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德領導說到亡羊補牢

從道德領導說到亡羊補牢   (信報 2020/3/14) 

上個月筆者的「教育專業事：停課不停學」一文中提及教育局應慎重考慮要求學校作出暑假的調節以補回停課，更將此舉措牽引到「道德領導」的實踐。而在2月25日教育局局長便公布：學校原則上無須改變原有的暑假安排，其原因是學校已經透過不同方案有序落實「停課不停學」；也加入一個校本彈性的註解：「如果個別學校認為有必要，亦可按其校本情況以及家長和學生的需要，酌情為個別級別同學補課。」

 

「常規與例外」的考量

在此非常時期，教育當局不再緊抱著190上課日的硬規定，是一個「常規與例外」標準水平的行政表現，接受了學界專業的意見，願意承受破例帶來的問責後果，如家長及社會人士的質疑，可算是走出「科層領導」的框架，朝向更高的領導層次。而從另一角度而言，將延後暑假或在暑假補課的決定交回學校，既是回應各校「停課不停學」步伐參差的現實，也將家長的問責交至辦學團體及學校當局，亦可算是行政官員「專業」的智慧。

上文談到科層、專業及道德領導，這也便是筆者在學校領導課程中教授道德領導時的內容，而道德領導這課題也是教育局指定要在擬任校長班中的教學內容。就定義而言，道德領導者是具備高尚的道德、修養及魅力，引領組織成員，以促使組織成員成為追隨者，透過領導者倫理行為的實踐喚起被領導者之正義感、品行操守，以及責任感，以激勵其工作，達成組織的目的。

在學校道德領導的日常實踐中，便是恆常以學生為中心的領導思維：「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而在緊急危難時，便要有敢於跳出常規，勇於承擔的準備，具體例子是在2013年大澳棚屋火災中，佛教筏可紀念中學師生走出校門，拍門通知居民並協助疏散。在一般人而言，見到如此見義勇為的行動當然是擊節讚賞；可是在科層管理中緊張細節的，可以追究學校有沒有發家長信、學生如此危險的行動若有意外又有沒有保險等等問題。

據了解，學校領導就是了解到在社區中有機會出現如此的危難，使培訓一批學生作防火救災的準備。這一次正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的智勇行動，而不是惘然逞強的衝動舉措。不過遺憾的是，事後得到教育局的反應，不是鼓勵讚賞，而是要呈交報告，這也可見到教育局行事只停留在科層領導的低層次。

同樣情況亦出現於今次抗疫日子之內：據學員回應，教育局在二月疫情開始時通知學校，要在五月中要進行ESR (External School Review 校外評核)。就筆者而言，如此公事公辦情況當然見怪不怪：在家辦公的教育局官員只是按程序工作而已，問題是在教育局領導層在那時仍未察覺在疫情對學校教育的重大影響以及作出相應的行政調配。

「停課不停學」的參差

教育局長說出「停課不停學」過了一個月了，就筆者了解，學生接受學校網上教學的質量差距極大，以達至平時教學水平的一半作參考，估計在中學裏至多只有一半；而在小學更是未達一半，可見所謂「停課不停學」，只是小部份富起來的局部成果，而不是全民教育的承擔。就此，筆者也向在兩位在大陸的青年老師了解，二月中春節假後，基本上所有大陸老師均已在工作崗位上(在家或在校)準備「停課不停學」，最初由骨幹老師帶動網上實時授課，配以網上教學片段及作業等的配套，再加上在公共網絡中多套全國通用的實時教學時間表，所以由幼兒以至高中均有豐富在家上課及溫習的材料。教師隊伍全體投入、家長學生在家配合，當然也有因上網及設施問題產生的問題，但始終瑜百瑕一，整體教學水平能達至平時教學的八成以上。其中青年老師更笑謔，對一些在原來師資較差的地區的學生而言，能夠在網上學習得名師指點，收獲可能更為豐富。

所以，教育局要談得上「道德領導」，便要急學子之急，調配教育局內工作，減免一些非重要的管理事務，投入對前線學生學習的了解和支援。由政府學校及主要辦學團體帶出更有系統的「停課不停學」，準確地要求全港學校要達到起碼的教學質量(例如設定標準上課表，至少上下午各有兩課等)，設立網上甚或電視的各級各科的公開教學，開放政府學校或社區中心作網上教學中心，方便上網困難的師生就近教授及學習。現時到4月20日這可能復課的日子還有整整一個月，也可能再延後復課日期，「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我們真的不能眼白白地看著全港大半學生的學習如此失卻。

教育專業事：停課不停學

教育專業事：停課不停學    (信報 2020/2/15)

首先，在此向在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作崇高的致敬。

筆者執筆之時，教育局長正在宣佈中小學的停課再延後兩個星期，最早於3月16日才能復課，這已是因疫情而作出的第三次停課宣佈了。

在過農曆新年前，我早已估計這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來者不善，果然在1月25日大年初一特首便宣佈中小學停課，當時的說法是延長農曆新年假期至2月16日止，亦加了註腳：即2月17日復課。當然我也不會這樣樂觀，這個疫症大危機可以在半個月內便可以解決。但無論如何，自己負責的學校領導課程總要作出調動，也在新正頭向朋友拜年之際順便安排課程調動的事宜。筆者負責的學校領導課程共有五個，有些是以上課為主，有些是著重訪校及導師聚會，更有一個是到非教育機構作體驗學習。正因課程類型的不同，故此作出相應恰當的調節。當然最直接簡單的便是延後，但是一些課程因為編排緊迫、延後會影響到整個教學的安排與及學員的出席情況，故此也作出網上教學的考慮。

