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途中看香港紛爭

愛爾蘭途中看香港紛爭  (信報 2019/7/27)

在七一遊行以至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時候，筆者正在愛爾蘭的旅遊途中，但也一直以互聯網了解到香港的社會動態。愛爾蘭處處綠野農莊、湖光山色，確是賞心悅目；而手機傳來香港新聞片段卻是警民紛爭，觸目驚心，也令遊子不禁神傷。

 

北愛市名的爭議

途中遊歷北愛爾蘭的倫敦德里(Londonderry)，原來該市的名稱在北愛爾蘭也有爭議，愛爾蘭共和國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等「脫英」派支持使用「德里」(Derry)之名，而聯合派等「留英」主持者則堅持使用「倫敦德里」。途經一個指示路牌，Londonderry 中的London便被「脫英」派塗污，以示對大英帝國管轄的抗爭。正如在衝擊立法會中，區徽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塗污，何其相似。而在倫敦德里市內 Free Derry Corner 附近的建築物牆上的大型畫作，傳遞著當年北愛武力抗爭的場面，以此紀念當年血淚歷史中的傷口與疤痕。

時至今天，有香港抗爭人士將現時的反政府行動定為上世紀南韓學生示威行動的規模，翻查歷史，南韓大型爭取民主運動出現於上世紀六十及八十年代，軍警民的衝突造成約數百人死亡。再看北愛爾蘭的「脫英」抗爭，更提升至軍事的對抗以及血腥的暗殺，流血殺戮近三十年，失去了約3600條生命，才得到1998年英國和北愛六郡、愛爾蘭簽訂的《貝爾法斯特和平協議》，北愛正式取得自治地位。這些暴力抗爭的前科，絕大多數香港人不想見到會在自己家園重演，但事件的發展又有誰料到呢？

沒有無緣無故的仇恨，為什麼在特區成立前後出生的本土青少年會對國家仇恨到如此程度呢？這亦反映到回歸前後至今日，香港的學校及社會教育對對學生及年青人的正面國家教育的缺乏甚或對國家的負面感情以至仇恨的養成，筆者在此欄中亦有多次談論，也不在此重覆。而現實而言，一國兩制的實施對大多數港人而言，可能只是使用特區護照時見到的國徽；如果是一個宣稱「來世不作中國人」的港人手持英國護照作旅遊文件，則更是活在「五十年不變」的港英年代了。

 

青少年為何不滿北京政權

五年前「佔領行動」後在政府當局大力推行的基本法教育，只流於法理文字的教導和執行數字上的交代，對國家感情和歸屬的提升絕不能抵銷負面國家教育的感染。再經今次反逃犯條例的運動後，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更是遙遙無期。這可能是好事，因為對國歌國旗國徽的尊重，並不在於立法，而在於學生及市民對國家的尊重和感情的培養，這一方面並非立法可達成，但真正要達成也是荊棘滿途。

參與遊行的青少年，一方面對港府、國家或北京政權的不滿，甚或有部份更意識到現時香港的抗爭已成為他們所謂歐美民主自由文化與中共政權獨裁專制的抗衡，具有全球性政治文化的意義。正因如此，這些和理非的遊行或是武力衝擊更冠冕著一個國際正義的光環。如此世界觀的形成，又真的有賴特區成立後的教育發展。九七過後保持教育制度不變，亦即以英美文化為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培育，再加上教育改革中的校本課程，更使學習內容及方法自由彈性，而在近十年的方向更趨向西方，如英美澳州芬蘭。在此補充一句，其實在九七回歸前後，有一段時間香港與上海及北京的教育交流甚廣，但已是明日黃花了。

回到愛爾蘭旅程的第一日，在都柏林街頭正是全球不少西方國家同期舉行的同志遊行Pride Parade。街上所見，同性戀人比異性戀人更多，但不論同性異性，也是一片和諧。此等西方性取向的自由，亦有部份港人一直嚮往及爭取享有，而傾向西方思想的青少年也不介意同性戀合法化，因為這不止是西方獨有，連同文同種的台灣也已立法通過了。於是乎，此等西方性取向自由的爭取搬到香港情景，又會否成為另一類抗爭呢？

