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本分：從小六生至政協

 

做好本分：從小六生至政協    許為天(信報 2024/7/27)

最近一段在升中派位時的學生訪問竟成城中熱話，記者問小六男生：入到心儀中學，「過程休息夠唔夠」學生簡答「夠夠」；接著問「覺唔覺得辛苦」，便到了引眾矚目的回答：「講辛苦談唔上，讀書是我本分」。很多報導將焦點轉向旁邊同學的表情，而演繹出「一臉『你認真』」等反諷意味。筆者希望不要再有此等貶低「努力認真」的歪理，要肯定及鼓勵「讀書就是學生的本分」，理直氣壯。

筆者四十多年前步上教壇，已感到很多香港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安於「認衰易做人」，部份更有排斥歧視認真向學的同學。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仍有如斯報導，不禁嘆息。可幸是還遇上不少認真求學上進的學生，修身齊家，更感榮幸的有踏上「治國」的現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副校長吳宏偉教授。吳教授深度參與香港與內地科技合作交流，其對教育與科技創新領域的貢獻不容小覷。最近，他在學校領導課程同學會周年大會中，報告他在這兩年全國政協工作中做好本分，已經提交三份深入調研，精心準備的提案：

1.    2023年提案：推進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建設香港國際教育中心

2.    2024年提案1：成立香港與中西部大學聯盟、共謀高品質發展

3.    2024年提案2：推動科技創新、建設香港中國綜合性科技館

他也邀請在場的校長主任對提案提出意見及具體建議，我也在此回應較為熟悉的第一及第三條提案。

吳教授建議參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院模式，與位於北京的中國科學技術館合作，在北部都會區建設一所綜合性、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科技館(以下簡稱「中科港館」)，展示中國從古到今高水平科技成果和科技攻關事跡，向香港及世界觀眾講好中國科技故事和科學精神，增強公眾家國意識和愛國精神。為保持中科港館的收入及入場人數，筆者建議觀眾對象應照顧華南地區，更聚焦大灣區的八千多萬人口。既然設在北部都會區，更可考慮加設免出入境的特定通道，尤其方便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教師學生到館作即日來回的研習。

現時香港科學館展覽場館只有萬二平方米，而作為中科港館參考的北京中國科技館的展覽面積則有四萬平方米，多幾倍的展覽面積不止可以放下更多展品，更可增添配備先進影視效果的特效影院、青少年倍感興趣的AR、VR沉浸式遊戲和兒童玩意盎然的科學樂園。當然少不了有關中國科技發展的「華夏之光」，古今四大發明、艱苦時期的「兩彈一星」，人類的第一次的「月背採壤」均是香港市民及學生急需要補充的國情認知。

有關第一題案的「建設香港國際教育中心」，該提案部分建議已被特區政府採納：提升政府資助大專院校的非本地生限額比例(由20%升至40%)等等，但在中小學國際教育方面未見有積極的回應。其實在十多年前，已經有北區資助中學校長提出收納內地寄宿學生，當年不急切的創意當然未有啟動。如今本港中小學生生源不足，倒反大灣區內地城市有大量遷入戶口，再加上「一帶一路」國家中(只算華僑已經有6500萬人)有不少有意願到港留學的中小學生，均是本港基礎教育未來發展的契機。

現有宿舍提供的私校及直接資助學校可作為一個起點及試點，接續可以在官立學校中試辦，優點是政府辦事可以聯絡各部門協調，方便學校宿舍的建立，本人建議地點在北部都會區。相應區域可劃成國際教育村，再邀請香港名校到來設寄宿型分校，教育村內可安排資源共享：如優秀教師及教育設施等 (上網學習中心、泳池、運動場、STEAM CENTRE)，提升成本效益。

而在吳教授提出的「香港中學生和內地生在六年學習中交換六個月或一年？」這正正對準我在廿年前的親子成長學習經驗：在香港讀中學的小兒在中二到北京景山學校讀了一年，但至今卻未有聽聞再有此例。當然，既有先例，是可以探討的，縱使是每一所學校只有一兩個此類交換生，也會產生漣漪效應，學校師生會更趨向外向型。另一個了解是，香港漢基國際學校的十年級學生必須到杭州的「杭州漢基」校舍體驗長達一年的寄宿學習生活，也是一種可以考慮的方向。

做好本分，上有政協提出前瞻性的建議、下有中小學生的努力認真，要闖出香港教育新境界，便要教育當局把握香港區位優勢和地方特色，敢於承擔、勇於嘗試。

學校教育：從創價至改革

 學校教育：從創價至改革 許為天(信報 2024/6/29)