 

網上教學應付疫情

其實在這學年中也不是第一次停課了，因社會抗爭事件而引致的停課期間，當時我也有和學員作網上小組聚會的安排，也不失為一個方便及有效的補救。與此同時，大學方面亦因此作出網上教學的準備，購置了網上教學軟件的版權，方便停課期間可以隨時使用，遇到今次停課自然大派用場。自己操作一輪後，便在新春之際與導師及學員聯絡並實際使用作網上拜年，在感覺良好的狀態下，當然覺得網上教學在停課不停學的原則下是順理成章。

可是，筆者負責的學校領導課程均與教育局有關係：一個是授權、四個是委託。根據合約，這些更動需要得到政府代表的滿意甚或書面批准。與教育局官員交手這麼多年，也知道要他們批准這些他們覺得新鮮的網上學習並不容易，因為他們最簡單的回覆便是叫你延期，也不管延期對學員學習的影響，當然更不會明白現時網上學習的效能。但是，筆者還是抱著他們明白在如此例外的情況下，能夠出現頑石點頭的一幕。但結果還是冥頑不靈，我發出電郵作出知會後，不到半日便已收到回覆：還是建議延期。

怎麼辦呢？幸然，翌日的兩件事又令網上教學重現曙光：

一是大學院系高層覺得這應是教育專業上的決定，大學已打算用網上教學來應付疫情的影響，符合當今教育科技的趨勢，為何教育局居然會反對！

二是在1月31日教育局宣布停課時段又延後兩個星期，即最早會在3月2日復課，今次的註腳聰明了一點，寫上「但仍待進一步評估」。

終於在學系高層的據理力爭後，教育局才批准這些學校領導課程可以網上教學來進行「停課不停學」。教育局長在 2月12日發出一篇「課堂無邊界，停課不停學」，算是肯定了網上教學在同抗疫情時的配合。但是，我們在大中小學的教學前線並不需要等候這曾自稱「教育門外漢」的局長指示，很多已經在春節假期中作出了網上學習的準備，教育同工在短訊群組中交換資料心得，也不少已進行了教學任務一段時間了。

 

網上教學比平常更勞慮

我們比教育局更關心學生的學習，我們比教育局更懂得如何教好我們的學生，教育局不要擔心，我們也不需要教育局的過份關心。教育局要在「停課不停學」關心的，應是在沒有如公務員在家工作優待的家庭，他們在家子女的生活和學習的照顧；在學校要求上網學習而不能上網、一機難求的「數碼鴻溝」另一端的貧苦學生。

最後，就以以下一段文字作出對「停課不停學」的勉勵：

在這荒誕的香港政情下，

讓我們學習的興奮來取代口罩短缺的無奈。

在這迎接5G的世代中，

讓我們透過網絡的學習去裝備迎向未來教育的挑戰。

在這嚴峻的COVID-19疫情下，

讓我們「停課不停學」的堅持拍和著前線醫護人員的奮戰，

見證著此時此刻香港人的自強不息。

 

後記：聽聞教育局又開始考慮要求學校作出暑假的調節以補回停課。教育局已認定「停課不停學」，學校認真執行，學與教的工作比平常上課還要勞慮，再加上今學年至今兩大動盪事件，學校行政教職工均是疲憊萬分。在此之際，教育局還想強制學校延後或取消暑假，那麼請教育局諸君來出席筆者負責的「道德領導」課節(教育局指定的課題)，來明白一下什麼是「以身作則」的反面教材。

大馬華人的中華傳承

 大馬華人的中華傳承   (信報 2020/1/11)

過去的聖誕新年假期到馬來西亞探訪親友及自由行，第一次體驗到大馬華人的生活：

體驗一：去到怡保的景點食肆均是廣東話溝通，民情對話與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無異，更典型的是有位大馬年青女生居然與我這位香港大叔講咗句「冇相干」，簡直是粵語長片內的對白。

體驗二：還未到2020年，在怡保華人聚居的商場內，農曆年貨已經是成行成市，火熱銷售。

體驗三：大馬華人聽的華語歌曲，不止是大馬新加坡的歌手，更有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包容性甚高。馬來西亞共有六個華語電台，一路上聽到的電台DJ主要用華語(即普通話)主持，亦間中使用粵語，聽上去與珠江三角洲的電台相近。所以，他們對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的情況有相當的了解。還有，不少大馬華人在農曆除夕時也跟大陸中國人一樣看中央電視台的春節晚會。

 

一國存在多類生活模式

香港是「一國兩制」，其實我感覺到在馬來西亞一國內確實存在著不止兩類生活的模式(因為除了馬來人、華人，還有印度人)，而大馬華人便一直處身在一個傳統華人社區的生活環境。

