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流」對教育領導的啟示

「韓流」對教育領導的啟示   (信報 2019/3/30) 

去年七八月在高雄市生活了一個月，那時候韓國瑜已經開展他競選市長的行動，但從市面上的一般反應，都不覺得他有勝算的機會。再一查資料，原來他只是2017年9月才由台灣北部地區轉到高雄，是個空降人物。不過怎料到去年底在台灣九合一選舉中，韓國瑜竟能在這民進黨佔據多年的高雄將綠地變成藍天，接著韓國瑜的政治力量在台灣確實有一時無兩的趨勢。這一陣「韓流」亦因他最近訪港澳深圳廈門的行程，令到香港一般市民也對他有較深入的認識。 

禿子跟著月亮走

韓國瑜的外貌十分平常，絕不俊俏，甚至他用「禿子跟著月亮走」來標示自己的光頭和路向的結合。但正因如此，市民就會感覺到像鄰家的叔叔當了市長，十分親切。競選時他曾承諾上任後會每個月選一天夜宿在弱勢機構或家庭，傾聽基層的聲音。上任後他確實做到，到漁家處夜宿，一大早四時起床看魚貨拍賣。亦是回應他說出的「領導人不是坐享其成，關門分贓；而是身先士卒，哪裏艱困往哪裏去」。

正是如此的務實，才大膽地喊出實務的口號：「高雄發大財」。而確實的收獲，便是這一周港澳深廈的行程總共簽了52億台幣的漁農產品訂單。其實在高雄，漁農產品的收入佔高雄市的GDP不足1%；漁農就業人口亦不足高雄市的一成，可見這52億並不真的令高雄發「大」財，但對於這批位於社會弱勢的漁農就業人士卻可謂之久旱逢甘露。 

領導應負道德責任

關心及扶助弱勢是一個領導的道德責任，可惜回到本港的教育政策，在直資學校收生優勢下，教育局更提出要提早公佈升中自行派位的結果。如此修訂，當然是減免了已獲派位的學生及家長的憂慮，也節省了學校及教育局的行政處理。可惜他們忘記了還有大部份學生和家長，知道不能獲取自行派位，已位於制度上的吃虧的一方，眼看著已獲派位同學的從容，自己卻要多受幾個月不知去向的困惑，這不是扶強挫弱的倒行逆施嗎﹗韓國瑜有一句：「無能的政府找藉口、聰明的政府找方法」。妥善解決以上派位不公及困惑的方法便是縮短整個自行及中央派位的時間，有效地將現時幾乎半年的派位措施精簡成一至兩個月，事有人為，當局有如此識見和魄力嗎？

韓國瑜在港澳深廈推銷高雄的漁農產品，非常熟練，原因是他曾在台北市任職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達五年之多。在駕輕就熟的業務上能應用在領導範圍之內，當然是得心應手。就如筆者提示新任校長，要在學校領導角色快出亮點，便由自己熟悉的教學崗位著手：英文科出身的校長可以借助自己在英文科的人脈和資源，發展課內外的英文學習活動，從而提升學生英文學習水平；數理科出身的校長亦可引入數學競賽或STEM等創意活動，提升老師專業，增潤學生學習元素。

天道酬勤感動市民

而韓市長更令人值得學習的是他的勤奮和毅力，筆者留意到他在這一周外訪的行程，真是由朝到晚不停不休，還未有計算要應付台灣民進黨持續壓迫的心力交瘁。天道酬勤，如此勤奮地為市民去努力能不感動人嗎，這也反映在他在台灣政治人物中的高企民望。同樣道理，筆者在學校領導課程中跟學員說，一個新任校長能達成顯著改變的行為便是一朝早站在學校門口，與當值老師和領袖生一齊迎接回校的老師、學生和送子女回校的家長。但這看門口並非只是一朝一夕，是必須持之以恆，成年累月。故此要實踐這個做法時，新任校長確實要有一定的思考和準備，自己有沒有這份毅力和堅持。

最後，韓國瑜由踏入香港中聯辦大樓開始，便一路被民進黨朝野狙擊；還有是不絕的「是否選總統」的追問。他的說法是「不好戰也不畏戰」，而對香港的學校領導而言，你有否準備作為一個政治的角色，面對著校外社會的大政治，處理校內各持份者的小政治，還要回應大大小小的危機。這可不是只懷教育心可以勝任，用韓國瑜的句子便是裝備著「一個複雜的腦、一個單純的心」來說出「我是賣菜的，但我不是吃素的」。以上韓國瑜語句的應用，反映傑出的領導要有語言技巧，能將道理和說法用簡單的詞語表達，方便與受眾溝通。見賢思齊，香港的教育領導也好好學習吧。

後記：韓市長夫人李佳芬應對傳媒的技巧，有表現又不蓋主的收放，與市長丈夫有配合的默契，均值得教育領導的副手學習。

大學生的品格教育

 大學生的品格教育   (信報 2019/3/2) 

事件一：新春拜年時在親戚家中遇到其他朋友帶來的小孩子，節慶禮儀也給他利是一封。甚料到竟然一句恭賀說話也收不到，倒反是小朋友很不滿意地轉頭走開。作為教育界長輩的我實在不能接受，便在照顧大家親友關係之下盡力教導小朋友；最後也囑附這陌生的朋友要好好教導兒子，否則性格定型後便更難改正。

事件二：在一個名為「創造品格2019教育峰會」中 ，其中一場座談會主題是「品德教育在職場發展上的重要性」。四位講者均有所準備回應題目，甚料到主持人卻以嘲諷玩笑的形式帶領整個討論，導致台上企業精英「言不及義」，與會的校長教育界均表失望。

