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講話與香港教育

 領導人講話與香港教育   (信報 2018/12/8)

每年的十一月都是深圳的讀書月，是一個由深圳政府主導的全市教育文化活動。在讀書月的眾多活動中只有一個是與香港有關係的，就是已舉辦了十一屆的「中學生讀書隨筆大賽」，而近幾年澳門也加入了。就在今年度的頒獎禮中，澳門的代表說到他們學生閱讀的情況，其中提到學生透過閱讀了解習近平主席年青時代的奮鬥成長而有深切的體會。那段簡短的演講，令到在典禮現場的筆者對澳門部份學校教育的現況有新的了解，也充份顯示出港澳的「一國兩制」確有顯著的差異。

但是反思一下我們香港的學校教育，又真的很少要將國家領導人的生平和講話放在校園的教育活動之內。當然，在現時的中學通識教育中的「現代中國」單元中，教材是可以涉及領導人講述國家政策和對「一國兩制」的看法。而正值中國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筆者也應景地將習主席的講話與香港的教育發展連繫起來。

習主席在11月12日會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的講話中，就港澳對國家發展作了這四十年來的總結，就是發揮了六大作用：投資興業的龍頭、市場經濟的示範、體制改革的推動、雙向開放的橋樑、先行先試的試點和城市管理的借鑑。這六大作用的歷史及具體過程，均是高中及大專學生對「現代中國」的尚佳教材。

香港學生可從中了解到過去四十年來香港各界對國家改革發展的協助，亦明白到縱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沒有「一國兩制」時，不少香港人已認定以協助國家發展為榮，當然也有很多是看見國家發展的「利之所在」而投身其中。無論如何，這都能彰顯出香港人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重要角色，此等角色的傳承便帶出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的四點希望：更加積極主動協助國家的全面開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的治理實踐、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的人文交流。

由希望到願景、由願景到使命，這也是香港學校領導在學校改革中經常實踐的思路。香港教育至今仍然保持世界獨有的中西合璧，能包容東西方教育的優點，既有仁愛勤奮的中國儒家傳統，亦有西方自由民主創新的實踐，具體例子便是百多年前在香港受西方教育而帶領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亦正因為有如此環境，便創造了香港對外聯繫廣泛的有利條件，透過「一國兩制」的實踐向全世界演示成功的香港故事，從而帶出當代優秀的中國故事，為中外文化交流發揮重要紐帶的作用。

回到教育現場，最近出席了曾服務的學校的周年慶祝聚餐，席中唱起了學校創辦人填詞的校歌，歌詞中寫到「家國事、責任重；年雖少，志氣雄」，而以「前進，前進，向前進，誓作民族前鋒」作歌曲終結時的勉勵。這可以見到在大半世紀以前，不少香港教育前輩均以作育英才為使命，進而達成振興中華的願景。而經歷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中已是舉足輕重，香港的教育界人士更應了解國家及全球形勢，在保持傳統優勢下將香港學校教育的發展方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對國家發展政策(如大灣區、一帶一路等)的理念和實踐有更深入的了解。教育當局更應主動建構配合國家發展又彰顯香港特色的發展框架及教育內容，讓辦學團體及學校更有效地培育出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大有可為的新一代。

在停筆的一剎，真的感覺上文給讀者的感覺可能是太「紅」了，但是如果香港教育要包容「國家」在內，這也只是有感於以上提及的香港教育前賢的使命而發之言。

從日劇看日本學校教育

 從日劇看日本學校教育    (信報 2018/11/10)

最近跟團到日本旅遊，風光明媚、衛生清潔、人情禮貌，都是港人熱好日本遊玩的理由。途中有當家長的團友由途中的正面旅遊觀感引致對日本學校教育的欣賞，更而嗟歎香港學校教育的不足。其實，這些情況幾乎出現在每一次筆者參與的日本旅行團。不過，為了不打擾旅遊興致，我也只是答了一句：「要學日本學校的教育，香港的學生和家長是否願意犧牲他們現時享有的自由和選擇呢？」，團友聽不明白，也便轉到另一話題了。

過去兩年有兩齣值得教育界人士觀賞的學校教育日劇，第一齣是「下剋上考試」，是真人真事的改編。故事的男女主人只是初中畢業，和在公立小學讀高小的女兒佳織過著不富裕卻幸福的生活。然而，男主人在工作中體驗到學歷的重要，於是決定送佳織上私立初中名校。但是，佳織起步太晚以致機會渺茫，連補習班都勸他們放棄。男主角不服命運，毅然辭職親自擔任女兒的補習老師，展開艱苦和感人的奮鬥。

其實佳織在學校的生活中非常愜意，兩個老友均是低學能的樂天派，一次派測驗成績時都以取得「零分」作為笑料而不會懊悔和羞恥；老師對畢業班同學也只著重離別前聚會的群育安排而不是為考好畢業試的準備。公立學校教育以全面發展為主，未必偏重智育測考，此等情況在很多地方均是如此。另一句話便是，如果家長希望子女有更大機會出人頭地，便要學佳織般考進私立學校。