再翻看由大馬作家丘光耀主編、大馬漫畫家張寶玲繪製的《互利共贏的一帶一路》漫畫，其中內容完全站在中國大陸發展一帶一路的正面角度。這本漫畫在2019年4月編印，而在同一個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馬來西亞馬哈迪首相親自把這本漫畫贈送給習近平主席，獲得媒體廣泛報導，使到漫畫受到注目。但及至10月時馬來西亞內政部23日宣佈查禁，原因是書中宣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危害公共秩序及安全，又是一場馬來西亞典型馬中關係的漫畫風波。

無論如何，可以見到大馬華人的中華傳統底蘊與及與中國大陸的正面情感關係均比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人濃厚得多。要分析原因當然有很多，有政治、社會和歷史等各方面，而筆者打算就學校教育方面的因素談一談：

 

地道原汁原味華語教學

「我們這一代人注重的是母語教育，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母語的時候，你就失去了和祖籍國、和同胞的一種親切感。」說出這句話的是大馬著名政論專家羅煒雄。在馬來西亞三千多萬人口中，華裔佔約22%，絕大部份華人在小學時均就讀華文學校，而大馬的華文教育不僅有完備的教育體系，還有最地道和最原汁原味的華語教學。在中文教學中，童話、寓言、敘事文以及散文，甚至是文言文等等，大部份均是原來中國的傳統語文學習教材。

在半個世紀前一生堅持捍衛大馬華文教育的前輩林連玉先生，曾有「大馬司徒華」的稱謂。又令筆者不禁想起司徒華先生當年在香港教育爭取母語教學，將香港的學生拉近中國本位。但如今華叔的接班人卻站在反送中的教育陣營，亦是歷史傳承與政治現實弔詭之處。

 

香港情中國心—教育之本

回到香港，為什麼回歸前後至今近四分之一世紀，香港學生對中國的情感不增反跌，這裏說的中國不單是政治實體的中國，更包括中華文化、歷史及傳統等等。原因之一是教育政策製定者並不在意此等國情教育的探究與實踐，以為「香港人是中國人」是順理成章，更且放鬆對國情教育部份的限制，如接受初中中國歷史科不以獨立科目教授。廿多年之後，林鄭月娥上台後雖然重申初中中國歷史獨立成科，但也為時晚矣。

另有一些看法是，會否因為香港的中小學約一半是由基督教及天主教會辦理，所以不會看重中華文化教育，這一點筆者當然不敢苟同。說到教會與中華文化的關係，令我想起剛剛看了一齣舞台劇「利瑪竇」，正是這位意大利神父在四百多年前來到當時明朝的中國，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努力學習得以融會中西文化，才促成日後天主教的信念在東方撒下了種子。而在今天的香港，也有徐錦堯神父在這方面作出貢獻，他在1995年回歸之前編寫了《香港情、中國心》的高小、初中及高中教材，情理法並重，當年也得到不少校長和教師的激賞和贊同，但可惜至今已很少學校採用。在學校教育上，對國家、對文化，自然是以情感和習慣為先，「香港情、中國心」便是「一國兩制」的教育基本，而不是官方常常強調的「基本法教育」。

看來，在國情教育的道理和實踐上，馬來西亞華人的中華傳承和華文教育確有不少可以讓香港借鏡的地方。

仁愛勇毅 中學校長

仁愛勇毅  中學校長   (信報 2019/12/14)

仁愛，就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愛包容。

勇毅，就是雖千百萬人吾往矣的擇善堅持。

2019年11月18日上午，抗爭運動令到港九新界交通情況大混亂，原來編定的新校長小組聚會也只能透過視像會議進行。視像會議中在手機小小顯示屏看到的其中一位校長，竟在晚上即時新聞直播中的電視螢光幕中看見，他就是這史無前例中學校長營救學生的歷史性行動的代表之一。

*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

那位校長曾在我擔任導師的擬任校長班內，在「學校領導」的課堂中我曾說道，一個好校長要對學生作出最高的道德承擔：

「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

在課堂上道德領導的理想，在那幾個晚上便確實地在煙霧和淚水中展示出來：

一切為了學生：校長進入如戰場般的理大校園，是一個將自己性命投入的拯救行動。有強弩利箭、有燃燒火彈、催淚煙霧更是遍佈理大校園，一路的營救行動還要抵受充滿敵意的謾罵和粗言穢語；

為了一切學生：當時在理大的學生，可能是在校品學兼優，亦可能是已記了不少缺點大小過。但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是我的學生；更有的是一些友好校長交託的學生；

為了學生一切：不只是校園內的學習成長，畢業後的前途規劃，而在當刻便是他們的安危健康、在法理上的權責與及家長們的擔憂。

越過警方的防線，進入理大的校門，仍有雜物燃燒，爆炸隆隆。在與激進蒙面示威者的抗衡中尋找至愛的孩子。感到憂慮的留守學生見到校長身犯險境前來協助，不少感動得痛哭不已，校長也上前擁抱安慰。據報導，在當晚與接後的日子，共有超過一百名正副校長不分早晚，陪同超過三百位中學生離開。這次的拯救行動，保證了學生的安全、紓解了家長的擔憂、舒緩了抗爭的困局，勇哉善哉。