以上兩事件的共通點都是主事者以自身出發不顧大體，弄致場面尷尬失效。前者的責任主要在於家長，可能以為自由培育，小朋友不應過於強求；後者則可能是主持人一貫的風格，在媒體廣播中受到不少聽眾接受，既是如此，也可怪責與會者跟不上這後現代的溝通形式。

自身出發 不顧大體

然而，尊重、禮貌、責任等仍是文明社會品格教育中佔主要的角色。1992年國際品格教育聯盟決議出品格六大支柱：尊重（respect）、責任（responsibility）、公平（fairness）、關懷（caring）、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與公民責任（citizenship），作為現代公民應具備的基礎特質，並且提出若要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就必須建立以上的品格基礎。而作為論壇主辦機構的「塑造品格、共創未來」計劃聯席，也參考各方面的理念與實踐，選出五項核心價值：尊重、責任、誠信、關愛、堅毅，作為品格教育的方向。可惜的是，在事件二中，台上主持人卻成為品格教育的負面例子：以年齡、髮式嘲弄講者，當然不是「尊重」。當日出席者大多是學校領導，是希望從中獲取教育心得，而不是看一場玩笑式的對話，作為主持不理情景，自我發揮，又甚說得上有「責任」。

將品格教育搬回大學情景，亦回應當天論壇中不少台下校長教師的感慨：大批在中小學培育出來的精英，品格也是中上水平，為什麼入了大學之後驟然變壞？筆者用一個近期的例子來回答：一所大學在年前取消了「出席紀錄」的規定，亦即學生不會因出席率不足而影響考核及成績。結果是這兩年來很多課堂的出席率大降，有些更低至一半以下，甚至影響及一些要校外實習的考勤。大學提供的「自由」環境，便是大學生品格變壞的溫床。

筆者在大學教導「課堂管理」，第一堂的第一句便是「先管後教」，當然大學生的「管理」與中小學生有異，可是大學作為教育單位在品格培育的主導角色，則與中小學的角色等同。香港大學界對大學生行為的處理，源於歷史上香港大學的「自由自主」，亦建基於半世紀前精英教育的「鬆控」。於是乎，O Camp的不羈放縱、課堂與舍堂的亂序失控，習非成是，也成了香港大學教育的特色。請留意，這並不是歐美大學教育的必然，可見證於小兒就讀的美國康奈爾大學：校警有權在校園外的酒吧處理學生飲酒犯例。

品格培育 撥亂反正

要在大學生品格培育方面撥亂反正，首要是大學領導們思維模式的認定，確立學生品格培育的重要性及大學肩負社會道德的責任。對症下藥的便是要對產生負面教育的課堂及舍堂政策作檢討和修訂：學生在課堂應是「準時出席、積極參與」，而不是「點評教師、同學聯誼」；舍堂應是「作息有序、群策互助」，而不是「生活顛倒、無所用心」。而對學生活動的進行亦應有主導式正面價值的導引，對以往放縱的行為(如性騷擾、資源浪費等)給予法理以至道德上的提示。筆者聽聞有院校曾在迎新營前作出如上的學生聚會，但並非強制出席，言者有心、聽者是否有意呢？

此類導引任務的成效，往往涉及學生事務執行者的意識。一般而言，在大學的教員並不自覺要兼輔導學生的責任，乃至於專責學生事務的職員也可能只當是差事一件，很難體現大學在培育學生德性方面的關鍵任務。故此大學必須選取有心有力的教職員承擔職責，亦要向全體教職員重新大學在品格教育的使命，這也是在一般中小學中推行品格教育的先決條件。

回應文首的事件，「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古有名訓，只欠我們在新時代的演繹和執行了。

教育資源投放的萬象更新

教育資源投放的萬象更新   (信報 2019/2/2) 

筆者執筆之日，正是「關愛共享計劃」開始收表格之時。政府斥資逾百億元推行「關愛共享計劃」，向合資格市民派發4000元，但申請人是否合乎資格，還要自行填上那些已在政府部門的資料，其實資料已在政府不同部門之內，只欠部門之間的資訊互通而已。

兩個施政盲點

另一方面，政府將長者綜援資格60歲調高至65歲，筆者正值此年齡階段，只因無須申請而未受影響，但在事件討論中有關此年齡階段的就業困難情況，確是深有感受。再加上三隧分流方案，亦未能體察民情及政黨的反應以致擱置。以上情況均反映到政府施政中的盲點：第一、未有照顧民意及缺乏政治觸覺；第二、在現今大數據的時代對資訊管理和運用確實非常落後。故在此送舊迎新之際，筆者也就政府教育資源的運用提一些看法，希望在新的一年政府的教育施政有新的氣象。

林鄭特首上場後，在教育施政中確是投入更多的教育資源。能夠促成官津學校教師全面學位化，確實解決一直以來有學位資格的教師仍是編配文憑教席的窘境，如此撥亂反正當然是教育界喜聞樂見。但可惜的是，未有見到當局借此機會全面檢討整個教師職務與薪酬系統，因而令致現時的薪級薪酬爭議，還是停留在半世紀前的定制職級薪級的考慮，而忽略了在學校教育投資中的主要對象：學生。

現時的教育投資主要在學校教職員的薪酬，而大部分用在教師的課堂教學部份。一般而言，課堂教學對能保證大部分學生在不同階段的最基本學習。但現實而言，縱是教學優異的教師也只能保證大部分學生的得益，而難以照顧全體學生，更遑論一些中等水平或以下的教師。和一些教育行家商討這問題時，大家都覺得其實在一般學校中，總有起碼一至兩成的課堂教學是低效甚至無效，這部分學校資源可算是浪費了。亦正因為課堂教學的限制，學生的校園學習主要是被迫在課堂中進行。及致部份學生進入高小及中學階段，已對課堂的傳統學科學習感到苦悶及抗拒，在「強迫課堂」之下，導致課堂亂局以致校園欺凌的出現，這亦是最近一些校園暴力事件原因之一。