而在日本的學校教育，要求學生習慣服從及一致性是很重要的教育目標。從他們小學的午膳便可見一斑：2011年的一段熱播視頻：「輸在起跑線上---與日本孩子共進午餐有感」，便看到日本孩子在上課日子的重要學習成果：培養生活紀律、羣體合作、互助互信和重視衞生等等。回到香港，如果學校投入如此人力物力去做好這些午餐教育，小朋友没有選擇地吃學校認為營養的午餐，餐後又要分工合作地清理餐桌和飯堂，家長願意嗎？學生習慣嗎？

另一齣日劇是「崩壞的教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講述了一名年青律師被派至一所問題多多的中學作駐校律師，透過他獨特的法律觀點來解決學校的問題，從而顯露學校教育的矛盾。其中内容包括老師自願超時工作、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不近人情的校規與及校園欺凌。雖然是有戲劇成份，但熟悉日本教育的朋友也知道這些内容便是日本學校現場的常態，尤其是校園欺凌的情況，亦是日本校園電視劇歷久不衰的題目。

近日的報導，日本在全國自殺率創15年新低的2017年，學生的自殺率卻創30年新高，高中生佔大多數。其中一間中學的情況是，一名十三歲女生因校園暴力自殺，而據調查，學校當時有要求教師關注事件，但「因條件有限並未採取應對措施」。這便是電視劇中「老師自願超時工作」與及「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的現實寫照。

筆者在此欄中談及境外教育情況時，經常要提醒讀者一定要留意所涉國家地區的學習文化和政治社經環境。譬如在日本，相對於香港而言，社會制度傾向規律化、貧富差異不算太大，安份守己便可安居樂業，於是乎在公立學校教育中可以不太強調競爭，初中畢業學能不高也可努力過一些「小確幸」的生活。當然，公私立學校的精英學生仍會向上爬，爭取入知名大學而晉身政府及大公司，構成為社會高增值的一群。

回到香港，我們的公立學校(包括官立津貼)仍然有培養精英學生的責任，所以在小學及大多數中學裏仍然會是以學業成績為主導，希望學生能成龍成鳳。在此實踐中，往往要求學能不足的學生「將勤補拙」，這便產生了家長和學生感受到功課和測考的「過份」。東方教育文化加上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家長對子女、師長對學生均有較高的要求和期望，因而引致學校教育的壓力及學生成長的困阻，這是客觀存在的香港教育情況。然而近數年中，學校也理解師生的壓力而予以紓緩，如減少測考功課等；同時又因為對其他教育項目亦要投入關注，如STEM、德育、生命教育等，亦平衡了這些學業上的「過份」。

其實，香港的學校教育產出，不止在學業成績上是位於全球前列，就算是公民行為習慣，也是國際一流水平。就如前些時「山竹」襲港後的上班日，在樹木攔路和交通大癱瘓下上班一族的忍耐和守規，也不差於日本天災時市民的冷靜反應。要説根由，在日本、在香港，學校教育對大社會紀律的建構確是有一定的貢獻。

 

 

大學之道在…

 大學之道在…    (信報 2018/9/15)

新學年開始，較惹人注目的大學新聞有二：一是香港教育大學、港大、中大和浸大的開學禮上，學生會代表的港獨言論又一次引起公論；二是大學「神科」取錄「非聯招」本地生的比例甚高。

有大學生由反共反中反建制以致傾向「港獨」，所佔比例不高，但能站在台上的總算是學生代表，真的是可以代表政治活動上積極的一批大學生。此等現象一年復一年，亦引證了兩年前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一項調査結果：受訪中五學生36%對國民身分認同較弱而出現「國民身分危機」，而其中七成人對政治活動卻不熱衷，研究所指這類學生對國民身分及「一國兩制」抱有質疑。大多數中學生對政治冷感，入了大學也只會參與小眾的「細莊」，即學系系會與及活動社團。至於學生會或學生報等「大莊」，政治性高，去得勇時法庭監獄也可能是學生運動的終點，所以只有少數大學生有意願參與，有時更會出現學生會出缺的情況。因此，在缺乏其他政治取向的學生競爭之下，此類反中傾向的學生代表便可長期佔據學生會的發言高地。

而對大多數大學生而言，也如上述調査所示，很多在中學時已對「一國兩制」抱有質疑。到了大學，雖不會上「大莊」，但也不會反對積極份子與中國及建制對著幹，一於「剝花生」。而對大學當局而言，最麻煩的是因學生言行所引起的法律責任。當然時至今日，大學高層也受到一定的政治壓力，但畢竟在「學術自主」的光環下，行政人員以致教授講師都還可以自由論政，各不相干，更難管到學生。如此學習成長環境，反中傾向在四年大學生活有增無減。年青教師也是經歷相近的成長，筆者在最近的國情教育教師講座中便有所理解。

過去兩年來，所到學校的教師對這個講座的內容平均而言都是較正面的，也可以理解為都認定「國情」在學校教育的位置。可是，今年至今已到了三間學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教師回應正負均等的情況。和同行談到這情況，在大學教教育文憑的朋友也指出學生的教學反思作業中也常見「抗中」以至「反中」的表達，這也難怪很多年青教師對我這位教育老兵的話聽不入耳。如此「受教教授」的反面國情教育的循環，會否便是香港「一國兩制」的常態呢？