在此次行動作領導和參與的有葉建源和曾鈺成，雖然他們在政治立場相異，但同樣地曾擔任過中學校長，莫忘初心：「必須讓每一個在內的孩子安全回家。」兩位都豁出了此次行動或許帶來的對自己的政治負面效應，盡心竭力地促成這次教育界高度道德領導行為的經典。

教育局還是主事「教育」的部門嗎

可惜的是，負責中小學的最高部門教育局在事後竟無半句嘉許鼓勵的語句。不止如此，教育局在新聞發佈中經常提及可以給予學校援助，但就筆者與不少校長接觸，他們只感到教育局在那幾天動亂情況中對學校停課的指示不清；對學校校舍被催淚煙霧影響的衛生及清理情況未有提供專業支援，很多時候是推卻至校本處理，當局根本未有作專業領導的承擔。

如今很多中學都面對學生被捕及可能受檢控的情況，教育局亦未有作出法理上的協助。倒反當局只知在止暴制亂的旗幟下，敦促學校依教育局指令，對參與運動的學生校本的訓輔機制處理。教育局不是關心學校因催淚煙霧影響的衛生安全情況，而是關心是學校有否依指示發出家長信，這還是主事「教育」的政府部門嗎！

在一次與局長聚會中，一群中學校長表示現今學校上下心力交瘁，可否延後今年的校外評核，竟遭局長拒絕。一個算是經驗老到的行政官員，連「常規與例外」的簡單道理也弄不清楚，可能真的在此動亂時勢下變得糊塗了。

守護校園、教育學生

可幸的是，不少校長都懂得就本身學校的情況處理與教職員、學生及家長的溝通，不會一律去作出一些只會引起更大混亂的由上而下的行政舉措。另一方面，就今學年的國情教育推行，很多學校都取消了到內地的交流考察。然而，亦有學校了解到有大部分學生和家長希望能夠參與此類國情教育的活動，學校也努力維持。由此可見，「一國兩制、安定繁榮」的教育發展路向還是可以走下去的。

在過去半年抗爭事件中的漫天灰暗的陰霾中，理大校園校長營救學生事件給我們看到一線曙光，黎明將至。無論香港未來是甚樣，我們的下一代還是需要教育。守護校園、教育學生仍是學校校長、老師願意承擔的使命。

有著如此道德領導水平的校長，我們相信香港的重生會有成功的一日。

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一定有我。

大學失守，不在今天

大學失守，不在今天   (信報 2019/11/16)

執筆之時，看見朋友傳來一張在中大校門寫著「CU入境」的現況，再加上新聞報導中「兵工廠」的製彈練兵，筆者曾經七年學習生活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已在此刻變成了有些人稱謂的暴民大學了，情何以堪。

有非教育界的朋友問，為什麼香港的大學生會今天會變成這樣呢？我跟他們說，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香港的大學對本地學生教育的失守，也絕非一朝一夕。筆者這四年來已經多次在本欄中說出香港的大學生在學習及生活成長中的錯失，其中有

「鬥頹」：課程後學生打分的「教學評估」主導了教師的教學表現，而教學表現又會是大學教師合約延續的參考。既是如此，遷就學生需要、降低教學及評核要求，便成了大學生「鬥頹」的土壤了：避選「killer堂」(即要求高、給分低的導師)、走堂、遲到早退、功課馬虎等等。

「無禮」：在大學寬鬆紀律的環境中，部份學生不會「約之以禮」，兼且住在宿舍中也日以繼夜地習慣了宿友們的粗鄙語文。所以，在多次大學校長師生對話中，學生對師長不止無禮，更可以粗口問候，便是習非勝是的成果顯示。最近，在大學通道上我身後的三位學生有男有女，大聲談笑中句句都夾雜著粗口，雖然只是習慣語氣，絕無惡意，也心感不符大學的教育氛圍。看看他們也是和善的學生，便冒昧向他們說「不好意思，你們的髒話入了我的耳中，我這老人家真的不太習慣。可以的話，不要說髒話；如此不可以的話，還是細聲一點。」還好的是，他們竟然對我說了一句對不起。

至於國民教育方面更不用說了，此次抗爭宣示的言行便是「仇共反中」的極致外顯表現。事到如今，如此破壞社會秩序的暴行，更連公民教育中體諒大眾、照顧民生的基本也在他們所謂的大義凜然之下付諸一炬，要社會大眾跟他們一齊燃燒他們青春的烈火。令人失望的是，大學體制和領導人員竟無法去管制、糾正或教育這批大學生，回復一個真正學術教學的高等學府，還給社會大眾安寧的生活和應有的發展。

香港的資助大學因有收生的保證而有著穩定的收入，相當部份是放在研究上。亦正因研究的成果質量影響到大學的排名，故此很多資助大學都把發展重點放在學術研究之上，將本科學生的教學放在其次，更不要說他們品德國民教育的成長。在此體制下，部份學生的違規放縱言行只要無損於整個大學的運作，也便在大學包容之下每下愈況，變本加厲了。