實務而言，因為教師的存在，學校便要編配他們的課堂教學工作，學生便因有課堂教學的編排而要被編配到指定的教師(不論他們的教學水平)的課堂進行學習。理想而言，學校是考慮學生的學習能力、需要和興趣作為個人、分組或大班的組合，因材施教地編配相應的學習模式，其中包括恰當的課堂教學與教師編配。這便成為了「教à學」的重點轉移到「學à教」的範式轉移，而更牽涉到教學資源的重新分配，因為重點是在於學生的學習和成長，而不是教師的數目和課堂教學的編配。可惜的是，現時大多數教育團體在爭取教育資源的提升時，還是放在教師數目的增加及學校領導角色的薪酬和數量的調整。

時至今日，教育界內外都明白到學生教育的得著並非一定要依靠在課堂學習中的所得。，在資訊發達的今日到要迎接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的未來，學生的學習資源非常豐富。學校教育的重點應由一般傳統課室教學轉移到每一個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在人力資源的投資便應放在學生學習及成長的管理。在一所深圳小學的發展規劃中，已將學科為本的教學分工轉成以課程管理和學生成長為目標的架構，再配以學生學習及成長的數據管理，一步步邁向「學à教」的理想模式。

勇於承擔、迎向未來

回到香港的學校實踐上，在幼兒及初小階段，對學童基礎態度、習慣、知識及技能的培養，以課堂集體教學進行有較高的成本效益。但當進入高小以致初中時，學生的學習基礎與能力已有明顯的差異，按能力分班分組是可以解決一部份；但到達高中時，學生的興趣與出路的差異便引致學習個人化管理的需要。所以，由高小到高中階段的教育投資，更應放在「習相遠」的情況下放在不同學習資源的提供，如補底的課程、多元學習的選擇等等。

當然，此等教育資源投放策略的大改動，不可能是一蹴即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政府也應在反省最近施政的缺失時，不要「抱殘守缺」地在舊胡同中尋求出路，萬象更新，勇於承擔地佈置面向未來的香港教育局面。

四大天王的教育傳承

四大天王的教育傳承   (信報 2019/1/5) 

在聖誕外遊的旅途中，得知藝人劉德華在演唱會進行時因喉嚨發炎無法再繼續，及後亦宣佈取消接著下來的六場演唱會，我也感到遺憾。 

網民的言語暴力

筆者不算是四大天王的歌迷，但在他們紅極一時的時候當中學老師，要投學生所好，也對他們的歌曲和成長有一定的認識和感情。故此，在這兩三年他們有機會是收山獻唱的演出時，便爭取到現場與眾同樂，亦見證香港粵語歌曲輝煌的歲月。我有幸能購買了今次劉德華演唱會的第四場，第一次能現場目睹「華仔」天王的風采。所以，今次華仔要中途腰斬演唱會，筆者甚有感觸。

要舉辦一個二十場的演唱會絕不容易，更不要說會是巡迴各地演出的安排，單是有關演出的已有舞台、設施、音響、燈光、煙火、化粧、服裝、舞蹈、音樂、伴唱等等，但要將一個集體合作的表演銷售出去，卻要依賴聚光燈照射著的著名藝人，而他便要負上這個重擔。

華仔宣佈不能唱下去的一刻是被懸掛在紅館半空唱著「如果有一天」，他的團隊就是要為照顧「山頂」的觀眾(我是其中之一)讓華仔更親近平價票的一群。而在我看的當晚他是盡力演出以回應歌迷的熱情，還記得他俯伏在舞台上喊出：「人地睇演唱會係攞開心，但係你地係攞命」。雖是說笑的台辭，但也感受出「歌迷出心、歌手出命」的默契和認真。既是身體支撐不了，我們也要接受腰斬的現實，亦希望他早日康復。但是在網上新聞的貼文中，卻有小數因劉德華曾為填海工程說話而咀咒華仔有「報應被天收」。此等將政治立場加於藝人而予以行使語言暴力，雖是小數，也叫筆者感到不安。可幸的是，很多留言和對此類貼文的回應都是關心支持。

其實，四大天王的成就也不止是演藝舞台，亦是香港人努力成功的見證，值得在校園中介紹「流行文化」時予以教導和啟發。

張學友由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冠軍唱到被美國《時代雜誌》列入亞洲最有影響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這位香港殿堂級「歌神」仍然保持實力，在世界巡迴演唱。筆者去年在澳門看他的演唱會，歌藝出眾，而其他的舞蹈燈光的等也發揮了牡丹綠葉的效果。

郭富城出身於電視藝員訓練班成為舞蹈員，進而在歌唱演藝上努力求進，更獲取了影帝的榮譽。而最令筆者尊敬的是他對創新舞台的嘗試。在2016年的「舞林密碼」演唱會中，筆者目睹舞台上幾列旋轉車廂由紅館平台升起，幾列車廂可內外載人，外有LED顯像，更有不同的組合，打造出耀目的舞台效果，更獲取了「健力士紀錄」的確認。

黎明，Born In Beijing，但是在香港透過第五屆新秀歌唱大賽季軍的出道，一步一腳印地在歌唱演藝中闖出一片天地。而最近的演唱會遭取消事件顯現他公關技巧的智慧，而他能與《100毛》合作拍攝咖啡廣告歌MV，更顯他靈活的身段，也吸引不少九十後的新「粉絲」。