另一個話題涉及大學收生的錄取傾向，根據教協會在這方面的分析：「神科」如國際商業、醫學、法律、建築、牙醫等科系，在2017年收生時取錄「非聯招」本地生人數比例可以由三成至四成半。再看看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與高級程度會考課程(GCE-AL)及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DP）最高等級的獲取率：HKDSE(5**，1.3%)；GCE-AL(A*，8.3%)；IBDP(H7，全球-7.7%，本港-24.1%)，也便得出HKDSE難取高等級，非HKDSE成績更受「神科」科系歡迎的印象。IBDP在全球本港均是偏向精英的小眾課程，而GCE-AL也是傳統英國預科精英的公開評估，相對於香港全民應考的HKDSE，有較高比例的優異成績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本港的中學現場，GCE-AL及IBDP只可在國際、私立及直資學校推行，在直資學校中更會是擇優而教，所以在客觀上學生和教學配套已是「才財」結合，GCE-AL考核標準較易掌握，再加上小班教學，又減免HKDSE惱人的中文、通識、校本評核與及平庸化的學習内容，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大學「神科」要「擇優取錄」，瓜與豆也是懂得分辨的。

       當然這個選擇會使教育機會趨向不平等，有使命感的大學是嘗試用其他方法挽回，如美國有多所頂尖大學將近5%的名額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有點像印度電影「起跑線」的劇情)，普林斯頓大學更在去年把比例提高到22%；而台灣成功大學「成星計畫」亦以特殊方式招收兩位家境極端困難的孩子進入成大最好的系之一，也顯示出大學收生也不只是「擇優」。

教學的專注與多元

教學的專注與多元 (信報 2018/8/18)

在過去的一個月，我到了台灣高雄市進行修身減肥的計劃：教練指導飲食和運動，我依足指示作三餐的調整與及每天的晨操晚練，每周也有雙休日到各地旅遊嘗美食。一個月的結果下來，體重減了五公斤，而腰圍也減了十厘米。教練將我列為樣板，給台灣的朋友標示這香港稀客的成績，而作為實踐者卻覺得一個月的過程有如此結果確是順理成章。一般人而言，體重與腰圍都是加與減的問題：輸入過多(即飲飲食食)而輸出過少(疏於運動)便積聚脂肪，「減肥是明天的事」，便一日一日地體重腰圍逐漸增加。只要能付出一個月的專注來做好修身減肥這一件事，大多數人都能做到我的成果。所以難得的不是有成績，而是能否付出如此的專注。

同樣道理搬到學校的教學上，老師專注教、學生認真學，便可以得出理想的學習成果。但現實上，要在現今香港主流中小學有專注的教學，真是談何容易。首先是教學内容方面，小學的傳統科目有兩文三語、再加上數學、常識、音樂、視覺藝術和體育等，現時大多數是專科專教，至多兼教一兩科，也可謂之專注；但近年課改教改中則加了不少成本效益成疑的教學内容，如專題習作、資訊科技、校外境外學習以致ＳＴＥＭ等，所以老師也要不斷學習，務使既能保持傳統學科學習，亦能兼顧課改内容。

而在教學方法，世紀初時已由傳統Board and Chalk的黑板教學轉為電腦投映，近十年則再加上互聯網的連繫。這些只是課室設施的更改，一般老師還可應付。但更關鍵的是教學範式的轉移：由教師教為中心轉為學生學為中心，於是乎不同的學與教模式便接踵而來：互動式電子書、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自主學習、合作學習、翻轉課堂…林林總總，做得好都是有利學生的學習。但事實上，在有限的人力和時間資源下，老師能否兼顧在內容和技巧方面的傳統與創新呢？

回到學生方面，一般小學生原來頭腦靈活，求知欲強，如能給予適當的引導，按部就班，小三及小六的TSA基本水平，根本不是問題。只不過是在學習和成長過程中未必是一帆風順，譬如碰上教得差的老師、家庭結構有所改變(如父母離異)，而當時未有相應的補救時，某一階段的落後便引動學業上接續的「失敗」，也便構成在中學階段時「讀書不成」的標籤了。如果當時能夠有師長專注指導，後來便會是另一條路了。另一方面，就算是學習中等水平的學生，在日常課業和活動中均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和指標，學生和家長也難處理其中的必要性和優次的編排，應付到的叫做「全面發展」，其餘的便出現了超負荷的情況，最後更可能變成學習動機減弱甚至厭學的悲劇。

在一般家長的心目中，部份直資名校的教育配套便是官津學校的理想運作榜樣。直資名校的學生單位成本可以倍於官津學校，在此財雄勢大的背景，教學的內容和技巧有能力與時並進，學生能力的差異亦可以細緻照顧，成本的多元(港元的「元」)構成教育上的多元。而在一般官津學校，雖然資源已比十年前有所提升，但仍難應付不斷出爐的教學新猷。實際的處理可以是整理好學校的資源和人才，專注做好學生的基本學能、德行與體格，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再在學校強項中培養可持續發展的特色，不要人有我有，便有機會令學校成為老師愉快教、學生有效學的場所。

高中錯配教育的困境

高中錯配教育的困境 (信報 2018/7/21)

在十多年前，筆者還在中學校長崗位時，在新高中課程改革的議論中提出新高中並非只為中學生升大學，而是讓不同志趣和程度的學生有相應配合的學習經歷，享有一個有成果又豐盛的高中校園生活。課程内容應建基於中學會考的多様化學習，而不是以大學入學為主導的高級程度會考。可惜事與願違，得出的是一個主要針對大學升學為目標的傳統教學模式的學校課程。現時教育當局常以應用學習及多元出路為藉口，總之六年中學後學生有出路，便算是解決了在難以適應傳統學習的高中學生的困境了。

