容完全站在中國大陸發展一帶一路的正面角度。這本漫畫在2019年4月編印，而在同一個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馬來西亞馬哈迪首相親自把這本漫畫贈送給習近平主席，獲得媒體廣泛報導，使到漫畫受到注目。但及至10月時馬來西亞內政部23日宣佈查禁，原因是書中宣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危害公共秩序及安全，又是一場馬來西亞典型馬中關係的漫畫風波。

無論如何，可以見到大馬華人的中華傳統底蘊與及與中國大陸的正面情感關係均比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人濃厚得多。要分析原因當然有很多，有政治、社會和歷史等各方面，而筆者打算就學校教育方面的因素談一談：

 

地道原汁原味華語教學

「我們這一代人注重的是母語教育，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母語的時候，你就失去了和祖籍國、和同胞的一種親切感。」說出這句話的是大馬著名政論專家羅煒雄。在馬來西亞三千多萬人口中，華裔佔約22%，絕大部份華人在小學時均就讀華文學校，而大馬的華文教育不僅有完備的教育體系，還有最地道和最原汁原味的華語教學。在中文教學中，童話、寓言、敘事文以及散文，甚至是文言文等等，大部份均是原來中國的傳統語文學習教材。

在半個世紀前一生堅持捍衛大馬華文教育的前輩林連玉先生，曾有「大馬司徒華」的稱謂。又令筆者不禁想起司徒華先生當年在香港教育爭取母語教學，將香港的學生拉近中國本位。但如今華叔的接班人卻站在反送中的教育陣營，亦是歷史傳承與政治現實弔詭之處。

 

香港情中國心—教育之本

回到香港，為什麼回歸前後至今近四分之一世紀，香港學生對中國的情感不增反跌，這裏說的中國不單是政治實體的中國，更包括中華文化、歷史及傳統等等。原因之一是教育政策製定者並不在意此等國情教育的探究與實踐，以為「香港人是中國人」是順理成章，更且放鬆對國情教育部份的限制，如接受初中中國歷史科不以獨立科目教授。廿多年之後，林鄭月娥上台後雖然重申初中中國歷史獨立成科，但也為時晚矣。

另有一些看法是，會否因為香港的中小學約一半是由基督教及天主教會辦理，所以不會看重中華文化教育，這一點筆者當然不敢苟同。說到教會與中華文化的關係，令我想起剛剛看了一齣舞台劇「利瑪竇」，正是這位意大利神父在四百多年前來到當時明朝的中國，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努力學習得以融會中西文化，才促成日後天主教的信念在東方撒下了種子。而在今天的香港，也有徐錦堯神父在這方面作出貢獻，他在1995年回歸之前編寫了《香港情、中國心》的高小、初中及高中教材，情理法並重，當年也得到不少校長和教師的激賞和贊同，但可惜至今已很少學校採用。在學校教育上，對國家、對文化，自然是以情感和習慣為先，「香港情、中國心」便是「一國兩制」的教育基本，而不是官方常常強調的「基本法教育」。

看來，在國情教育的道理和實踐上，馬來西亞華人的中華傳承和華文教育確有不少可以讓香港借鏡的地方。

仁愛勇毅 中學校長

仁愛勇毅  中學校長   (信報 2019/12/14)

仁愛，就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愛包容。

勇毅，就是雖千百萬人吾往矣的擇善堅持。

2019年11月18日上午，抗爭運動令到港九新界交通情況大混亂，原來編定的新校長小組聚會也只能透過視像會議進行。視像會議中在手機小小顯示屏看到的其中一位校長，竟在晚上即時新聞直播中的電視螢光幕中看見，他就是這史無前例中學校長營救學生的歷史性行動的代表之一。

*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

那位校長曾在我擔任導師的擬任校長班內，在「學校領導」的課堂中我曾說道，一個好校長要對學生作出最高的道德承擔：

「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

在課堂上道德領導的理想，在那幾個晚上便確實地在煙霧和淚水中展示出來：

一切為了學生：校長進入如戰場般的理大校園，是一個將自己性命投入的拯救行動。有強弩利箭、有燃燒火彈、催淚煙霧更是遍佈理大校園，一路的營救行動還要抵受充滿敵意的謾罵和粗言穢語；

為了一切學生：當時在理大的學生，可能是在校品學兼優，亦可能是已記了不少缺點大小過。但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是我的學生；更有的是一些友好校長交託的學生；

為了學生一切：不只是校園內的學習成長，畢業後的前途規劃，而在當刻便是他們的安危健康、在法理上的權責與及家長們的擔憂。

越過警方的防線，進入理大的校門，仍有雜物燃燒，爆炸隆隆。在與激進蒙面示威者的抗衡中尋找至愛的孩子。感到憂慮的留守學生見到校長身犯險境前來協助，不少感動得痛哭不已，校長也上前擁抱安慰。據報導，在當晚與接後的日子，共有超過一百名正副校長不分早晚，陪同超過三百位中學生離開。這次的拯救行動，保證了學生的安全、紓解了家長的擔憂、舒緩了抗爭的困局，勇哉善哉。

在此次行動作領導和參與的有葉建源和曾鈺成，雖然他們在政治立場相異，但同樣地曾擔任過中學校長，莫忘初心：「必須讓每一個在內的孩子安全回家。」兩位都豁出了此次行動或許帶來的對自己的政治負面效應，盡心竭力地促成這次教育界高度道德領導行為的經典。

教育局還是主事「教育」的部門嗎

可惜的是，負責中小學的最高部門教育局在事後竟無半句嘉許鼓勵的語句。不止如此，教育局在新聞發佈中經常提及可以給予學校援助，但就筆者與不少校長接觸，他們只感到教育局在那幾天動亂情況中對學校停課的指示不清；對學校校舍被催淚煙霧影響的衛生及清理情況未有提供專業支援，很多時候是推卻至校本處理，當局根本未有作專業領導的承擔。

如今很多中學都面對學生被捕及可能受檢控的情況，教育局亦未有作出法理上的協助。倒反當局只知在止暴制亂的旗幟下，敦促學校依教育局指令，對參與運動的學生校本的訓輔機制處理。教育局不是關心學校因催淚煙霧影響的衛生安全情況，而是關心是學校有否依指示發出家長信，這還是主事「教育」的政府部門嗎！

在一次與局長聚會中，一群中學校長表示現今學校上下心力交瘁，可否延後今年的校外評核，竟遭局長拒絕。一個算是經驗老到的行政官員，連「常規與例外」的簡單道理也弄不清楚，可能真的在此動亂時勢下變得糊塗了。

守護校園、教育學生

可幸的是，不少校長都懂得就本身學校的情況處理與教職員、學生及家長的溝通，不會一律去作出一些只會引起更大混亂的由上而下的行政舉措。另一方面，就今學年的國情教育推行，很多學校都取消了到內地的交流考察。然而，亦有學校了解到有大部分學生和家長希望能夠參與此類國情教育的活動，學校也努力維持。由此可見，「一國兩制、安定繁榮」的教育發展路向還是可以走下去的。

在過去半年抗爭事件中的漫天灰暗的陰霾中，理大校園校長營救學生事件給我們看到一線曙光，黎明將至。無論香港未來是甚樣，我們的下一代還是需要教育。守護校園、教育學生仍是學校校長、老師願意承擔的使命。

有著如此道德領導水平的校長，我們相信香港的重生會有成功的一日。

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一定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