而回到劉德華，2006年香港演藝學院已他「是香港最受尊重和喜愛的演藝名人之一，對香港電影及音樂貢獻良多。其嚴謹專業的工作態度，足以成為年輕人的典範」，而授予他榮譽院士稱號，更在2018年受邀加入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成為奧斯卡金像獎評委。 

奮鬥過程值得學習

當然還有很多香港努力而獲取成功的藝人值得認識和學習，但可以傳頌近四十年的「四大天王」確是香港珍貴的文化資產。正因有偶像的魅力，令到青少年人能容易接受，更令他們的成長過程的奮鬥，在演藝生涯中待人處事的智慧更令學生容易吸收。還有的是，更受「四大天王」影響的可是現時在中小學任教的老師們。重拾他們那些年偶像的優點，如堅毅、承擔、溝通、創新等，這些香港人在過去日子成功的因素，更是值得我們繼續傳承下去。

後記：華仔在演唱會一開始便唱出「中國人」，當然願意入場的觀眾會接受這首歌甚至歌詞的內容，這一點又可不可以在本港學校傳承下去呢？

領導人講話與香港教育

 領導人講話與香港教育   (信報 2018/12/8)

每年的十一月都是深圳的讀書月，是一個由深圳政府主導的全市教育文化活動。在讀書月的眾多活動中只有一個是與香港有關係的，就是已舉辦了十一屆的「中學生讀書隨筆大賽」，而近幾年澳門也加入了。就在今年度的頒獎禮中，澳門的代表說到他們學生閱讀的情況，其中提到學生透過閱讀了解習近平主席年青時代的奮鬥成長而有深切的體會。那段簡短的演講，令到在典禮現場的筆者對澳門部份學校教育的現況有新的了解，也充份顯示出港澳的「一國兩制」確有顯著的差異。

但是反思一下我們香港的學校教育，又真的很少要將國家領導人的生平和講話放在校園的教育活動之內。當然，在現時的中學通識教育中的「現代中國」單元中，教材是可以涉及領導人講述國家政策和對「一國兩制」的看法。而正值中國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筆者也應景地將習主席的講話與香港的教育發展連繫起來。

習主席在11月12日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中，就港澳對國家發展作了這四十年來的總結，就是發揮了六大作用：投資興業的龍頭、市場經濟的示範、體制改革的推動、雙向開放的橋樑、先行先試的試點和城市管理的借鑑。這六大作用的歷史及具體過程，均是高中及大專學生對「現代中國」的尚佳教材。

香港學生可從中了解到過去四十年來香港各界對國家改革發展的協助，亦明白到縱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沒有「一國兩制」時，不少香港人已認定以協助國家發展為榮，當然也有很多是看見國家發展的「利之所在」而投身其中。無論如何，這都能彰顯出香港人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重要角色，此等角色的傳承便帶出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的四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協助國家的全面開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的治理實踐、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的人文交流。

由希望到願景、由願景到使命，這也是香港學校領導在學校改革中經常實踐的思路。香港教育至今仍然保持世界獨有的中西合璧，能包容東西方教育的優點，既有仁愛勤奮的中國儒家傳統，亦有西方自由民主創新的實踐，具體例子便是百多年前在香港受西方教育而帶領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亦正因為有如此環境，便創造了香港對外聯繫廣泛的有利條件，透過「一國兩制」的實踐向全世界演示成功的香港故事，從而帶出當代優秀的中國故事，為中外文化交流發揮重要紐帶的作用。

回到教育現場，最近出席了曾服務的學校的周年慶祝聚餐，席中唱起了學校創辦人填詞的校歌，歌詞中寫到「家國事、責任重；年雖少，志氣雄」，而以「前進，前進，向前進，誓作民族前鋒」作歌曲終結時的勉勵。這可以見到在大半世紀以前，不少香港教育前輩均以作育英才為使命，進而達成振興中華的願景。而經歷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中已是舉足輕重，香港的教育界人士更應了解國家及全球形勢，在保持傳統優勢下將香港學校教育的發展方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對國家發展政策(如大灣區、一帶一路等)的理念和實踐有更深入的了解。教育當局更應主動建構配合國家發展又彰顯香港特色的發展框架及教育內容，讓辦學團體及學校更有效地培育出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大有可為的新一代。

在停筆的一剎，真的感覺上文給讀者的感覺可能是太「紅」了，但是如果香港教育要包容「國家」在內，這也只是有感於以上提及的香港教育前賢的使命而發之言。

從日劇看日本學校教育

 從日劇看日本學校教育    (信報 2018/11/10)

最近跟團到日本旅遊，風光明媚、衛生清潔、人情禮貌，都是港人熱好日本遊玩的理由。途中有當家長的團友由途中的正面旅遊觀感引致對日本學校教育的欣賞，更而嗟歎香港學校教育的不足。其實，這些情況幾乎出現在每一次筆者參與的日本旅行團。不過，為了不打擾旅遊興致，我也只是答了一句：「要學日本學校的教育，香港的學生和家長是否願意犧牲他們現時享有的自由和選擇呢？」，團友聽不明白，也便轉到另一話題了。

過去兩年有兩齣值得教育界人士觀賞的學校教育日劇，第一齣是「下剋上考試」，是真人真事的改編。故事的男女主人只是初中畢業，和在公立小學讀高小的女兒佳織過著不富裕卻幸福的生活。然而，男主人在工作中體驗到學歷的重要，於是決定送佳織上私立初中名校。但是，佳織起步太晚以致機會渺茫，連補習班都勸他們放棄。男主角不服命運，毅然辭職親自擔任女兒的補習老師，展開艱苦和感人的奮鬥。