用這個思維模式，我們是否要檢討一下幾年前開始推行的卓越獎學金計劃，資助本港優秀學生到歐美感染西方文化，回港後抗衡在祖國大陸推行「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國兩制之下行得通嗎？又補充一句，這個卓越獎學金計劃的官方網頁只有英文，政治上有沒有問題呢？

 

屋邨何妨轉播CCTV

筆者無才，未能想出如何在短期解決此刻的香港政治窘局，但卻想談談日後長期的善後政策。

在上世紀1967年暴動之後，港府為抒發青少年的精力舉辦了新潮舞會成為城中話題。確實而言，青少年反叛及精力發洩的安排也是穩定社會的一個因素，而在學校教育方面較多是以文藝、康樂與體育的培養來達成。

再看現時香港的青少年，教育制度令到大半高中學生學非所用，就是在青少年體育活動的參與也有貧富的差距。單就世界頂級體育賽事的觀看而言，筆者在英國旅遊時看到不少民眾廣場中都有大型電視牆播放溫布頓網球賽，屏幕前更有帆布椅讓市民安坐觀看，而在香港則要透過收費電視才能觀賞到頂級體育賽事的轉播。再拉近一點，在中國大陸亦有收費低廉甚至免費的CCTV(中國中央電視台)轉播世界頂級體育賽事，有認知才有興趣，有興趣才有投入。

7月14日的深宵，正是免費電視報導沙田新城市廣場暴力衝突當時，也是收費電視直播費特拿對祖高域的溫布頓男子網球決賽世紀大戰之際，大家希望看那一個場面？你想轉台，你有得轉嗎？筆者有一個brainstorming意念，就是讓CCTV各台可以透過屋邨住宅的電視系統播放，當然必須包括體育頻道在內。除了提供免費頂級體育賽事的觀賞外，也讓更多香港市民可以接觸到中國大陸一般群眾的傳媒文化，增加認識。當然反對者會說是染紅香港傳媒文化，但香港既是一國兩制，又是多元文化，此等頻道的提供既是免費，也非強迫，反對者大可呼籲市民罷看，也由香港市民自由選擇。這個意念的實踐，會影響到本港廣播政策與及電視台體育傳播的專利，那便要政府花點功夫了。

一國兩制下，一國的意識沒有增添，中港沒有加強認識及溝通，而在西方歐美與中國抗衡之際，香港新一代卻增強了對西方意識的傾向，這此消彼長的趨勢確實是要讓香港長治久安必須考慮到的關鍵。

種瓜得瓜的新學制

種瓜得瓜的新學制   (信報 2019/6/29)

近年常收到在社交群組中，希望朋友協助自己學校的學生在公開比賽中獲得更多網上投票，相信總有些朋友會順手按一按超連結投下一票。但他們可能沒有看過其他參賽者的作品作比較，甚至連自己按下的一票也不大清楚。如此網上投票式的比賽，希望透過網上投票引動更多人的關注，但只是以投票數目便能獲取了一定的分數，當然算不上公正，更重要的是一個錯誤概念的形成：事物的決定因素不是由專家權威主導，而是靠網上投票的多少。

問卷調查  粗製濫造

再細心想想，此等網上投票形式的源由，除了因為網上通訊發達之外，更有一個本地的因素，便是我們有一個全民就讀的通識教育科。在通識教育科中，要求每個學生都要做一個獨立專題探究，於是乎近十年便出現不少粗製濫造的問卷調查、網上收集意見與及街頭訪問等等。中學生對社會調查的方法認知不足，老師在緊張的教學時間內亦難以作出詳細的探討。可是學生經歷過此等的專題探究，便構成了他們對社會問題的認知途徑的一部份：片面資料可以成為真理；網上投票不只是民意所在，也是優勝劣敗的決定。如此習非勝是的學習，便形成了現時一大批青年人對社會認識的片面與表面