月初，筆者出席了一個題為「創價教育對當今社會的啟示」的講座，席中有深受創價教育薰陶的中小幼教師，以實踐者的角度深入探討創價教育的精神，以及它為當今社會帶來的啟示。為方便讀者了解，我便列出本人認為創價教育最關鍵的一段：

《贈給創價教育工作者》

一、 成為「孩子幸福」為首要的教育工作者

二、 成為開拓人間革命(自我變革)之道的教育工作者

三、 成為生命光輝顯示實證的教育工作者

簡單概要的說法，便是以孩子幸福為教育之本，強調教師自我變革及重塑，而用上人間革命，果真有《禮記·大學》所述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專業承諾。出來分享的老師，不論崗位都是盡心盡力，竭盡所能，在疫情期間努力轉型網上教學、對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因材施教。這些努力便是教育工作者的不斷專業提升，在這基礎之上，人間革命之道又是從何說起呢？

筆者以為最關鍵的就是第一項中的「孩子幸福」：是現在的幸福還是將來的幸福？在學校教育上，「慈母多敗兒、嚴師出高徒」，學生現在與將來的幸福是否矛盾呢？

典型的例子是榮獲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的張桂梅校長，她幾經艱難在偏遠山區創辦了全免費的女子高中，讓許多貧困女孩得以接受教育，辦學目標是「讓每一個孩子都能上大學」，由走出大山到走進大學，從而獲取三代人的幸福(學生的父母、學生自己及學生的下一代)。在她的努力下，這所學校取得了優異的成績，許多畢業生都考入了名牌大學，至今改變了二千多名女孩的命運。然而，走出大山時女孩及家庭的適應，在學校中嚴格的學習紀律和近乎軍事化的管理，又一定程度上犧牲了學生的部分個性和自由，學生學習時有幸福嗎？

幸福是主觀的心態認定，張校長便是將「教育改變命運」的信念不斷灌輸，學校的誓言是「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傑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學生便感受到學校有良好的學習環境(相對於高山上的貧困環境)、有老師的循循善誘、有校長的督促鼓勵、有學成師姐的具體引證，也將學習上的艱辛轉為成長的磨練，成為現在的幸福。如此，現在和將來的幸福便是相輔相成：只有把握好現在，才能擁有美好的未來。

筆者以張校長的辦學經歷來說明學校教育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孩子的將來幸福」，而這將來幸福往往與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現實的例子便是香港教育一直重視英語學習、家長對英文中學趨之若鶩，香港所有公營大學的主要教學語言也是英語，這正是回應香港社會對英語人才的需要。而在一國兩制新時代中，香港作為國家的門窗及橋樑，對英語及其他外語的人才需要有增無減。當然，普通話的學習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亦不可或缺。在粵語為社會主要溝通語言的香港，不少成年人也曾體會到由小學母語(即粵語)教育轉到英文中學時的艱辛。既是如此，為什麼不可以在小學已經要求學校以普通話及英語為主要教學及溝通語言，以有趣和互動式教學方法提升學生學習趣味，也成為學習時的「幸福」。不能做到，究其原因，學校辦學慣性及教師的能力是兩大重要因素。

回到創價教育，強調要誘發學生的潛能，「櫻梅桃李，各展所長」，確實是在未來社會中，需要各種廣泛有價值的人才，除了現時強調的商貿科技，還有各類文康體藝、民生服務等等，正如習近平主席提出「老百姓急難愁盼中找準改革的發力點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舉措。」「急、難、愁、盼」便可產生不同類別的服務行業。學校教育便應在最基本的服務精神、「助人為快樂之本」等作重點的培育，希望十年後的香港不再需要「行多一步，好客之道」如如此商業目標的補救式成人教育。當然，學校教育(尤其是高中)亦應為學生提供未來較熱門行業(如新能源汽車)的基本培育。

教學語言及學習內容的大變革中，學校教師又能否放下現時熟悉的粵語及傳統科目教學，通過自我變革和重塑，轉型為熟悉英普兩語及其他學問才能的導師，配合學生的未來需要？

張桂梅校長給我們一個教育工作者成為生命光輝顯示及創造「人間革命」的實證，在當日講座中，「只有在挑戰辛勞與使命當中方能產生人生價值」成為香港教育工作者改革前進的座右銘。只有不斷地進行教育改革與創新，才能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現在及未來的幸福，敢於面對未來的挑戰，實現個人和社會的長遠發展。

香港紀念六四的兩個不同思路

 