如此大學體制便引入相應的校長人才，一般大學校長的強項主要在學術領域，再加上大學此等知識份子型機構的領導經驗，至於什麼教育抱負、師生關係、危機處理的歷練等，未必是大學校長選任時要優先考慮的因素。大學校長無須像中小學校長般要修讀「擬任校長班」，當然沒有在課堂上領受什麼學校願景使命的理解、公關和危機處理的學習，大學校長教育領導的方方面面便只能靠他們成長的經驗和智慧了。而如今要面對此等超級歷史性的抗爭活動中的學生訴求，也有可能是超越了他們的能力和智慧。

比對之下，在今次抗爭運動中，本港中學校長在暑假前的準備到今時今日，在校長間相互支持和學校團隊的奮力拚搏下，終歸能維持校園的教學活動大部份能持續進行。與教師和學生的溝通也能按校情而進退有度，所以在中學校園內受到破壞及產生衝突的絕無僅有。筆者當然明白中學校長與大學校長工作上的不同，然而對學校使命的承傳與及社會責任的承擔等也應有其共通之處。在今次空前的校園危機中，中學及大學校長們確實受到極大的挑戰，有機會真的經歷我在上課時提到的道德領導中的矛盾：關鍵時刻是說出自己的心底話還是要說解決問題的策略語句呢？既要應付當下的困境、也要兼顧學校教育的目標，這便是教育單位領導的承擔。

暑期運動遷入校園

 暑期運動遷入校園  (信報 2019/10/19)

由6月9日開始，在反逃犯條例引致的風波初期，中學還未放假，而大學生已經在他們暑期之初投入了這場運動。在這個歷史性艱困的暑假中，不少中學師生投入了這場運動。暑期中曾和一位熱衷運動的年輕中學老師談過，他在這個暑假真的很忙，在運動中要照顧一齊參加的學生，也因學生的投入和表現感動。在聚會中，他還笑說明天可以舒服一些了，因為到機場靜坐有冷氣。可以看見，這場抗爭運動在暑期中一直在醞釀發酵，而運動的意義、內容以致技巧亦在多類場合及平台中得到廣泛及深入的交流，其中不少中學生亦會熟悉由和理非以致暴力衝擊的行為及手法。

運動中人常說：不能像佔中運動那般失敗、如果我們這樣結束甚樣對得住被捕甚至犧牲的義士。所以，在政治問題未有解決的一日，運動的幕前幕後都不會輕易讓這場運動在開課的日子便淡出以致終止。加上在這場暑期運動中，積累出眾多文宣產品和活動形式，如容易上口入耳的抗爭歌曲、充滿曖昧港獨意識的口號、外觀(掩眼)及服飾(戴口罩)的表態、簡單易辦的人鏈罷學及連儂牆、以致侮辱國旗國歌的個別或群眾行為等等，那麼運動便在九月開學時進入校園之內了

早在開學之前筆者應一些中學校長的查詢，在八月上旬草擬了一份準備開學時如何處理師生抗爭行為的參考，既要符合學校行政的法理，也要照顧到在這特殊環境下的靈活處理。其中提到「有關今年國慶的典禮儀式，不要因70週年勉強執行。因為在此時間，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教育局缺具體支援

而教育局亦在開課前後發出通告或新聞訊息予學校，可惜都是欠具體的官式口吻：「我希望與大家一起努力，緊守崗位，為他們抵擋風雨，讓學校能如常進行學與教活動…」、「我們認為今年大家可以繼續依據過往做法，繼續進行升旗及唱國歌的活動…如果他們遇到特別情況，可與我們討論…」。有依從教育局指示繼續進行升旗活動的學校碰到校內師生的抗衡，而很多校長也只能靠互相交流來擬定處理罷課及校內抗爭的方案。及致到了後期，學生參與運動被捕、受傷；校舍被黑衣人塗毀破壞、校舍被催淚煙影響等等，筆者也沒聽聞到教育局在事先有任何的指引，事後有什麼具體的支援。

筆者在學校領導課程中講授「常規與例外」的處理，例外事件必然不能以正常規則去處理，要就每個事件發生的情景與及對不同持份者的影響作出靈活妥善的回應。所以，今學年學校對於學生罷課、升旗典禮等是非常特殊的個案，不能以一般情況而論。可惜的是教育局在10月4日反蒙面法頒發當日，在回應政府上層要「上情下達」便採取了例外的措施；但是發出的學校指示及裏面的家長信卻只套用學校的常規，可算是「常規與例外」的反面教材。

 

強迫執行易惹反彈

當天，教育局要求各學校在週五放學時等候教育局的緊急頒布，各校也起動了緊急調動，很多學校收到之後也來不及消化內容如「教育局促請學校在這原則上訂定校本的處理方法，包括如何處理沒有依從(反蒙面法)指示的學生及其他人士。」便依教育局的家長信樣本印發，不少支持抗爭的家長及中學生一看到這家長信內容：「本校懇請家長提醒子女外出時不要以任何方式遮蓋臉孔，以免誤墮法網」、「原則上，學生在校內或校外均不應戴上口罩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遮蓋臉孔」、「我們亦籲請家長為子女樹立良好榜樣，以身作則」…更是怒火沖天，也難怪當天不少中學校門內外有很多被撕碎的家長信，而接續的一個星期不止是運動至今最惡化的日子，也是中學校園雪上加霜的艱困景況。