其實佳織在學校的生活中非常愜意，兩個老友均是低學能的樂天派，一次派測驗成績時都以取得「零分」作為笑料而不會懊悔和羞恥；老師對畢業班同學也只著重離別前聚會的群育安排而不是為考好畢業試的準備。公立學校教育以全面發展為主，未必偏重智育測考，此等情況在很多地方均是如此。另一句話便是，如果家長希望子女有更大機會出人頭地，便要學佳織般考進私立學校。

而在日本的學校教育，要求學生習慣服從及一致性是很重要的教育目標。從他們小學的午膳便可見一斑：2011年的一段熱播視頻：「輸在起跑線上---與日本孩子共進午餐有感」，便看到日本孩子在上課日子的重要學習成果：培養生活紀律、羣體合作、互助互信和重視衞生等等。回到香港，如果學校投入如此人力物力去做好這些午餐教育，小朋友没有選擇地吃學校認為營養的午餐，餐後又要分工合作地清理餐桌和飯堂，家長願意嗎？學生習慣嗎？

另一齣日劇是「崩壞的教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講述了一名年青律師被派至一所問題多多的中學作駐校律師，透過他獨特的法律觀點來解決學校的問題，從而顯露學校教育的矛盾。其中内容包括老師自願超時工作、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不近人情的校規與及校園欺凌。雖然是有戲劇成份，但熟悉日本教育的朋友也知道這些内容便是日本學校現場的常態，尤其是校園欺凌的情況，亦是日本校園電視劇歷久不衰的題目。

近日的報導，日本在全國自殺率創15年新低的2017年，學生的自殺率卻創30年新高，高中生佔大多數。其中一間中學的情況是，一名十三歲女生因校園暴力自殺，而據調查，學校當時有要求教師關注事件，但「因條件有限並未採取應對措施」。這便是電視劇中「老師自願超時工作」與及「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的現實寫照。

筆者在此欄中談及境外教育情況時，經常要提醒讀者一定要留意所涉國家地區的學習文化和政治社經環境。譬如在日本，相對於香港而言，社會制度傾向規律化、貧富差異不算太大，安份守己便可安居樂業，於是乎在公立學校教育中可以不太強調競爭，初中畢業學能不高也可努力過一些「小確幸」的生活。當然，公私立學校的精英學生仍會向上爬，爭取入知名大學而晉身政府及大公司，構成為社會高增值的一群。

回到香港，我們的公立學校(包括官立津貼)仍然有培養精英學生的責任，所以在小學及大多數中學裏仍然會是以學業成績為主導，希望學生能成龍成鳳。在此實踐中，往往要求學能不足的學生「將勤補拙」，這便產生了家長和學生感受到功課和測考的「過份」。東方教育文化加上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家長對子女、師長對學生均有較高的要求和期望，因而引致學校教育的壓力及學生成長的困阻，這是客觀存在的香港教育情況。然而近數年中，學校也理解師生的壓力而予以紓緩，如減少測考功課等；同時又因為對其他教育項目亦要投入關注，如STEM、德育、生命教育等，亦平衡了這些學業上的「過份」。

其實，香港的學校教育產出，不止在學業成績上是位於全球前列，就算是公民行為習慣，也是國際一流水平。就如前些時「山竹」襲港後的上班日，在樹木攔路和交通大癱瘓下上班一族的忍耐和守規，也不差於日本天災時市民的冷靜反應。要説根由，在日本、在香港，學校教育對大社會紀律的建構確是有一定的貢獻。

 

 

大學之道在…

 大學之道在…    (信報 2018/9/15)

新學年開始，較惹人注目的大學新聞有二：一是香港教育大學、港大、中大和浸大的開學禮上，學生會代表的港獨言論又一次引起公論；二是大學「神科」取錄「非聯招」本地生的比例甚高。

有大學生由反共反中反建制以致傾向「港獨」，所佔比例不高，但能站在台上的總算是學生代表，真的是可以代表政治活動上積極的一批大學生。此等現象一年復一年，亦引證了兩年前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一項調査結果：受訪中五學生36%對國民身分認同較弱而出現「國民身分危機」，而其中七成人對政治活動卻不熱衷，研究所指這類學生對國民身分及「一國兩制」抱有質疑。大多數中學生對政治冷感，入了大學也只會參與小眾的「細莊」，即學系系會與及活動社團。至於學生會或學生報等「大莊」，政治性高，去得勇時法庭監獄也可能是學生運動的終點，所以只有少數大學生有意願參與，有時更會出現學生會出缺的情況。因此，在缺乏其他政治取向的學生競爭之下，此類反中傾向的學生代表便可長期佔據學生會的發言高地。

而對大多數大學生而言，也如上述調査所示，很多在中學時已對「一國兩制」抱有質疑。到了大學，雖不會上「大莊」，但也不會反對積極份子與中國及建制對著幹，一於「剝花生」。而對大學當局而言，最麻煩的是因學生言行所引起的法律責任。當然時至今日，大學高層也受到一定的政治壓力，但畢竟在「學術自主」的光環下，行政人員以致教授講師都還可以自由論政，各不相干，更難管到學生。如此學習成長環境，反中傾向在四年大學生活有增無減。年青教師也是經歷相近的成長，筆者在最近的國情教育教師講座中便有所理解。

過去兩年來，所到學校的教師對這個講座的內容平均而言都是較正面的，也可以理解為都認定「國情」在學校教育的位置。可是，今年至今已到了三間學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教師回應正負均等的情況。和同行談到這情況，在大學教教育文憑的朋友也指出學生的教學反思作業中也常見「抗中」以至「反中」的表達，這也難怪很多年青教師對我這位教育老兵的話聽不入耳。如此「受教教授」的反面國情教育的循環，會否便是香港「一國兩制」的常態呢？