當然，這些青年人對社會認識的片面與表面，亦是我們教育以至整個社會運作中構成的，作為教育界、作為政府責無旁貸。

再看看6月9日與父親節的超級大遊行，滿是青年人和大中學生，使筆者想到五年前佔領事件之後在此欄中寫下《教出難以管治的一群？》和《破紀錄的罷課是教改的成功！？》

五年過後，從兩次遊行的人數和青少年的參與率來看，在教育改革下成長的新一代確實是更難管治了一群。五年前的說法，新學制對中學生及大學生在社會參與的影響有以下幾點

1.       將以往中五會考作為一個較大分流的作用取消 ，使眾多讀六年中學的畢業生對前途有較高的期望，而更高的期望便帶來更大的失望；

2.       很多不足以應付現時文憑試課程的高中學生苦困於校園課堂之中，不滿教育、政府與及社會；

3.       通識教育加上彈性的課程如其他學習經驗，增強了中學生對社會的關注甚至社會活動的投入；

4.       大學增多一年，便多了一批有時間有智慧又敢於對抗政府行為的青年。

 

學制評核 須作改革

學校教育在社會的角色之一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發展，故此在學制課程評核的設計便要照顧到政治、經濟與及社會的環境。這亦是筆者經常提及芬蘭教育的「不可學習性」，因為芬蘭與香港在政經社會三方面均大異其趣。亦因此我在五年前也曾提出「在未來十年間，中小學的國民教育與及通識教育會有一些較關鍵性的政策改動」。

在這幾年間，政府推行「基本法」教育不遺餘力、要求初中中史獨立成科、對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增加資源；對通識教育的檢討則放在「慢工出細貨」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如此看來，此等教育舉措並不能有效帶動學生「撑政府、愛祖國」，也提示在未來教育政策中在國民教育、通識教育以致學制評核方面需要有顯著的改革，而且要更貼地更迅速。

前人種果後人收，起動新學制的前人已不在其政。可惜的是，以筆者對本港教育領導們的了解，現時這批後人未必有足夠的承擔、智慧與技巧去收拾如此教育殘局，也只能以《滿江紅》的「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作結。

教育諮詢組織的專業領航

 教育諮詢組織的專業領航  (信報 2019/6/1) 

上星期，課程發展議會主席譚嘉因教授在報章發文《課程發展議會專業領航的角色》，旨在回應議會欠缺前線教師聲音和會議缺乏透明度。文中由架構組織、談到教師參與，以至會議的透明度等，不禁令筆者回想起曾努力多年的博士論文中的篇章。五年前，筆者就本港英文科校本評核政策的製訂過程去探究教師在教育政策過程中的角色，其中透過會議文件的分析及委員會成員的訪問得出以下的一些研究成果。

 毛病就在細節裡

課程發展議會在結構上，正如主席所說的，「以「兩層架構」方式運作，第一層議會是課程發展議會及常務委員會；第二層議會是學習領域、通識教育和功能委員會」，再加上在第二層議會之下更設有針對性的專責小組，此等三層架構運作的理想，便是要做到由微觀的教學了解以至宏觀的整體政策制定的考慮。但在研究中，卻發現不少「魔鬼就在細節裡」的毛病。

第一、在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及選取方面，有課程發展處職員主動邀請一些老師報名參加，而最後亦成為委員；

第二、會議議程的製定主要由副主席(通常是課程發展處科目負責主任)處理。疑點就是，在校本評核政策制定在外間熱烈爭論期間，在委員會中竟未有將校本評核放在討論事項之中，確是令人感到詫異；

第三、在科目委員會的會議中未有錄音(至今仍是如此情況)，會議紀錄只是靠會議秘書(由課程發展處職員擔任) 以口講筆錄形式處理。更且，會議紀錄中亦很少標明發表意見的委員的具體姓名，這減低委員在政策決定時的問責性，這便可能做到主席所謂「確保委員在無壓力下進行專業討論」；