香港紀念六四的兩個不同思路

亞洲週刊2024年23期 (2024/6/10-6/16) 筆鋒

這篇文章主要探討了香港紀念六四的兩個不同思路，

並分析了這些思路背後的原因和影響。

以下是文章的五個要點： [produced by Gemini-1.5-Flash]

1         香港紀念六四的兩個不同思路：

1.1        司徒華認為六四是中國內部權力失衡導致的悲劇，主張愛國主義和反對分離主義。

1.2        黎智英和港獨勢力則認為六四暴露了中國的落後和腐敗，主張香港獨立。

2         兩種思路背后的政治立場：

2.1        司徒華的批判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可以化解。

2.2        黎智英和港獨的批判屬於「敵對勢力的矛盾」，需要堅決鬥爭。

3         黎智英等人的六四論述與中國民意背離：

3.1        他們主張推翻中國政府，但中國民眾經歷過動亂，更渴望穩定。

3.2        六四事件的發生也受到外力干預，美國和台灣都曾介入中國內部事務。

4         中國體制改革的成就：

4.1        中國體制在制衡權力、根除腐敗、凝聚人力資源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

4.2        中國的發展模式為全球開啟了新的窗口，而美英模式則陷入危機。

5         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提升：

5.1        香港人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優勢，並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

5.2        六四紀念對香港人來說，不再是簡單的黑白二分法，而是要面向未來。

 

原文

 香港紀念六四有兩個不同思路。司徒華的批判是人民內部矛盾， 而黎智英和港獨的批判則是敵對勢力的矛盾。前者可以化解，後者則要與之堅決鬥爭。「黎智英們」的六四論述，潛台詞是「推翻中國政府」，但這和中國民意悖離。六四不再是簡單的黑白二分法故事，而是要把悲傷留給歷史，把希望留給未來。

由於國安法廿三條，香港在二零二四年紀念六四，已經沒有維多利亞公園幾萬人的場合，也沒有港獨反對紀念六四的聚會。香港在六四的三十五週年，回顧這宗政治事件的來龍去脈和它對香港人的影響和衝擊，都有很多思考空間。

主要是紀念六四要釐清真相，也要避免悲劇重演，更要記取歷史教訓，背後是六四論述，不能迴避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黑白分明的「武力鎮壓學生」的事件，而是牽涉到當年不同派系的鬥爭，以及解放軍遇襲的恐怖行動，一些戒嚴部隊的年輕戰士被活活燒死的鏡頭出現，理解學生和民眾和戒嚴軍警對峙的背後，都有一些「看不見的手」在操控。這需要更多的歷史學家投入研究更多的原始材料。在北京長大的美國人韓倞（Carma Hinton）在六四之後，歷經漫長的拍攝和研究，拍出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她訪問很多的當事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但在香港，面對六四，港人都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思路。第一個是教協和支聯會前領袖司徒華，他對六四立場鮮明，認為這是中共高層權力結構缺乏制衡，造成誤判，是中國人的悲劇，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反對中國人，而是堅持愛國主義的中國情懷，反對港獨等分離主義。另外一個是《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及二零一四年佔中事件後香港興起「港獨」勢力，認為這場流血事件暴露中國的落後和腐敗，因此他們恥為中國人，要將香港獨立為一個國家。而最終這樣的論述蠱惑了一些年輕人，二零一九黑暴事件中砸爛立法會，焚燒地鐵站、堵塞隧道、公路和鐵路，是一場準政變。

用毛澤東的理論來說，司徒華的批判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黎智英和港獨的批判，則是「敵對勢力的矛盾」。前者可以化解，但後者則要與之堅決鬥爭，才能保衛中國的利益。

「黎智英們」的六四論述，背後的潛台詞就是要「推翻中國政府」，指控六四是不可以原諒的。每年的紀念就是要提醒全球，北京是邪惡的政府，是必須要推翻的。

但這和中國大多數的民意悖離。中國老百姓歷經戰爭和動亂，也飽嚐各種極端政治運動的折騰，特痛恨不穩定的社會，也對中央政府「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方針予以支持。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實早在趙紫陽與李鵬的鬥爭中，就埋下了伏筆。但外力的介入，也隱約可見。學生的抗爭，不少基於血氣方剛的義憤，也有是被外力所誤導。事實上，六四後在國外推動的「民運」勢力，都有美國情報機構的身影，也有台灣當局的資金的支持，這在台灣幾位領袖的回憶中都有涉及，也顯示各方勢力都在介入中國內部紛爭，希望可以火中取栗。從中國人觀點來看，這是亟需高度警惕的。