在那時刻，筆者再一次應前線老師的提議草擬出「反蒙面法在校園實踐的提議」，其中寫下

基本立場：反蒙面法在如此政治敏感的校園情景，宜理解溝通疏導，不宜強制執行。

理據一：法例只適用於受規管的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非法集結（包括暴動）或未經批准的集結，校園應不在此列。
理據二：學校是教育的地方，正如在校外公眾打架可以是刑事，校內打架大多數用校規處理。
理據三：如要強行在校內執行反蒙面法，將會遭學生(亦有老師)強烈反抗，將校外的鬥爭局面搬進校園，破壞、對抗...後果不堪設想，日後更難溝通教育。

上列的第二及第三理據，便牽涉到「學校與社會」的異同了。學校如家庭，可讓師生在學校作適當的情緒宣洩或表態，至於程度方面，則因校情而異。所以如今看到不少在校園內或周圍出現不同形式的抗爭表現或行為，校外人士也應對學校領導層予以信任及支援，因為學校是教育的地方，只有在互相體諒、互相守護的環境下才能將校園撥亂反正，回復正向的教書育人的情景。

一國兩制、安定繁榮

一國兩制、安定繁榮   (2019/9/21信報A18時事評論)

上個月在本欄中提及對課程檢討委員會的意見，認為委員會只是作現實的修補工夫，再加上一些善意的建議，未有作出整體規劃及方向。面對今天的政治局勢，照顧香港的長遠發展，我提出八個字的課程發展方向：「一國兩制、安定繁榮」。

四個課程發展範圍

八個字的發展口號，令筆者想起台灣總統選舉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競選口號：「台灣安全、人民有錢」，簡單易明，要安心、要富強，就是人民所向。而我的八個字實在包含四個範圍：一國、兩制、安定、繁榮。

一、一國

在延續至今的反《逃犯條例》修訂風波中，可以看到香港基礎教育缺乏國家觀念的植根。不少參與示威的青年仇恨現時中國大陸的政權，這方面已是非常明顯，更且較極端的是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背棄，如揮舞美國及英國旗幟、破壞抗日烈士紀念碑，甚至大學校園內在九一八紀念日帖文慶祝日本侵華。

在回應這些背離「中國人」的言行，我們的政治及教育長官，會否提出「中國人」教育的急切性和優先性？又引回韓國瑜市長在造勢大會中提出在領導台灣的四大理念，其中一項便是「熱愛中華文化」，更諷刺對手蔡英文總統又要在課程中斬斷中華文化的根，但在競選活動中卻要拜天后關帝。

懂得教育的都明白，一個國家的文化基礎教育要自小培育：歷史地理、節慶典故、名勝詩詞。這些內容在現時香港的基礎教育中，只是零散地在不同學科中有所教授，未有系統的整理，實在不能夠在教育上有效地建構出「中國人」身份的認定。

二、兩制

香港長期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這些西方優秀社會價值的實踐，當然是要透過教育作傳承。筆者曾在一些教師發展講座中提出，我們香港教育中西兼容，要培育出女學生成為巾幗淑女；男學生成為紳士君子。

另一方面，學懂溝通與尊重是維持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的關鍵，而英文作為香港在中西交滙中的強勢也是必須保持的。現時的小學教育中，到高小時已有不少學生有能力用英文作學習語文，但礙於教育局規定，官津小學只能以中文作主要學習語文，這便窒礙學生英語學習的發展，課程檢討委員會有否考慮到呢？

三、安定

教師和學生要明白到從道德到法律不同的層面的規範要求，倫理禮貌更要在基礎教育中強調。當然，學生應學習到足以謀生的知識和技能，更要學習懂得包容異見，自我的情緒控制，適當的生涯規劃，使到在畢業後能在社會上樂業安居，照顧家庭。

四、繁榮

對部分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應予以及早的啟導與栽培；並要照顧高中學生的不同能力和性向，發展所長，為香港多元化高增值的產業培養人才。另外，香港一定要吸納更多境外人才到香港學習、工作及生活。故此，語言能力、對不同文化的了解及尊重，都是基礎教育要裝備好學生的軟實力。

 

以「一國兩制、安定繁榮」的發展方向，我們要培養學生有信心在未來領導大灣區的發展，作為中國在「一帶一路」中商貿文化互動中，維持香港優秀效率的優勢。

對學校課程檢討的不滿

對學校課程檢討的不滿  (信報 2019/8/24)

 

大學同事趙永佳教授與其他學者的報章專欄文章《香港人不滿些什麼？》中，分析反修例示威的背景因素，在資料中，筆者卻在意市民對教育的不滿意程度。

不滿意比率(%)	2019	2018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60.5	45.1
教育	60.1	53.9
特首表現	58.2	27.8

本年度的調查在六月中進行，有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特首表現」的不滿程度大幅增加的原因，不言而諭，可是對「教育」的不滿，卻是持續高企(經常在第一二位，尤其是青少年的回應)，便令我這個教育中人不禁思索究竟。

 

教育優勢卻是受者不滿

同時間，筆者正在打算回應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的諮詢文件，其中提出本地教育優勢，包括香港學生在國際學生評估中表現卓越、本地中學文憑獲全球280所高校認可、香港教育制度獲國際公認為全球數一數二。既有優勢如此，但受者卻是不滿，原因何在呢？