這批同學已在九年强迫教育中評定為學術能力不足，理應安排在高中有另類的課程和學習模式，讓他們有能力學到，有興趣去學，學成後亦有實際發展的出路。然而，他們除了少數會轉到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修讀，大多數還是在主流中學就讀，課程主要以傳統文法高中的教學。如果站在教育道德高地，教育當局要中學老師向一些未具足夠學能的學生教授他們不能懂或是無須懂的課程，當局應負上失責之難。

而現實的是，教育制度既有如此改變，以前兩年高中會考有多樣的課程，縱使教學低效也只是年半的校園生活便算中學畢業了。到現時要捱三年，不少中學便要動腦筋才能為師生在教學中解困。首先是要解決學生學什麼，原來源於職業先修的中學會有優勢，因為已有一些非學術傾向的教學内容、設施和師資。而在調動教師任教科目時，工科術科教師比傳統文理科目教師較易接受一些冷門而實用的科目，如「旅遊及款待」、「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與「科技與生活」等。筆者更了解到很多同學在修讀這些科目後，尋回學習的動機和能力，在文憑試中考到不錯的成績。可惜的是此等課程的提供是校本安排，一些中學未有師資設施，便不可以提供此類科目。其實，當局可以作「積極歧視」的安排，提供資助予該等中學開設學生適合就讀的課程；至少可以主動安排集中學習或跨校學校的做法。

當局現時提供的應用學習亦産生不少問題，尤以學生自行到課程提供機構處上課的安排更為嚴重，出現課室秩序問題，更多的是缺席課堂，也難怪很多中學都要三令五申，強調在應用學習課堂缺席會以缺席學校課堂同樣的處理。缺席可以如此處理，但課堂秩序便難以遙控了，於是乎有學校要派老師跟從學生一齊出外上課，解決了問題，但是成本也真是的太高了。外出上課問題多多，便有學校設立多元學習課程，有是安排自己老師多才多藝設計課程以配合一些公開才藝認證；有的是與職訓局合作，由職訓局派員到校授課。

解決了一些選修課，師生也難避免四科必修課，上個月已談過通識科較接地氣，還可以談談寫寫；中文科教得活潑一點，也可以互相遷就包容；來到英文數學，簡直是叫苦連天，只靠老師的教學技巧和師生關係，縱使如此，真正努力認真的學生也只能事倍功半。十多歲青少年，正是腦筋靈活、勁頭十足的時代，為什麼總是要讓他們面對挫折和失敗呢？

現時有企業為此類學生提供了Project We Can學校起動計劃，安排學生到不同企業進行職場體驗活動，真的起動了不少學生的學習動機，然而為什麼可以將此類學生肯投入的活動編進主流學校的課程呢？當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了，而語文學習又能配合職場的需要，做到「學有所用」，也不需要拉牛上樹了。

通識科的過去、現在、未來

通識科的過去、現在、未來 (信報 2018/6/23)

在十多年前，筆者還在中學校長崗位時，在新高中課程改革的議論中是不折不扣的反對派，尤其是針對通識教育科的必修、必考、必要(大學入學要求)。當時的立論有在宏觀上，新高中改革涵蓋學術、課程及評估，不應一步到位。通識科是破舊立新的舉措，不宜莽然冒進。另外在課程内容及教學法方面，更是難以掌握；通識科議題的更新頻率，令到任教老師難以應付，作為選修科目還可以傾側資源玉成其事，但作為全民就讀的科目便會感到資源不足。再者，建立通識科就是「強幹弱枝」的課程大改革，數理減科、史地難全，香港真的要來「教育大革命」嗎！現職相關科目老師要被迫調配任教通識科，不止人事管理上有問題，連教學效能也受到影響。最終一場「通識大辯論」後便由當時強勢的教育領導人一錘定音：通識教育科依教改計劃上馬，調撥充分資源、加强在職及入職的培訓。所以，當時各大學的「通識教育」師資培訓便如雨後春筍，出版社及報章的通識科教材至今仍是源源不絕，也就配合通識科必修的大勢所趨了。

新高中課程在2009年開始實行，筆者也在那期間提出「猛回頭」的觀點，歷因為在教改的傳統智慧#中，當時是由「解凍」階段進入「過渡」，若然踫到大障碍也會有機會「回頭」。可是教改潮流並不因筆者個人意願而改變，通識科以致整個高中課程體制也在資源師訓配合下「重凍」成為中學教育穩定的慣常狀態。

在排除萬難後，通識科推行至今又真是達成了大部份當年計劃時的教育成果，就是培養學生：

-     具備廣闊的知識基礎，理解當今影響個人、社會、國家或全球日常生活的問題；

-     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份，並具備世界視野；

-     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能夠批判、反思和獨立思考的人；

-     掌握終身學習所需的資訊科技及其他技能。

當然，其中「認同國民身份」這一項之不足也便是要檢討通識科的原因之一。然而，在現有中學穩定的教育生態環境下，作為一科已是香港特色的中學課程，筆者便要用另一觀點去看通識科的未來發展。