不過如今談論六四，還需要有一個前瞻性的思考，因為歷年在維園舉行的紀念活動，潛台詞就是中國的體制是落後的，亟需與西方看齊，要用民主選舉制度來推動國家發展。但如今全球學術界都在反思，中國的體制歷經內部的強大變革，越來越可以制衡內部的權力濫用，根除貪腐，但又可以凝聚國家的人力資源，既有舉國體制的動員能力與長遠規劃，又有民企在市場經濟的冒險犯難和衝刺，終於成就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人民的生活品質，上升到歷史的最高點。

中國當然還有很多可以改革的空間，但絕不是跟著英美勢力，亦步亦趨，而是要有自己的豪情壯志，在制度上不斷創新，才可以躋身強國之林。

尤其是當前英美兩國都出現內政崩壞，政治極端化，人民生活品質下降，中國的發展反而為全球開啟了一扇新的窗子。香港一些反對派勢力都只是以英美的模式來批判中國，在維園舉起了「民主中華」的口號，在此刻顯得特別的蒼白無力，恰恰是美國的「選舉民主」正在陷入前所未見的危機，導致中產階級萎縮，尤其美國的槍禍、毒禍和無家可歸者等「三大害」，迄今都找不到解方，而在民主選舉的架構中，極端政治導致無法化解矛盾、難以融合不同主張，而是要各走極端，終導致人民的福祉受到巨大的損害。

中國的制度模式和新加坡一樣，都是推舉最有能力的一群精英來治理國家，強調「賢能政治」(Meritocracy)，在內部權力制衡的機制下，在強有力的領導下，可以走向專業化的決策過程，以理性的工具落實政治理想，成為基建狂魔，有長遠的策劃，全面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但又重視人民權利，嚴守權力的邊界感。

香港人在過去一年間，就用腳投票，湧往大灣區，不僅喜歡餐館等消費場所的性價比特高，也是對中國大陸生活方式的深入認識和認同，理解這個國家的創新力勝過香港，從移動支付到停車場收費，中國都展現「數字化轉型」的強大動力。六四紀念對港人來說，已經不再是一頁簡單的黑白二分法的故事，而是要把悲傷留給歷史，把希望留給未來。

新教師的操守與自由

 新教師的操守與自由 許為天(信報 2024/6/1)

在香港，慣以4月4日作兒童節，是沿用近百年前的民國政府的規定，還繼續嗎？

六一國際兒童節，真正意義在於對兒童權利的關注與保障，亦可聯繫到賦予他們知識和價值觀的教師們承擔專業任務的反思，更可牽涉到教師專業角色與操守的培養和提升，以保障下一代不僅擁有知識，更具備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畢竟，教師的操守直接影響著孩子們如何迎接未來。

月前本港一名男教師參加教育局主辦的新入職教師武漢學習團，一名男性教師被證實未能隨團返回，疑似在按摩場所被當地執法部門帶走協助調查，但無被起訴，翌日隨教育局職員回港。接著，教育局更新「學員備忘」，新增要求團員「須於晚上10時30分或之前返回下榻的酒店」及有查核回房的相應舉措，亦有提醒不要前往酒吧。

涉事教師曾被網傳涉嫖妓被捕，確實引起教育界內外一時議論。如果查實並非此事，也只是空穴來風。不過，其中所涉教師行為操守，亦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要理清教師在這些學習團的角色，內地學習團是新入職教師核心培訓課程之一，由公帑資助(包括其中帶薪公假)的境外專業培訓活動，共四日三夜，學習活動每日下午約五時完結，接著團員自費晚餐及自由活動。根據資料，學習團並沒有安排晚間活動，所以，基本上團員像在港學校工作下班一樣，應該有自由活動的權利直至第二天學習活動開始。

當然，以上一事及傳聞如果發生在香港，也會招來教師操守的質疑，因為在2022年底頒布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中，在「以身作則」訂明教師應嚴以律己、言行端正有度，作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模範。在《指引》及相關解說中，亦標示無論校內及校外的行為，教師均須符合其專業形象。但教師在公餘時間到足浴按摩店療養休息並無不妥，然而人生路不熟，誤投黑店也是麻煩多多，今次遇上當地執法人員查牌，真實情況，尚待查究。

但是，回酒店便沒問題嗎？在酒店內有按摩服務(包括電召)、也有酒吧，亦可能有操守問題的發生。現實例子是，某年教育局主辦的國慶訪京團，曾有男團友險被流鶯跟隨入房。據了解，新入職教師內地學習團的住宿是一人一房，會否行差踏錯，也只能信任教師的操守了。