要說市民對教育的不滿，不是今時今日，而在本世紀開始是的香港教育改革亦曾借助群眾不滿教育而發出教改的第一擊：2000年取消升中學能測驗，當時也贏取不少掌聲。可惜的是，如果如諮詢文件所述，香港「成功實踐教育改革」，那麼到今天的不滿何來？

市民對教育不滿的源頭之一在於對教育的期望，正是政府在這二十年來令市民對學校教育的期望不斷提升，比如「求學不是求分數」的愉快學習、「條條大路通羅馬」的高中學制。然而，教育決策層漠視「學校是要求分數」的現實，亦是本港教育強項，在教育改革理念中追求難以達成的目標，而政府高層並不能以前線專業位置去解釋學校教育的角色和限制，於是乎，全人教育已不止德智體群美，還有多元能力、全方位學習、STEM、生涯規劃….。

 

校長老師備受多方壓力

當然，政府也不是沒有盡力，就是加大教育投資，可惜這些欠缺整體規劃及方向的教育政策，百花齊放，再加上有撥款便要問責，苦的是老師、報的是數字，便構成了諮詢文件內所謂的「成功實踐教育改革」。然而在壓力煲內的學校校長老師，既要照顧傳統教學的分數，亦要勉強執行改革中的教育任務，面對憧憬理想教育的家長和學生，又如何能滿足呢！

回到諮詢文件，在未有整體規劃及方向之下，只是作現實的修補功夫再加上一些善意的說法，而危險的是一些善意說法，如果日後變成政策後，學校教育又多了一項負擔。就在全人發展及價值觀教育兩項中，提出善用小學全日制，檢視調整家課量、創造空間讓學生體檢全方位學習、加強生命教育、小學和初中階段推行生涯規劃教育…

自小學全面推行全日制後，教育政策決策者便經常以為可以在小學教育加多很多教育元素，而忽略了小學教育的關鍵：基本生活及學習的態度與能力。要裝備在「一國兩制」下成長的香港學童，國民教育、兩文三語是重中之重，可惜的是在諮詢文件中只是順帶提及，未有聚焦探討。倒反，在未有疏理好現時小學教育的課程亂象，便提出要加強全方位學習及生命教育這些華麗包裝但教育成本效益存疑的內容，另外更未有照顧幼少青年學生的發展規律，揠苗助長地在小學階段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只會令小學教育更加臃腫，學校教育方向迷亂，老師的教學工作徒勞少功，甚或教育效果因加得減。例如，因應「基本法教育」而強力推展的小學國內學生交流團，部份師生勉強參與，縱有正面的國情(國家情況)輸入，但卻得出負面的國情(國家感情)感受，一得一失，只是教育時空的浪費。

 

台港高中改革高下立見

而在高中教育方面，忽略了一定比例的初中畢業生基本上難以應付現時高中課程的學術要求，其實是出現了教育資源的大量耗費。當局應積極考慮作學制上的分流，提供以應用學習為為主的高中課程並制訂恰當的升學就業出路。而現時提出的對四個核心課程科目的刪減，只會產生低要求的高中學習要求，不利於學術成績優良人才的培育。在這方面，台灣在新學年推出新的高中課程綱要，課程分為教育部定必修、部定加深加廣選修、校訂必修及校訂多元選修四部份，全面照顧不同學能和興趣的高中學生。補充一點，在台灣初中升高中已有分流，只有約一半的初中生是修讀以上普通高中的課程，另外的一半已是就讀職業取向的高中了。一比較之下，讀者便明白在周圍地區大刀闊斧去培訓人才之際，我們還是慢條斯理地接章修正，又如何可以回應市民對教育的「不滿」呢？

愛爾蘭途中看香港紛爭

愛爾蘭途中看香港紛爭  (信報 2019/7/27)

在七一遊行以至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時候，筆者正在愛爾蘭的旅遊途中，但也一直以互聯網了解到香港的社會動態。愛爾蘭處處綠野農莊、湖光山色，確是賞心悅目；而手機傳來香港新聞片段卻是警民紛爭，觸目驚心，也令遊子不禁神傷。

 

北愛市名的爭議

途中遊歷北愛爾蘭的倫敦德里(Londonderry)，原來該市的名稱在北愛爾蘭也有爭議，愛爾蘭共和國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等「脫英」派支持使用「德里」(Derry)之名，而聯合派等「留英」主持者則堅持使用「倫敦德里」。途經一個指示路牌，Londonderry 中的London便被「脫英」派塗污，以示對大英帝國管轄的抗爭。正如在衝擊立法會中，區徽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塗污，何其相似。而在倫敦德里市內 Free Derry Corner 附近的建築物牆上的大型畫作，傳遞著當年北愛武力抗爭的場面，以此紀念當年血淚歷史中的傷口與疤痕。