第四、在研究所及的「校本評核」政策討論中，在教育界內頗具爭議。但在委員會經詳細討論後，並沒有以任何表決形式來作決定，而是循例通過官方由上而下的政策建議，可以算是橡皮圖章的典型。

當然在會議中的角力中，也要看官民委員的實力抗衡。即使是強悍的官方代表，如果遇到敢於反映前線困境的業界委員(主要是教師和校長)，那麼在政策討論乃至最後決策中亦難免碰到很大的困難，甚至最終的擱置。這便說明以上的第一點，為什麼有老師受到特殊的邀請，而成為在會議中較被動的成員，那麼政策的推行便可以順利由上而下地水到渠成了。

根據研究結果，由民間科目學會提名的成員一般在科目委員會中會主動發聲，回應前線對教育政策的專業意見，此方面的影響可見證於十多年前中學文憑試英文科與數學科在制定校本評核的差異(數學科自始至今都未有執行校本評核)。

 學者在課程發展的角色

在每一個科目委員會中不止有前線的教師和校長，更有至少兩位在大學的相關學者：一般情況是一位是相關科目，而另一位便是該科目的教學專家，這亦是相當平衡的安排。但是就「校本評核」的研究發現，參與委員會與及工作小組的大學學者根本與「校本評核」有嚴重的利益關係：論文的撰寫、工作坊的辦理以致不同研究資金的投入等，如此構成一個由政府與大學聯手推行教育政策的「成功」案例，希望這不是主席所謂「專業領航的角色」吧！

另一方面，更多的情況是大學學者在本港大學排名計分的指揮棒下，較為忽視本地課程教學的研究，故此引致大學學者未必熟識前線科目教學的具體，也較難在委員會中發揮學術研究對課程發展的貢獻。

跳出課程議會，部分大學學者也會就本身的專業觀點而言，就如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客席教授鄧淑明博士，上周在報章發文《教育改革增STEM人才》，提出將STEM到常規課程以作系統學習。另外，數日前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青年創研庫」發表報告，謂資訊科技課程跟不上科技發展。以上兩方面意見的論者均未必對學校課程的規劃有深入的了解，學校課程的製定，涉及結構、內容、教學及評核方法、師資培訓、資源調撥乃至人類知識文化的傳承，故此需要長時間的內容編訂、教學材料的準備以致試行階段，然後才可以作一個較全面的推行，所以一個要作全民推行的完整課程並不容易。就像中學通識教育科，幾經困難才勉強推行至今，也是得到「推得到、未必好」的謔稱。故此資訊科技、STEM此類實際應用科目，教學內容日新月異，單是教學資源與及師資培訓已是個難題，所以較難在主流中小學中作常規課程，將它們放在增潤部分作彈性推行是較靈活的方法。

 專業領航的必要條件

所以，在教育諮詢組織中要真正做到「專業領航」，便需要教育專業人士(包括大中小學)的探究和主動參與，更重要的是「領航者」應具備宏觀的教育視野、敏銳的政治觸覺、貼地的前線智慧、真誠的上下溝通，才能帶領香港學校課程更進一步。

五四百周年縱橫談

五四百周年縱橫談  (信報 2019/5/4) 

一百年前的今日，在北洋政府管轄下的中國，五千多的北京學生彙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五四」標示了這日子，當然有青年愛國的元素，也同時包含了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反思及批判中國傳統文化，追隨「德先生」（民主 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 Science），探索中國致強之路的新文化運動。

一百年過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五四百周年紀念大會中提出五四精神是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而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向與會青年強調愛國愛黨，也是「五四精神」的新時代演繹了。然而，港人比較常提及作為五四精神中支柱的「民主」在新演繹中，只是排第三。還有，中國大陸對「民主」的理解，也與港人慣於西方演繹的大異其趣。