回到此次事件，因為是教育局主辦，當局必然想避免相類事件發生，制定規條措施是最直接的反應。可要明白教師作為成年人，理應具備基本的自制力和責任感。如果有極少數團員出現操守問題個案，當局應該以謹慎和公正的態度進行調查，並針對問題行為作出具體的處理，而非一概而論地對所有教師進行過度管控。畢竟，教師本身是專業人士，理應享有一定的自主權，在完成學習或工作任務的前提下，亦有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權利。今次如此百中無一的個案，亦可能是意外的遭遇，當局可以引用《指引》提醒教師專業操守及言行，如今則一律家長式干預教師自由活動的時間和空間，孰得孰失呢？

另一方面，就筆者到學校講解《指引》的經驗，了解到很多學校都未有向老師充分解說《指引》，教師在意識上對專業操守稍欠重視，而對《指引》內的實務細節更加未有認知。因此，筆者認為教育局在制定相關措施時應充分考慮教師的自由和權利，確保限制及相應舉措既符合公共利益又尊重個人權利。同時，教育局及學校亦應再度喚醒教師對《指引》的認知及專業言行的配合，確保他們能夠成為學生們的良好榜樣和引路人。

以一個新入職教師專業培訓而言，學員的學習回饋亦須同樣關注。據了解，每一團百多位新教師分作若干大組(每組約十人)，大組內分兩小組；每大組有分配在不同課堂及活動中擔任參與的角色，而每小組則要提交就學習團的體驗，以「 三個一：一個新知、 一個得著、一個發展方向 」的書面學習心得(不少於300字)及大約三至四分鐘的口頭報告。以收功課而論，一團有約三十套書面及口頭報告，有所交代，可惜卻未有見到個別學員的準確參與及回饋。

要了解到每位學員均是公帑資助的帶薪學習，除非所屬學校對學員已要求恰當的學習回饋，否則教育局也應對個別學員的學習有適量的評估。就筆者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公費或自資)的經驗，三小時課程也起碼需要100字以上的回饋，內地學習團訂明18小時學習，故此將小組的300字的書面學習心得改為個人提交，並不過份，更加令學員認定自己的學習角色，提升專業醒覺。

教育局專業領導，應引導教師自律才能律人，兒童的成長也可以由善導的他律而達至律己善群。

五四運動與香港學生

 五四運動與香港學生 許為天(信報 2024/5/4)

105年前的今日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1919年的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這場運動起源於對巴黎和會上中國權益被侵犯的憤怒，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發起了抗議，隨後迅速席捲全國，成為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提倡民主與科學，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以上的內容都是香港學生在課堂學到的，而在三年前在內地火熱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增添了我們新的認知，最關鍵的是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共產主義在五四運動中萌芽和發展的具體例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思想啟蒙：五四運動期間，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推動了思想解放，許多知識份子開始接觸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通過翻譯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使得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得到了傳播。

2.     組織建立：透過五四運動後，全國不少具有先進思想的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成立了學習小組和研究會，如北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海的「社會主義研究社」等，這些組織成為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的重要陣地。

3.     黨的成立：正因為五四運動後在全國乃至海外如雨後春筍般的共產主義學習小組建立，便促成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成立，成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4.     革命實踐：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一些共產主義者開始嘗試將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行革命實踐活動。例如，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新式學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革命骨幹，開展農村革命。

以上這些認知，當然不會在香港一般課堂中可以學習，這也便是劉兆佳教授三年前(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接受訪問[1]時所講的「過去由於歷史原因，香港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瞭解可能存在局限」，甚至存在一定的陌生感和畏縮心理，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劉教授提出建黨百年應成香港社會對中國共產黨「脫敏」契機，未來以中國共產黨名義舉辦的活動在香港不應再如此敏感。三年過去，政府的行為有郵政局在三年前發行建黨百周年的紀念郵件、教育局將建黨週年紀念日(7月1日)放在學校國民教育活動行事曆，還有沒有呢？效果如何，就連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議員在此刻談到愛國主義教育時，也只提了一次中國共產黨，接著便使用執政黨來代替這敏感的名稱，似乎這個「脫敏」都未見有顯著的實現。

筆者曾在前文提及現時很多中小學生並沒有像成年人般「避共」的態度，並且在一些學校安排往內地遊學的安排中，也去到一些與中國共產黨發展有關係的地方，如延安、井岡山和長征出發地等，所以「脫敏」可以在學校校園開始，亦可以到五四紀念日帶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說起，學生理解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歷程，才會增進對國家歷史和政治體系的理解。亦可以用較為軟性的認知，譬如透過陳獨秀與他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的關係，體會出親情與革命理想的矛盾與匯合。