另一個話題涉及大學收生的錄取傾向，根據教協會在這方面的分析：「神科」如國際商業、醫學、法律、建築、牙醫等科系，在2017年收生時取錄「非聯招」本地生人數比例可以由三成至四成半。再看看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與高級程度會考課程(GCE-AL)及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DP）最高等級的獲取率：HKDSE(5**，1.3%)；GCE-AL(A*，8.3%)；IBDP(H7，全球-7.7%，本港-24.1%)，也便得出HKDSE難取高等級，非HKDSE成績更受「神科」科系歡迎的印象。IBDP在全球本港均是偏向精英的小眾課程，而GCE-AL也是傳統英國預科精英的公開評估，相對於香港全民應考的HKDSE，有較高比例的優異成績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本港的中學現場，GCE-AL及IBDP只可在國際、私立及直資學校推行，在直資學校中更會是擇優而教，所以在客觀上學生和教學配套已是「才財」結合，GCE-AL考核標準較易掌握，再加上小班教學，又減免HKDSE惱人的中文、通識、校本評核與及平庸化的學習内容，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大學「神科」要「擇優取錄」，瓜與豆也是懂得分辨的。

       當然這個選擇會使教育機會趨向不平等，有使命感的大學是嘗試用其他方法挽回，如美國有多所頂尖大學將近5%的名額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有點像印度電影「起跑線」的劇情)，普林斯頓大學更在去年把比例提高到22%；而台灣成功大學「成星計畫」亦以特殊方式招收兩位家境極端困難的孩子進入成大最好的系之一，也顯示出大學收生也不只是「擇優」。

教學的專注與多元

教學的專注與多元 (信報 2018/8/18)

在過去的一個月，我到了台灣高雄市進行修身減肥的計劃：教練指導飲食和運動，我依足指示作三餐的調整與及每天的晨操晚練，每周也有雙休日到各地旅遊嘗美食。一個月的結果下來，體重減了五公斤，而腰圍也減了十厘米。教練將我列為樣板，給台灣的朋友標示這香港稀客的成績，而作為實踐者卻覺得一個月的過程有如此結果確是順理成章。一般人而言，體重與腰圍都是加與減的問題：輸入過多(即飲飲食食)而輸出過少(疏於運動)便積聚脂肪，「減肥是明天的事」，便一日一日地體重腰圍逐漸增加。只要能付出一個月的專注來做好修身減肥這一件事，大多數人都能做到我的成果。所以難得的不是有成績，而是能否付出如此的專注。

同樣道理搬到學校的教學上，老師專注教、學生認真學，便可以得出理想的學習成果。但現實上，要在現今香港主流中小學有專注的教學，真是談何容易。首先是教學内容方面，小學的傳統科目有兩文三語、再加上數學、常識、音樂、視覺藝術和體育等，現時大多數是專科專教，至多兼教一兩科，也可謂之專注；但近年課改教改中則加了不少成本效益成疑的教學内容，如專題習作、資訊科技、校外境外學習以致ＳＴＥＭ等，所以老師也要不斷學習，務使既能保持傳統學科學習，亦能兼顧課改内容。

而在教學方法，世紀初時已由傳統Board and Chalk的黑板教學轉為電腦投映，近十年則再加上互聯網的連繫。這些只是課室設施的更改，一般老師還可應付。但更關鍵的是教學範式的轉移：由教師教為中心轉為學生學為中心，於是乎不同的學與教模式便接踵而來：互動式電子書、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自主學習、合作學習、翻轉課堂…林林總總，做得好都是有利學生的學習。但事實上，在有限的人力和時間資源下，老師能否兼顧在內容和技巧方面的傳統與創新呢？

回到學生方面，一般小學生原來頭腦靈活，求知欲強，如能給予適當的引導，按部就班，小三及小六的TSA基本水平，根本不是問題。只不過是在學習和成長過程中未必是一帆風順，譬如碰上教得差的老師、家庭結構有所改變(如父母離異)，而當時未有相應的補救時，某一階段的落後便引動學業上接續的「失敗」，也便構成在中學階段時「讀書不成」的標籤了。如果當時能夠有師長專注指導，後來便會是另一條路了。另一方面，就算是學習中等水平的學生，在日常課業和活動中均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和指標，學生和家長也難處理其中的必要性和優次的編排，應付到的叫做「全面發展」，其餘的便出現了超負荷的情況，最後更可能變成學習動機減弱甚至厭學的悲劇。

在一般家長的心目中，部份直資名校的教育配套便是官津學校的理想運作榜樣。直資名校的學生單位成本可以倍於官津學校，在此財雄勢大的背景，教學的內容和技巧有能力與時並進，學生能力的差異亦可以細緻照顧，成本的多元(港元的「元」)構成教育上的多元。而在一般官津學校，雖然資源已比十年前有所提升，但仍難應付不斷出爐的教學新猷。實際的處理可以是整理好學校的資源和人才，專注做好學生的基本學能、德行與體格，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再在學校強項中培養可持續發展的特色，不要人有我有，便有機會令學校成為老師愉快教、學生有效學的場所。

高中錯配教育的困境

高中錯配教育的困境 (信報 2018/7/21)