回到內地，街頭巷尾觸目所見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字標語，「民主」僅列於「富強」之後為排名第二的價值。而對「民主」的理解可見於2007年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戴木才教授的陳述：「民主是一種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制度，體現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以及保障和尊重人權等方面。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的統治，就是人民主權、人民至上。以民主政治為核心建構社會主義的政治價值觀，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另外，戴教授亦提出了「富強」作為首要價值的重要性：「只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共同富裕，才能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文明、和諧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奠定物質基礎。」

所以，一百年前的「德先生」到了今天，也便有了因地因時而異的內容和過程了。

到了「賽先生」，習主席在講辭中提及很多「賽先生」在年青時的成就：牛頓、萊布尼茨、達爾文及愛因斯坦，加上沒有提及的近代的蓋茨和喬布斯，累積的成果還是西方壓倒東方。然而，習主席倒有帶出中國新一代的「賽先生」：航天領域的嫦娥、神舟團隊，環球導航的北斗團隊。再加上「中國新四大發明」(高鐵、網購、流動支付、共用單車)和5G，在科技成果方面，現代中國「賽先生」算是得到一個不錯的成績，但在「科學求真」方面，則還有努力的空間。

將「賽先生」與「德先生」搬到海岸另一邊的台灣國民黨參選總統領選人的競爭，主動出擊的郭台銘以科技產業起家，歸類「賽先生」；而被動的「德先生」韓國瑜則坐擁民意，似乎是略勝一籌。「台灣安全、人民有錢」可是五四精神中的愛國民主主義，又可以是一個創意的說法。但終歸韓市長說得down to earth，便成了眾口一聲的標語了。韓國瑜在訪問美國時用了兩句精簡英語描述領導的行為：空談的政客talk the talk；實務的自己是walk the walk，我也在本文後段talk my walk：

四月中到南京探學生，七年前到訪時南京還只得兩線地鐵，現時南京地鐵十線的總長度已是全國第四；今周訪問深圳創業的教育及醫療服務機構，單位內年青人充滿幹勁，感覺前途無限；在港訪問科技公司的先進辦公室：無定位無紙辦公，青年人對此正是情投意合…

確實時代在變，新的一代會面對的是改革和競爭，學校教育也不能不變，但是變也要依民主和科學的道理。現時香港教育當局只顧推出「與時並進」的政策，配以相應的(其實是不足的)津助便要求學校「水到渠成」，不理前線教師的負擔和壓力，也沒有照顧到辦學團體和校長的領導和管理能力的極限。原來香港教育的優勢：教育資源的充裕、教師團隊的專業、辦學團體的熱心、家長社團的協作等在眾多成本效益低的教學實踐中「相煎何太急」。以前沒有全面問責時，當然有不少「佛系」校長教師，但有心有力的校長教師還有時間空間作出生命影響生命的任務；到今天，大家都忙得要命，少了「佛系」，也少了細水長流的春風化雨，教育質素也便因加得減。至於五四精神中的愛國，連基本國情教育的唱國歌也要依靠立法來推行，教育專業領導何在？

「德先生」、「賽先生」、年青人愛國和承擔，都是五四運動注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教育的好東西，期望在新的百年開展時有懂得教育科學、照顧民生民主的愛國教育領導，能建基在本港教育的優勢之上，帶領香港教育在全國甚或全球中出類拔萃，學子得益，中港共同進步。

「韓流」對教育領導的啟示

「韓流」對教育領導的啟示   (信報 2019/3/30) 

去年七八月在高雄市生活了一個月，那時候韓國瑜已經開展他競選市長的行動，但從市面上的一般反應，都不覺得他有勝算的機會。再一查資料，原來他只是2017年9月才由台灣北部地區轉到高雄，是個空降人物。不過怎料到去年底在台灣九合一選舉中，韓國瑜竟能在這民進黨佔據多年的高雄將綠地變成藍天，接著韓國瑜的政治力量在台灣確實有一時無兩的趨勢。這一陣「韓流」亦因他最近訪港澳深圳廈門的行程，令到香港一般市民也對他有較深入的認識。 