首先，舊體制的文理分科，數理為先、史地全讀等已不再是本港高中教育的金科玉律了，况且學能優異的學生基本上還可以依舊制的文理科目選修，在「４必修+３選修」的組合下可以成為傳統的文理精英。而對學能中等或以下的學生，修讀接近社會生活成長的通識科，總比修讀及應考一些傳統文理科目更有趣味。所以以整體學生角度而言，通識科確實比其他文理選修科更合口味；而以教育觀點而論，社會生活成長的議題可以在正統教育體系内得以向全體學生傳授，更是世界難求的高中課程，某些外國教育專家對本港通識科的吹捧也不無道理。

當然，通識科一直存在的教學及評核上的問題還是要解決，這便可從課程内容和評核方法中對症下藥。筆者一直反對「校本評核」，當然在通識科也不例外。若真的要保留，則可與公開評核分開評等，致令「校本評核」可具校本特色，如合作專題、科技創新等，教師可以專業自主地因材評核，發揮學生所長。至於課程及教學方面，現時是議題為主、内容為副，故經常未能照顧到客觀事實的全面性(如「現代中國」)。這便出現因教學多引用中國大陸多爭議的政治社會報導，而較易得出師生對國家的負面感覺。所以，筆者建議可設立另一選擇的通識科課程，以内容為主、議題為副。其優點是教師較易掌握課題内容，亦無須頻常更換教材，提升備課效能；而學生也對不同的課題有較整體的了解，增強多角度觀點的具體支持。

「水能覆舟、亦能載舟」，以教育政策的學校層面而言，師資教材已備；到教育層面，通識科有利學生學習成長，也是本港教育特色；及至政治層面而言，若通識科内容及教學能調校得宜，便不難培育本港學生達致通識科的最後宗旨：「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 負責任的公民。」

#學者Kurt Lewin的改革理念：第一個步驟是對舊體制的「解凍」(unfreeze)，第二階段是「過渡」(transition)，而最後步驟便是「重凍」(refreeze)，將改革措施程序化成為穩定的慣常狀態。

蘇Sir精神的傳承

蘇Sir精神的傳承  (信報 2018/5/26)

本月九日一朝早便有噩耗傳來：尊敬的蘇振學先生(蘇Sir)因癌症不幸離世，不禁黯然神傷。還記得一月時在東涌一齊協助香港青年旅舍「昂步棧道」的活動，雖然也知道他身體有點不適，但也難料在四個月之後便是天人相隔。蘇Sir是我們一批中青年人在青年和教育服務的人生導師，他在教育局的職務上致力推廣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The Duke of Edinburgh's Award，簡稱DEA）和香港青年獎勵計劃（1997年易名，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簡稱AYP）；在義務工作上積極參與香港青年旅舍以及其他公益項目，提升青年人的生命質素，這些豐盛的貢獻真是值得在青年和教育服務的朋友了解。

第一次見蘇Sir是四十年前，當年我剛入行當中學老師，年輕好動，被學校編排作DEA校内導師，更被推薦去參加DEA野外鍛鍊導師培訓，便開展了與蘇Sir的交往和情誼。他當時是教育署負責此項目(DEA野外鍛鍊)的官員，初次見面已感覺他是另類「官員」：没有官款，不怕多事，只想推廣DEA。DEA 要求青少年人要達成技能、服務、野外鍛鍊與及康樂體育四方面(至金章級加上團體生活)均有表現，達至全面發展，給予高中學生在課外學習一個有系统的發展規劃。

但是如此煩複的學生活動，加上野外鍛鍊有歷奇冒險成份，以當時的學校和教育署氣氛：多做多錯、唔做冇錯，只有「傻仔」才甘心樂意。而當時蘇Sir這「傻佬」便帶著我們這批「傻仔女」通山走，帶領學生走出一條又一條的郊野遊踪。當年很多一齊帶隊的老師還在拍拖的階段，要將周六日與拖友家人的寶貴時光貢獻出來帶野外鍛鍊，確實有難處。在那時候，蘇Sir的名句便發揮作用了：「如果您覺得這服務有意義，您便應帶同您的女或男朋友一同參與，可以同時帶隊、同時拍拖，更可以壯大我們的隊伍。」而我不止和女朋友(即現時太太)一齊帶隊，也號召了一些同事共遊山野，修己善群，無以上之。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蘇Sir走遍不少中學，在禮堂、教員室、校長室等地方，分別向學生、老師和校長推廣DEA。不少校長、老師和學生都是被他熱情澎湃的講話打動而踏上DEA這段不一樣的人生路。典型的例子有老師曾經因為被學校委派作DEA負責這苦差而苦惱，但至後來卻轉型成DEA或AYP的積極推動者，箇中轉變的主導人物便是蘇Sir。如此的能人志工一批一批地在蘇Sir的信任與同行中，受到不斷鼓勵而接受自我挑戰、均衡發展、認識自己、創造未來；亦在他的領導下，為香港中學生的全面發展發光發熱、盡心盡力。

作為一個青年活動的領袖，蘇Sir並不是以指揮式去動員群眾的支持和參與，而是走入群眾一齊活動和服務，事事關照，以身作則。另外，他在教育署的工作不止是DEA的崗位，在其他活動中，如校際話劇比賽等，他在前線的工作並不因其「江湖地位」而有所怠慢，禮貌周到，躬身力行。我們這批後輩便是看在眼裏，見賢思齊。