在十多年前，筆者還在中學校長崗位時，在新高中課程改革的議論中提出新高中並非只為中學生升大學，而是讓不同志趣和程度的學生有相應配合的學習經歷，享有一個有成果又豐盛的高中校園生活。課程内容應建基於中學會考的多様化學習，而不是以大學入學為主導的高級程度會考。可惜事與願違，得出的是一個主要針對大學升學為目標的傳統教學模式的學校課程。現時教育當局常以應用學習及多元出路為藉口，總之六年中學後學生有出路，便算是解決了在難以適應傳統學習的高中學生的困境了。

這批同學已在九年强迫教育中評定為學術能力不足，理應安排在高中有另類的課程和學習模式，讓他們有能力學到，有興趣去學，學成後亦有實際發展的出路。然而，他們除了少數會轉到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修讀，大多數還是在主流中學就讀，課程主要以傳統文法高中的教學。如果站在教育道德高地，教育當局要中學老師向一些未具足夠學能的學生教授他們不能懂或是無須懂的課程，當局應負上失責之難。

而現實的是，教育制度既有如此改變，以前兩年高中會考有多樣的課程，縱使教學低效也只是年半的校園生活便算中學畢業了。到現時要捱三年，不少中學便要動腦筋才能為師生在教學中解困。首先是要解決學生學什麼，原來源於職業先修的中學會有優勢，因為已有一些非學術傾向的教學内容、設施和師資。而在調動教師任教科目時，工科術科教師比傳統文理科目教師較易接受一些冷門而實用的科目，如「旅遊及款待」、「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與「科技與生活」等。筆者更了解到很多同學在修讀這些科目後，尋回學習的動機和能力，在文憑試中考到不錯的成績。可惜的是此等課程的提供是校本安排，一些中學未有師資設施，便不可以提供此類科目。其實，當局可以作「積極歧視」的安排，提供資助予該等中學開設學生適合就讀的課程；至少可以主動安排集中學習或跨校學校的做法。

當局現時提供的應用學習亦産生不少問題，尤以學生自行到課程提供機構處上課的安排更為嚴重，出現課室秩序問題，更多的是缺席課堂，也難怪很多中學都要三令五申，強調在應用學習課堂缺席會以缺席學校課堂同樣的處理。缺席可以如此處理，但課堂秩序便難以遙控了，於是乎有學校要派老師跟從學生一齊出外上課，解決了問題，但是成本也真是的太高了。外出上課問題多多，便有學校設立多元學習課程，有是安排自己老師多才多藝設計課程以配合一些公開才藝認證；有的是與職訓局合作，由職訓局派員到校授課。

解決了一些選修課，師生也難避免四科必修課，上個月已談過通識科較接地氣，還可以談談寫寫；中文科教得活潑一點，也可以互相遷就包容；來到英文數學，簡直是叫苦連天，只靠老師的教學技巧和師生關係，縱使如此，真正努力認真的學生也只能事倍功半。十多歲青少年，正是腦筋靈活、勁頭十足的時代，為什麼總是要讓他們面對挫折和失敗呢？

現時有企業為此類學生提供了Project We Can學校起動計劃，安排學生到不同企業進行職場體驗活動，真的起動了不少學生的學習動機，然而為什麼可以將此類學生肯投入的活動編進主流學校的課程呢？當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了，而語文學習又能配合職場的需要，做到「學有所用」，也不需要拉牛上樹了。

通識科的過去、現在、未來

通識科的過去、現在、未來 (信報 2018/6/23)

在十多年前，筆者還在中學校長崗位時，在新高中課程改革的議論中是不折不扣的反對派，尤其是針對通識教育科的必修、必考、必要(大學入學要求)。當時的立論有在宏觀上，新高中改革涵蓋學術、課程及評估，不應一步到位。通識科是破舊立新的舉措，不宜莽然冒進。另外在課程内容及教學法方面，更是難以掌握；通識科議題的更新頻率，令到任教老師難以應付，作為選修科目還可以傾側資源玉成其事，但作為全民就讀的科目便會感到資源不足。再者，建立通識科就是「強幹弱枝」的課程大改革，數理減科、史地難全，香港真的要來「教育大革命」嗎！現職相關科目老師要被迫調配任教通識科，不止人事管理上有問題，連教學效能也受到影響。最終一場「通識大辯論」後便由當時強勢的教育領導人一錘定音：通識教育科依教改計劃上馬，調撥充分資源、加强在職及入職的培訓。所以，當時各大學的「通識教育」師資培訓便如雨後春筍，出版社及報章的通識科教材至今仍是源源不絕，也就配合通識科必修的大勢所趨了。

新高中課程在2009年開始實行，筆者也在那期間提出「猛回頭」的觀點，歷因為在教改的傳統智慧#中，當時是由「解凍」階段進入「過渡」，若然踫到大障碍也會有機會「回頭」。可是教改潮流並不因筆者個人意願而改變，通識科以致整個高中課程體制也在資源師訓配合下「重凍」成為中學教育穩定的慣常狀態。

在排除萬難後，通識科推行至今又真是達成了大部份當年計劃時的教育成果，就是培養學生：

-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

-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

當然，其中「認同國民身份」這一項之不足也便是要檢討通識科的原因之一。然而，在現有中學穩定的教育生態環境下，作為一科已是香港特色的中學課程，筆者便要用另一觀點去看通識科的未來發展。

首先，舊體制的文理分科，數理為先、史地全讀等已不再是本港高中教育的金科玉律了，况且學能優異的學生基本上還可以依舊制的文理科目選修，在「４必修+３選修」的組合下可以成為傳統的文理精英。而對學能中等或以下的學生，修讀接近社會生活成長的通識科，總比修讀及應考一些傳統文理科目更有趣味。所以以整體學生角度而言，通識科確實比其他文理選修科更合口味；而以教育觀點而論，社會生活成長的議題可以在正統教育體系内得以向全體學生傳授，更是世界難求的高中課程，某些外國教育專家對本港通識科的吹捧也不無道理。