當然，「德先生」和「賽先生」仍是五四運動帶給香港的中學生和大學生的關鍵五四精神。在基礎教育推行STEAM教育，「賽先生」的科技知識技術絕不欠缺，而更重要的是科學、理性、批判和進取的態度，培育學生探索精神、批判性及創新思維。而在「德先生」方面，過去香港學生習慣了西方的於「民主」說法：多黨制全民選舉，到今天亦應該了解到自己國家對民主的演繹，在2021年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中有詳細的介紹：在中國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各項實踐：選舉、協商、決策、管理和監督。最後，還有一個我們忽略了的五四代表人物：「穆姑娘」(Moral)，五四的知識分子承續了傳統儒家「修己善群」觀念，在他們所強調的個人自由和精神獨立的「小我」，有著更高層面的國家社會責任意識，以天下為己任，胸懷家國，亦是本港學生在愛國主義學習的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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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980493204000866823/

香港教育：從「維新」到「改革」

香港教育：從「維新」到「改革」 許為天(信報 2024/4/6)

事件一：一位校長訴說，一位老師經常請病假，更且是當天早上才致電學校請假，以致學校要應急安排課堂，擾亂學生學習。也曾提醒該老師早一點請假，方便調動，但仍然不改劣習，奈何！

事件二：另一位資深校長訴說，同一辦學團體的新任校長相當自我，不太照顧辦學團體交帶的集體工作，便只能由資深校長盡力承擔，另一奈何！

 操守指引的實踐難點

根據《教師專業操守指引》第三章中提及教師專業操守及行為，回應事件一：第五節「盡忠職守」列明教師應「認真履行職責，努力落實教育目標及學校政策。嚴謹執行教學工作，竭盡所能完成專業職務，為教學質素負責。」如此教師，相距指引甚遠；回應事件二：第五節「維護專業」列明教師(包括校長)應「與持份者衷誠合作，與同儕建立團隊協作文化，協力提升整體教學質素，推動學校持續發展。」校長本應以身作則，可是我行我素，同儕團隊也只能走位互補，忍受包容。

《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有善意的提醒，什麼叫認真、努力、嚴謹、衷誠？尺度大有不同，而在一般資助學校中，也難將以上兩事成為觸犯操守指引的個案。可是在直資學校，又是另一尺度，一位直資學校領導回應：事件一在他的學校根本不能存在，這位老師一早被解僱；事件二是辦學團體聘任及行事模式，一般而言，與同儕不合作也難過試用期。

 「維新」步驟遇「改革」大局

資助學校的運作，這幾十年內雖然經歷了學校管理新措施、質素保證、校長教師專業培訓要求、校董培訓、全面學位化、凍結部分升職位轉彈性資源等等，但是以班數計資助、規限各級教師人數、不少特殊津貼未能通用等等，均使到學校運作模式只能「維新」式寸進，但是卻遇到「改革」式教育界內外大環境，例如世界級的人工智慧衝擊、本港式的經濟轉型及愛國主義教育。

直資學校的「完勝」優勢，在上一期的文稿已有表達，及後一位直資學校的校長老友回應，那麼資助學校也可以申請轉直資。話雖如此，要改變上至辦學團體、下至一般學校教職員工又談何容易。所以由上而下的「改革」才是起動的力量，一開始可以由兩端做起，一端是已經有學校改革過程及果效的學校；另一端則是需要救亡圖存的學校，當然在後者需要更多人力財力的支援，這可以顯示香港教育「精準扶貧」的人文精神，配合國家「共同富裕」的國策。

可是，要教育當局由上以下起動「直資」化又談何容易，其中道理在於香港學校教育的社會角色，其中一種學理分類是人力資本及文化資本的選擇。以人力資本論，學校教育會配合社會中現在或未來需要的技能培養相應的人才，所以大多數會在高中時設立普通及職業取向的分類；而以文化資本論，則是在整個中小學課程中主流朝向傳統大學升學，課程較為統一，亦是香港教育的模式。在半個世紀前的香港社會，不少低下階層的學生透過學校教育的階梯向上流移動，這亦是在文化資本論中的優勢，當然未能向上移動的便只能停留在社會的底層。然而，事至今日，學生學習所需的資源越來越多，上一代的家庭社經狀況複製在下一代的發展上，社會流動停滯；而在更大的局面中，未能發揮每一個學生的個人潛能，從而促進社會產業的多樣化，更是香港社會面對的困境。

所以，只是倚靠個別學校的「維新」行為已難以面對香港整體的「改革」局面，教育當局應跳出傳統的框框，將目光投放在大灣區乃至整個大中華區學校教育的領導角色，敢於擔起「改革」的旗幟，讓香江教育再展輝煌。