由對蘇Sir領導行為的觀察到今天在學校領導理論上的領悟，蘇Sir充分顯現一個指導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作基礎而轉化成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的實踐。他不止是對於DEA乃至青年旅舍活動的熟悉，更重要是他以關注青年成長的初心，透過他打動人心的一言一行，帶動起老師學生在DEA參與的量與質。成就了每一位參與者的自我實現，達成DEA活動的目標，更成功促成眾多因DEA而成的團隊，三者的達成便是團隊工作的優異標誌。

今天這篇文稿是讓讀者了解一個努力不懈的教育工作者的生平點滴和啟示，也是希望在世的教育同工能以蘇Sir為榜樣：專業裝備、不忘初心、善言敏行、乃役於人，帶領青年學子走上不平凡的人生。

蘇Sir，永別了，良師益友，精神長存。

國情教育的實踐

國情教育的實踐  (信報 2018/4/28)

上周應邀出席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舉行的「國家憲法與一國兩制」研討會，其中邀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原主任委員喬曉陽先生擔任主禮並發表達一小時的演講。出席此類高規格的大型政治性研討會的成年人各有原因：由捧場到學習、由交數至交心等等，是香港政治環境的現象，是好是壞，見仁見智。然而，一些不是自願出席的青少年又是另一情景：坐在我旁邊的有一批穿校服的中學生，在全場研討會中大多數學生都在掃手機，極大可能是學校指派而來，再說真一點便是「被迫」出席捧場。如果真的因為所涉學校要交數，那麼也要做好準備，如研討會的工作紙或會後報告的跟進等，促使學生能專注研討會内容，有所得著。如果只是要求學生出席，便滿以為起碼可讓學生見見大場面，也是一種經歷。誰不知學生的感覺便是這些所謂推廣基本法，便是被迫悶足一個周末上午，「你要講、我要來」，就國情教育的兩情(情況與感情)而言均只是負面的認知和感覺，如何可以算是向學生推廣基本法呢？

相類的「好心做壞事」情況亦出現於學生回内地考察學習，有出現安排到的酒店管理不善，以致召妓卡片派進了師生的房間；國內導遊對香港情況隨意批評；到訪學校的校長對本港師生語帶嘲諷。此等情況的出現，帶隊的老師要即場處理，如迅速收回召妓卡片、恰當向學生解釋批評嘲諷等訊息來源的角度，減低對學生的負面影響及對接著行程的干擾。及至返回香港，學校也要加强對學生的輔導以致與家長的溝通，才能平息此等國情教育活動帶來的危機。當然此等情況並非普遍，但如果學校未有如實地反映予組織考察的機構，及時取消帶來負面影響的安排，則這些酒店、導遊與及校長便繼續進行我們不想見到的負面國情教育。

以上情況可比作一班學生遇上教學質素差劣的老師，不止學不好那老師負責的學科内容，更對那一科學習失卻興趣，而上述情況的教育内容便是「國民身份認同」。在香港的中小學教學内容方面，國情教育内容不足，對中國文化、歷史、地理等學習在廣度和深度方面有所欠缺。例如，近年在國內大受歡迎的大型詩詞電視節目，如「中國詩詞大會」、「經典咏流傳」等，便是建基在近廿年國內中小學詩詞教學的要求，以致一般青年人準有百多首詩詞在腦，那就可以對這些節目中的經典詩詞產生共鳴，從而加强對中國文化的傳承以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反觀在本港中小學的多元化學習中，對中國傳統詩詞文化未有強調，「不懂詩詞一百首、那來經典在心頭」。在基礎教育中缺乏了正面國情的底蘊，再踫到以上負面的國情經驗，也難怪有部份師生抗拒北上大陸，更遑論什麼中港交流與共融。

所以，以上校外及境外國情教育的推行必須考慮到教育目標達成的機會，如果未能了解活動成效或作細緻準備，以教學效能考慮，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將老師的精力做好在校内較易控制的正面國情教育：由「三字經」、「弟子規」以至配合現時ＳＴＥＭ發展的紀錄片「創新中國」，均可成為有效的國情教育材料，編進校内課程，打好學生國情的基礎。

而在内地交流方面，有學校也吸取了以上負面經驗，自行與國內姊妹學校安排交流互動：住有那些學校的宿舍；兩校學生一同到主題樂園遊玩；本港師生家訪國內學生家庭等等，將交流活動辦得生活化、趣味化，帶來不止在國情教育的得著，更有兩地情誼的群育實踐。所以，「問渠哪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少一些由上而下的硬性要求；多一些由前線專業出發的教育編排，國情教育還是可以步向健康的發展。

香港的大學生教育

 香港的大學生教育  (信報 2018/3/24)

上個月的一篇《大學如何教學生》，確實引起不少新舊同事的共鳴，亦有提出教育大學學年初民主牆冒犯標語與浸大語文中心事件在處理上的比較。我覺得兩事件有所差異，無須比較，而道理還是可以說清楚的。