當然，通識科一直存在的教學及評核上的問題還是要解決，這便可從課程内容和評核方法中對症下藥。筆者一直反對「校本評核」，當然在通識科也不例外。若真的要保留，則可與公開評核分開評等，致令「校本評核」可具校本特色，如合作專題、科技創新等，教師可以專業自主地因材評核，發揮學生所長。至於課程及教學方面，現時是議題為主、内容為副，故經常未能照顧到客觀事實的全面性(如「現代中國」)。這便出現因教學多引用中國大陸多爭議的政治社會報導，而較易得出師生對國家的負面感覺。所以，筆者建議可設立另一選擇的通識科課程，以内容為主、議題為副。其優點是教師較易掌握課題内容，亦無須頻常更換教材，提升備課效能；而學生也對不同的課題有較整體的了解，增強多角度觀點的具體支持。

「水能覆舟、亦能載舟」，以教育政策的學校層面而言，師資教材已備；到教育層面，通識科有利學生學習成長，也是本港教育特色；及至政治層面而言，若通識科内容及教學能調校得宜，便不難培育本港學生達致通識科的最後宗旨：「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 負責任的公民。」

#學者Kurt Lewin的改革理念：第一個步驟是對舊體制的「解凍」(unfreeze)，第二階段是「過渡」(transition)，而最後步驟便是「重凍」(refreeze)，將改革措施程序化成為穩定的慣常狀態。

蘇Sir精神的傳承

蘇Sir精神的傳承  (信報 2018/5/26)

本月九日一朝早便有噩耗傳來：尊敬的蘇振學先生(蘇Sir)因癌症不幸離世，不禁黯然神傷。還記得一月時在東涌一齊協助香港青年旅舍「昂步棧道」的活動，雖然也知道他身體有點不適，但也難料在四個月之後便是天人相隔。蘇Sir是我們一批中青年人在青年和教育服務的人生導師，他在教育局的職務上致力推廣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The Duke of Edinburgh's Award，簡稱DEA）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1997年易名，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簡稱AYP）；在義務工作上積極參與香港青年旅舍以及其他公益項目，提升青年人的生命質素，這些豐盛的貢獻真是值得在青年和教育服務的朋友了解。

第一次見蘇Sir是四十年前，當年我剛入行當中學老師，年輕好動，被學校編排作DEA校内導師，更被推薦去參加DEA野外鍛鍊導師培訓，便開展了與蘇Sir的交往和情誼。他當時是教育署負責此項目(DEA野外鍛鍊)的官員，初次見面已感覺他是另類「官員」：没有官款，不怕多事，只想推廣DEA。DEA 要求青少年人要達成技能、服務、野外鍛鍊與及康樂體育四方面(至金章級加上團體生活)均有表現，達至全面發展，給予高中學生在課外學習一個有系统的發展規劃。

但是如此煩複的學生活動，加上野外鍛鍊有歷奇冒險成份，以當時的學校和教育署氣氛：多做多錯、唔做冇錯，只有「傻仔」才甘心樂意。而當時蘇Sir這「傻佬」便帶著我們這批「傻仔女」通山走，帶領學生走出一條又一條的郊野遊踪。當年很多一齊帶隊的老師還在拍拖的階段，要將周六日與拖友家人的寶貴時光貢獻出來帶野外鍛鍊，確實有難處。在那時候，蘇Sir的名句便發揮作用了：「如果您覺得這服務有意義，您便應帶同您的女或男朋友一同參與，可以同時帶隊、同時拍拖，更可以壯大我們的隊伍。」而我不止和女朋友(即現時太太)一齊帶隊，也號召了一些同事共遊山野，修己善群，無以上之。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蘇Sir走遍不少中學，在禮堂、教員室、校長室等地方，分別向學生、老師和校長推廣DEA。不少校長、老師和學生都是被他熱情澎湃的講話打動而踏上DEA這段不一樣的人生路。典型的例子有老師曾經因為被學校委派作DEA負責這苦差而苦惱，但至後來卻轉型成DEA或AYP的積極推動者，箇中轉變的主導人物便是蘇Sir。如此的能人志工一批一批地在蘇Sir的信任與同行中，受到不斷鼓勵而接受自我挑戰、均衡發展、認識自己、創造未來；亦在他的領導下，為香港中學生的全面發展發光發熱、盡心盡力。

作為一個青年活動的領袖，蘇Sir並不是以指揮式去動員群眾的支持和參與，而是走入群眾一齊活動和服務，事事關照，以身作則。另外，他在教育署的工作不止是DEA的崗位，在其他活動中，如校際話劇比賽等，他在前線的工作並不因其「江湖地位」而有所怠慢，禮貌周到，躬身力行。我們這批後輩便是看在眼裏，見賢思齊。

由對蘇Sir領導行為的觀察到今天在學校領導理論上的領悟，蘇Sir充分顯現一個指導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作基礎而轉化成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的實踐。他不止是對於DEA乃至青年旅舍活動的熟悉，更重要是他以關注青年成長的初心，透過他打動人心的一言一行，帶動起老師學生在DEA參與的量與質。成就了每一位參與者的自我實現，達成DEA活動的目標，更成功促成眾多因DEA而成的團隊，三者的達成便是團隊工作的優異標誌。

今天這篇文稿是讓讀者了解一個努力不懈的教育工作者的生平點滴和啟示，也是希望在世的教育同工能以蘇Sir為榜樣：專業裝備、不忘初心、善言敏行、乃役於人，帶領青年學子走上不平凡的人生。

蘇Sir，永別了，良師益友，精神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