初心、發展到靈活辦學

初心、發展到靈活辦學    許為天(信報 2024/3/2)

 初心與發展

事件一

有一位大專學生問我：「美斯欺場事件，網上觀點說到有政治干擾，又可能是出場費問題，許Sir如何睇法？」我便提議同學跳出框框，回歸運動員演出的初心：足球踢得好是自己乃至國家的榮耀，可以盡量展現也是運動員的初心。香港球迷熱烈捧場理應高興，真的因為受傷出不了場，也必須即時現身解釋，並作合適的補救，如巡迴場館拍合照等等。而地方領導人捧場會面，也應有握手招呼的基本禮貌，可謂「面是人家俾、架是自己丟」。

事件二

年初三赤口到新界郊遊，在大埔大尾篤見到一大批市民踏單車遊玩，洋溢新春歡樂。再想一想，這可是半世紀前香港市民郊遊的景況，看看深圳河的另一端，大灣區市民已經可以享受在深圳商場內滑雪騎馬，閑暇生活確實更多姿彩。

回到學校教育，正如醫者的初心是治病救人，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便是教書育人，當然「教書育人」的WHAT (內容) 及 HOW (方法) 有其甚本性及發展性：甚本在於基本能力態度及學生發展階段的配合；而發展則在於時代、科技的進步及社會變化對學校教育的要求。

 為什麼官津學校辦不到

在香港教育體制中，香港私立及直接資助學校的辦學模式為學生和家長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同時也為教育發展提供新的思路。最近，筆者親歷一間每月學費逾萬的私立小學的介紹，提及學校「以關愛、思考、實踐啟迪學生的全面發展，致力培育學生們的正向觀念、思辨能力、意志品質及公民意識。」並著重「結合專題式雙語教學 (普通話和英語) 和實證為本的學術課程。」辦學理念與一般官津小學無異，當然以兩倍於官津小學學生的單位成本(每位每年約港幣七萬三千元)作為日常經費，學校在個別化教育及多元化活動中更加豐富。但是，如果重點放在雙語教學 (普通話和英語) 的課程，一般小學的資源亦應該是綽綽有餘。見證於另一次直接資助小學活動之中，活動前聯絡老師向我表示：「學校的溝通語言只限普通話及英語，只因你是分享嘉賓，所以可以例外用粵語表達」，感謝之餘，看見一班一班小學一年級的同學進入禮堂，班主任以英語指示之下秩序井儀。收費相宜的直資小學辦得到，為什麼官津小學辦不到呢？

這便要說到政府給予直資學校的彈性：額外收取學費、自主靈活收生、校本教學語言、彈性資源運用(包括教師的數目及薪津)、公開考試的選擇[中學適用]；凡此種種，在過去十多年的實踐中，確實驗證以上彈性對辦學育才的優勢。例如，在教師的薪津和聘任安排，可以有更鼓勵性的晉升職級與及有效率的解聘，保持教師隊伍的專業效能。再者，透過靈活的資源運用，直資學校可以提供更多類型的科目及活動；而在學生學習模式來說，不同類型的學習資源(如網上英語對答、VR 模擬實境外地考察等等)亦是現今時代學生學習模式的新發展。

反觀不少官津學校，在現時優良教師供應不足的情況之下，仍然要聘任能力不足的老師「濫竽充數」，當然影響一般課堂的教學質素，也帶來新老師管理的難題(如工作態度、行為操守等)，浪費不少學校行政領導的精力。一方面窘於教師隊伍的管理，另一方面卻未能照顧到有利於學生學習的網上資源，顧此失彼，又如何能體現「教書育人」的初心。

直資學校：從「完勝」到先驅

難怪，整個香港學校教育還是以汰弱留強的精英主義作為主導思想，一來違背「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二則與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的國家發展策略背道而馳。其實，不少培育低組別學生的中學以「人皆有能」的宗旨，作出多元化學習的模式，奈何礙於教師隊伍的編制及資源調撥的限制、文憑試的學術要求，局限了學生學習的內容及發展途徑，使到原來可以多姿多彩的高中多元化學習及前途規劃只能是因緣際遇，做福少數，未能普及到眾多傳統學習興趣及能力不及的學生，而這批學生便被教育制度淘汰，以失敗者姿態離開校園。如此結局，實難有終身學習的動機，這亦解釋了香港一些基層服務業(如的士司機、餐飲服務等)未有跟隨時代進步而有質素的提升。反觀內地大城市的中等技術人員及前線服務員的質素，這十年來有顯著的提升，如此成果亦是建基於基礎教育的質素保證，才能達致整體國家精神與物質文明共同進步。