浸大事件主要是校内的教學要求情況，而事件曝光時所涉學生身份已全部顯露；教大事件卻牽涉到校外政治局面，而事件的證據並不容易即時定奪，加上真假虛實情況還要經一段時間了解，難以在短時間回應。誠然，在學年初教大出現如此涼薄標語，再加上政府高官、輿論及校内學生會的兩端看法，確實對教大的形象有所破壞。可幸是當時校方能承擔教育者的責任，以教育為宗旨的即時回應亦為一般大眾接受。而正因要時間偵查涉事人士，也讓教大事件可以有較長時間作事理的沉澱和回應的準備。

及至上個月教大交代此事的偵查結果及處理：有關冒犯副局長的標語是校内生非教育系學生所為，學生紀律委員會已作出嚴厲的懲處、不會公布涉事學生的資料及懲處內容。當然，在之前曾大呼嚴懲肇事者的人士有所不滿，然而站在教育立場，則不公布犯規學生資料卻是本港教育的優良慣例。筆者數年前到台灣大學圖書館，看見壁報上貼滿未依期還書的同學姓名；國內不少中小學還有將學生違規的姓名和事項張貼公布。相對於兩岸，教大的做法也是依本港學校的一貫處理，隱惡揚善，在保護學生避免公審之餘吸取教訓，痛改前非。

況且，此事涉及社會的政治活動，背後的思想、行動的決策等等，對一些社會經驗不足的大學生而言，可能是莽然將網上貼文公諸於世，亦可能是群情激動後的衝動行為，未有對公眾和自己的後果有所考慮。同時，大學也付出了相當的「學費」，與學生一齊在教育成長中的「經一事、長一智」。

確實，在新學制中，中學六年制的畢業生没有以前中學會考的考驗和篩選，而領袖角色培訓亦比以前預科教育在質量方面均有所不足，加上年齡低了一年入大學，大學新生以致整體大學生可以說是比以前幼稚。筆者在十年前新學制推行時已有以上的預測，亦呼籲大學學生事務部門要做好準備功夫，多加生活及學習的輔導。而據筆者的觀察，各大學著重於大學第一年課程的編排，而未有將新學制下的新生輔導作出相應的關注。當然，社會政治環境的改變，大學更應加强對學生成長的關注。

現時各資助院校的學生會與及學生報社依然「自主」，由少數「活躍」的學生把持，以一己的「仗義」，言行可以違規犯法，但此等言行並不代表大部份本港大學生，可是其他同學卻要在社會形象上一齊結賬。最近出席一些活動時便經常被不少界外雇主查問：「點解而家Ｄ本地大學生咁㗎？」

筆者從教育及管理角度看現時本港大學生教育的最大毛病，是大學當局缺乏「先管後教」的理念與實踐。以現時受政府資助的大學而言，有足夠經費可調配至學生管教方面，如在每科系中設專職教師統籌學生的適應、發展及前程規劃等輔導，具體計劃及成果為科系評鑑的關鍵表現指標；學生事務部門對學生的成長及活動作較主動的引導。當然，對象畢竟是大學生，引導應以軟性互動為主。就如最近在教大校園內，在大門入口便貼上「傳承師德  燃亮生命」系列的標語：「身教重於言教」、「學高為師  身正為範」…設公開論壇探討「傳統師德的現今演繹」，耳濡目染，確定大學對學生教育的要求，也希望在大學工作的同事能以身作則，「傳道、授業、解惑」。

大學如何教學生？

大學如何教學生？  (信報 2018/2/24)

筆者過去十年至今都在本地大學工作，因角色問題在此欄中少有提及大學生和大學教育。在浸會大學的十年服務中，主要是教兼讀教育文憑的學生，多數是現職的教師或教學助理，又因為是教課室管理，大多數學生都願意接受一些較本科學生嚴格的課室管理要求，如對出席準時的獎勵、上課不專心行為的提醒等。但是亦有一些「課室管理」課堂是面對正在本科全日制的大學生們，部份反應是有所不同：覺得無須理會他們的遲到早退情況；上課有不專心的自由，只要不干擾其他同學便應接受…在經過解釋師訓課程的要求及培養足夠師生關係後，大部份學生還是理解的。當然還有小部份覺得這位許老師過份嚴格，加上功課也有一定的要求，到最後他們作教學評估時候給予低分，而我又要在回應中寫一大篇文字再加數據說明，這也便是一個認真要求學生的大學教師經常面對的景況。幸好，我是教老師或準教師，大部份是兼讀學生，又是教「課室管理」，也對自己的教學內容及技巧有信心，所以不致於要看著少數學生的負面「教學評估」來調整教學要求。另外，在浸大的十年教學中，大學都有要求學生必須出席至少七成課堂才可合格，所以老師也可以大學的要求作恰當的課堂管理。

然而在今學年開始，浸大校方通過取消以上七成出席的要求，亦即縱使學生全部缺席，也可以交齊功課或出席考試而達致合格甚至優良的成績。當然，身為教育中人，保持或取消此等出席要求都有其道理，而取消出席要求相信會受絕大多數學生歡迎。可是當在草擬階段時，我所接觸的浸大教學同事卻全部反對此項新政。另外，浸大要求本科生必修體育，這和最近弄到滿城風雨的普通話要求也是在全人教育下的教學政策，但可惜的是也在新政下取消，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學生的反對。在此背景下，讀者會更明白為什麼浸大校方會設計一個普通話修讀轄免評核，提供部份學生免修普通話課程的機會。