時至今天，有香港抗爭人士將現時的反政府行動定為上世紀南韓學生示威行動的規模，翻查歷史，南韓大型爭取民主運動出現於上世紀六十及八十年代，軍警民的衝突造成約數百人死亡。再看北愛爾蘭的「脫英」抗爭，更提升至軍事的對抗以及血腥的暗殺，流血殺戮近三十年，失去了約3600條生命，才得到1998年英國和北愛六郡、愛爾蘭簽訂的《貝爾法斯特和平協議》，北愛正式取得自治地位。這些暴力抗爭的前科，絕大多數香港人不想見到會在自己家園重演，但事件的發展又有誰料到呢？

沒有無緣無故的仇恨，為什麼在特區成立前後出生的本土青少年會對國家仇恨到如此程度呢？這亦反映到回歸前後至今日，香港的學校及社會教育對對學生及年青人的正面國家教育的缺乏甚或對國家的負面感情以至仇恨的養成，筆者在此欄中亦有多次談論，也不在此重覆。而現實而言，一國兩制的實施對大多數港人而言，可能只是使用特區護照時見到的國徽；如果是一個宣稱「來世不作中國人」的港人手持英國護照作旅遊文件，則更是活在「五十年不變」的港英年代了。

 

青少年為何不滿北京政權

五年前「佔領行動」後在政府當局大力推行的基本法教育，只流於法理文字的教導和執行數字上的交代，對國家感情和歸屬的提升絕不能抵銷負面國家教育的感染。再經今次反逃犯條例的運動後，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更是遙遙無期。這可能是好事，因為對國歌國旗國徽的尊重，並不在於立法，而在於學生及市民對國家的尊重和感情的培養，這一方面並非立法可達成，但真正要達成也是荊棘滿途。

參與遊行的青少年，一方面對港府、國家或北京政權的不滿，甚或有部份更意識到現時香港的抗爭已成為他們所謂歐美民主自由文化與中共政權獨裁專制的抗衡，具有全球性政治文化的意義。正因如此，這些和理非的遊行或是武力衝擊更冠冕著一個國際正義的光環。如此世界觀的形成，又真的有賴特區成立後的教育發展。九七過後保持教育制度不變，亦即以英美文化為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培育，再加上教育改革中的校本課程，更使學習內容及方法自由彈性，而在近十年的方向更趨向西方，如英美澳州芬蘭。在此補充一句，其實在九七回歸前後，有一段時間香港與上海及北京的教育交流甚廣，但已是明日黃花了。

回到愛爾蘭旅程的第一日，在都柏林街頭正是全球不少西方國家同期舉行的同志遊行Pride Parade。街上所見，同性戀人比異性戀人更多，但不論同性異性，也是一片和諧。此等西方性取向的自由，亦有部份港人一直嚮往及爭取享有，而傾向西方思想的青少年也不介意同性戀合法化，因為這不止是西方獨有，連同文同種的台灣也已立法通過了。於是乎，此等西方性取向自由的爭取搬到香港情景，又會否成為另一類抗爭呢？

用這個思維模式，我們是否要檢討一下幾年前開始推行的卓越獎學金計劃，資助本港優秀學生到歐美感染西方文化，回港後抗衡在祖國大陸推行「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國兩制之下行得通嗎？又補充一句，這個卓越獎學金計劃的官方網頁只有英文，政治上有沒有問題呢？

 

屋邨何妨轉播CCTV

筆者無才，未能想出如何在短期解決此刻的香港政治窘局，但卻想談談日後長期的善後政策。

在上世紀1967年暴動之後，港府為抒發青少年的精力舉辦了新潮舞會成為城中話題。確實而言，青少年反叛及精力發洩的安排也是穩定社會的一個因素，而在學校教育方面較多是以文藝、康樂與體育的培養來達成。

再看現時香港的青少年，教育制度令到大半高中學生學非所用，就是在青少年體育活動的參與也有貧富的差距。單就世界頂級體育賽事的觀看而言，筆者在英國旅遊時看到不少民眾廣場中都有大型電視牆播放溫布頓網球賽，屏幕前更有帆布椅讓市民安坐觀看，而在香港則要透過收費電視才能觀賞到頂級體育賽事的轉播。再拉近一點，在中國大陸亦有收費低廉甚至免費的CCTV(中國中央電視台)轉播世界頂級體育賽事，有認知才有興趣，有興趣才有投入。

7月14日的深宵，正是免費電視報導沙田新城市廣場暴力衝突當時，也是收費電視直播費特拿對祖高域的溫布頓男子網球決賽世紀大戰之際，大家希望看那一個場面？你想轉台，你有得轉嗎？筆者有一個brainstorming意念，就是讓CCTV各台可以透過屋邨住宅的電視系統播放，當然必須包括體育頻道在內。除了提供免費頂級體育賽事的觀賞外，也讓更多香港市民可以接觸到中國大陸一般群眾的傳媒文化，增加認識。當然反對者會說是染紅香港傳媒文化，但香港既是一國兩制，又是多元文化，此等頻道的提供既是免費，也非強迫，反對者大可呼籲市民罷看，也由香港市民自由選擇。這個意念的實踐，會影響到本港廣播政策與及電視台體育傳播的專利，那便要政府花點功夫了。

一國兩制下，一國的意識沒有增添，中港沒有加強認識及溝通，而在西方歐美與中國抗衡之際，香港新一代卻增強了對西方意識的傾向，這此消彼長的趨勢確實是要讓香港長治久安必須考慮到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