           香港教育面對「一國兩制」新局面的挑戰，辦學體制的檢討及改革刻不容緩。所以，體制應由貧富不均的 「完勝」更換成教育改革的先驅，亦即在直資學校優良的行政及教學經驗應該逐步移植至一般官立津貼學校，惠及每一名學生，「優質教育齊共享，香江學子盡成才」。

香港學校的環保教育

 

香港學校的環保教育 許為天(信報 2024/1/27)

 

從垃圾收費說起

香港政府推行垃圾收費政策，旨在提升垃圾分類回收、降低其他垃圾數量，增強市民環保意識。然而，一般市民認為這是增加垃圾費，難以達成減廢回收的目標，這反映出政府及民間對環境保護的認識和實踐缺乏共識及溝通。自攜購物袋是不用付膠袋費，又少了浪費店方膠袋，利己利人；現時一般市民都會利用購物或外賣包裝的膠袋作垃圾袋，要轉成另購指定垃圾袋，既要花錢，又用多了膠袋。兩個環保政策一比較，很容易理解到市民接受度的差異。作為一個積極實踐自攜購物袋和垃圾分類的市民，筆者會在學校教育在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方面，一抒己見。

在當今世界，環境保護不只是全球性的議題，更是在中國式現代化中重要的一環，在強調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同時注重環境保護和可持續性。人類與環境的和諧共生是這一理念的核心部分，學校教育作為塑造未來公民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重要場所，當然承擔將這一理念傳承給下一代的使命，但也是要整體社會的配合。

深圳垃圾分類

就如深圳已在2019年11月鼓勵推廣生活垃圾分類，並於2020年9立法實施與及在一個月之後正式開罰：未按規定分類罰款50元，情節嚴重的罰款200元。當然這不是簡單立法罰款便能成就，而是深圳市政府的系統工程：推出1個政府規章、3個地方標準和7個規範性文件，形成了完備的規範標準體系；構建涵蓋公眾教育、社會宣傳、學校教育、家庭指引、現場督導等一體化的宣傳督導體系，以及配套獎懲結合的激勵體系。

其實深圳早在2018年6月起已廣泛推行垃圾分類公眾教育「蒲公英計劃」，培育近千名「蒲公英」義務講師。該計劃深入社區、學校、機關單位，傳播分類知識，開展入戶調查，參與督導行動，投身大型活動推廣源頭減廢。並在2021年起，「蒲公英計劃」從公眾教育延伸至學校教育，三年內將有二千多名垃圾分類「蒲公英」教師到位，實現「蒲公英校園」全覆蓋。各中小學中積極推行垃圾分類的實踐，譬如帶家中垃圾回學校作分類有獎勵 ，由學生帶動家庭，配合社區及社會整體。經以上的系統性執行，深圳市民關於垃圾分類知曉率達98%以上，垃圾分類亦已深入人心。

香港現況與展望

回到香港校園，根據2002年當時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編寫的《小學環境教育教師手冊》，以及約2010年設立的「可持續發展」教育網站[1]（已停止經營十年以上），香港學校環保教育有三大原則：議題為本、全方位跨學科和全校參與。在正規課程中，環境教育內容則散佈在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及社會科、高中公民及社會發展科，以及高中的生物和地理科。教育局未有確切一致的環保實踐規定及指標，個別學校只會根據自身的發展重點選擇相關的環境教育單位和活動。

 在如此寬鬆的規範之下，香港學校環保教育有以下不足之處：

一、     部門間缺乏協作：環境局內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下的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之間缺乏直接的聯繫，影響了環保教育的推廣效果。

二、     缺乏一致性：由於學校會根據自身的發展重點選擇相關的環境教育單位和活動，導致全港學校難以形成較為一致的環保教育體系。

三、     缺乏系統性的聯繫：正規課程中的環境教育內容分散在不同科目和年級，缺乏系統性的整合。

所以，為了提高香港學校環保教育的效果，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     擬定整體環保教育政策：政府相關部門、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等應與學校合作，共同推動環保教育在學校和社群中的普及。

二、     重新檢閱環境課程：對中小學各科目中的學習目標、內容進行重新檢閱，確保環保教育內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     成立中央統籌及資源庫：教育局或相關教育單位可以成立一個線上及線下的中央統籌及資源庫，促進研究、分享和交流，為學校提供統一的環保教育資源。

四、     設計多元化的課內外活動：通過舉辦豐富多彩的環保主題活動，如垃圾分類、綠色生活、低碳校園等，讓學生在實際操作中提高環保意識。

[1] https://cd1.edb.hkedcity.net/cd/mce/esd/mai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