熱衷爭取學生權益的學生在此「學生為先」的勢頭下，校方善意地讓我們可以免修普通話，居然碰上轄免評核試七成不合格的結果，便有可能出現疑問甚或激憤的反應。由學生的回應和浸大舊同事的消息，說學生們已通過不同渠道與語文中心的老師溝通，均不得要領，便採取他們覺得是「和平理性」的「佔領行動」，再出現了熱爆傳媒的粗口罵師的紀錄。筆者絕不贊同學生的「佔領行動」，亦會指責當時學生辱罵師長的行為。但是，我更要探討的是，為什麼學生會變成這樣？香港社會、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如何「培育」我們這批未來社會精英？

上文已交代本地大學的教學評核制度令到很多大學教師要「照顧」學生的需要甚或怕學生的負面評分影響續約，致使教學成效成疑，更使部份學生習慣於怠學欺師。基於部份大學生的言行慣性如粗口助語詞，加上校方政策上的趨向，筆者也不訝異大學會出現此等風波。

所以最近有朋友問我有關本港教育的問題時，要我說一個最重要的，我說是本地大學教育的浪費：本地大學生單位成本平均廿多萬港元(只有約一半是用於教學)，卻因大學管理及教學體制令致教育成效不彰，原本一批在中小學培養出來的精英學生在這四年大學中「不進則退」。大學生處於成長和反叛的階段，要煽惑他們去抗衡權威和放縱學習並不困難，但大學之道不更應是要求更高的「明德格物」、「博文約禮」和「篤信力行」嗎？

漫談「優質教育」

 漫談「優質教育」  (信報 2018/1/20)

周中參加了嶺南大學香港復校50周年的一個學術活動，稱作「傑出領袖對談系列 - 對談優質教育」，對談的兩位嘉賓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陳智思先生與教育局楊潤雄局長，由中學校長會主席李雪英校長作主持。在活動的推廣介紹中列出對談中的課題：教育的出發點、使命及願景？社會為何需要教育？未來需要怎樣的人才？香港的考評制度；課程發展引申的問題等等。筆者原來希望兩位社會領袖對以上課題有其真知灼見，現實是有所落差，只是聽到兩位嘉賓在漫談教育，未能針對原來題目提出卓越的觀點。

一開始，楊局長把「優質教育」放在培育年輕人貢獻社會，同時能發揮一己之長，算是一個兼容並蓄的講法，接著還可以有大幅度的發揮。但一到財經界出身的陳先生，加上他曾任嶺大的校董會主席，便將「優質教育」焦點放在「中環價值」的人才，亦即在中學文憑試勝出的一群大學生。跟著便是一大堆教育常識：知識不是唯一的教育追求，更要重視態度和與人合作；放眼未來，掌握機遇等等。如此方向，也難怪作為主持人的李校長邀請觀眾席上的中學生發言時，只得到Nil Return。以高端人才的培育來規劃教育是過去二十年香港教改的大毛病：放鬆直資辦學(如無須硬性接收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學生)、重通識輕專科、只能以英語教授英文、ＳＴＥＭ等等，令主流學校的教師失卻方向，教育效益驟降，尤其是面對傳統學科能力較差的學生。學校教育顧此失彼，在突發社會事件中往往成為待罪羔羊，就如最近屯門女童虐斃案，學校便被指責未能及時發覺，避免悲劇發生。筆者台下發言提及，自己在兆康西鐵站步行至嶺大所經的興德學校，學年初出現校長風波，近一周有學童受虐，正是需要「優質教育」的精準補底的功夫，普及教育實在不應只朝「中環價值」的方向。

接著，議題便遍及大學撥款、考評課程與及人才培育，台上三位也沒有什麼獨到的觀點，我便在思考活動標題「傑出領袖」中「傑出」的體現。陳先生是公職王，作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更可謂非民選參政議員的首席，當然在社會上有其傑出之處，算是「界外精英看教育」。另一方面，楊局長積過往五年的副局長經驗，應有教育識見上有其優勝之處，否則只是職位權威的實踐而已。然而，當天的表現也真的是一如以往，多是「門外漢」的說法。其中最明顯的是提到中學文憑試的功能，他說是為選拔入大學，是學生未來出路的關鍵。當然，這便是一般市民的看法，但懂得教育評核的行家，便可以說出公開試的其他教育功能，如勤奮毅力的表現、認定學習所得與及診斷教學過程。但另一方面，楊局長在顯示其公關應對及回應難題方面，確有其「傑出」之處。在李校長再三追問檢討教育的時間表時，局長便搬出「有時間表便產生壓力」的解釋，及後更提及要照顧不同的持份者，又是一個行政官員的太極招數。

在談及公開試時少不免提到香港學生的補習風氣，兩位嘉賓如一般中產家長般批判此等補習文化，確實與台下「日補夜補」的中學生的感受脫節。幸然有兩位曾做過有關「補習文化」學術研究的大學朋友發言，才能將此議題的討論由坊間言論的水平提升至真真正正的大學講堂之內。故此，筆者也發言強調「優質教育」的檢視和發展必須有學術研究的基礎，而不只是教育決策者拍腦袋的行為。

整個對談雖然談不上傑出，也未達優質，但筆者總算對兩位社會領袖知多一點點。可憐的是被安排來捧場的中學生們，在未能聚焦的漫談中，他們有什麼得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