禿子跟著月亮走

韓國瑜的外貌十分平常，絕不俊俏，甚至他用「禿子跟著月亮走」來標示自己的光頭和路向的結合。但正因如此，市民就會感覺到像鄰家的叔叔當了市長，十分親切。競選時他曾承諾上任後會每個月選一天夜宿在弱勢機構或家庭，傾聽基層的聲音。上任後他確實做到，到漁家處夜宿，一大早四時起床看魚貨拍賣。亦是回應他說出的「領導人不是坐享其成，關門分贓；而是身先士卒，哪裏艱困往哪裏去」。

正是如此的務實，才大膽地喊出實務的口號：「高雄發大財」。而確實的收獲，便是這一周港澳深廈的行程總共簽了52億台幣的漁農產品訂單。其實在高雄，漁農產品的收入佔高雄市的GDP不足1%；漁農就業人口亦不足高雄市的一成，可見這52億並不真的令高雄發「大」財，但對於這批位於社會弱勢的漁農就業人士卻可謂之久旱逢甘露。 

領導應負道德責任

關心及扶助弱勢是一個領導的道德責任，可惜回到本港的教育政策，在直資學校收生優勢下，教育局更提出要提早公佈升中自行派位的結果。如此修訂，當然是減免了已獲派位的學生及家長的憂慮，也節省了學校及教育局的行政處理。可惜他們忘記了還有大部份學生和家長，知道不能獲取自行派位，已位於制度上的吃虧的一方，眼看著已獲派位同學的從容，自己卻要多受幾個月不知去向的困惑，這不是扶強挫弱的倒行逆施嗎﹗韓國瑜有一句：「無能的政府找藉口、聰明的政府找方法」。妥善解決以上派位不公及困惑的方法便是縮短整個自行及中央派位的時間，有效地將現時幾乎半年的派位措施精簡成一至兩個月，事有人為，當局有如此識見和魄力嗎？

韓國瑜在港澳深廈推銷高雄的漁農產品，非常熟練，原因是他曾在台北市任職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達五年之多。在駕輕就熟的業務上能應用在領導範圍之內，當然是得心應手。就如筆者提示新任校長，要在學校領導角色快出亮點，便由自己熟悉的教學崗位著手：英文科出身的校長可以借助自己在英文科的人脈和資源，發展課內外的英文學習活動，從而提升學生英文學習水平；數理科出身的校長亦可引入數學競賽或STEM等創意活動，提升老師專業，增潤學生學習元素。

天道酬勤感動市民

而韓市長更令人值得學習的是他的勤奮和毅力，筆者留意到他在這一周外訪的行程，真是由朝到晚不停不休，還未有計算要應付台灣民進黨持續壓迫的心力交瘁。天道酬勤，如此勤奮地為市民去努力能不感動人嗎，這也反映在他在台灣政治人物中的高企民望。同樣道理，筆者在學校領導課程中跟學員說，一個新任校長能達成顯著改變的行為便是一朝早站在學校門口，與當值老師和領袖生一齊迎接回校的老師、學生和送子女回校的家長。但這看門口並非只是一朝一夕，是必須持之以恆，成年累月。故此要實踐這個做法時，新任校長確實要有一定的思考和準備，自己有沒有這份毅力和堅持。

最後，韓國瑜由踏入香港中聯辦大樓開始，便一路被民進黨朝野狙擊；還有是不絕的「是否選總統」的追問。他的說法是「不好戰也不畏戰」，而對香港的學校領導而言，你有否準備作為一個政治的角色，面對著校外社會的大政治，處理校內各持份者的小政治，還要回應大大小小的危機。這可不是只懷教育心可以勝任，用韓國瑜的句子便是裝備著「一個複雜的腦、一個單純的心」來說出「我是賣菜的，但我不是吃素的」。以上韓國瑜語句的應用，反映傑出的領導要有語言技巧，能將道理和說法用簡單的詞語表達，方便與受眾溝通。見賢思齊，香港的教育領導也好好學習吧。

後記：韓市長夫人李佳芬應對傳媒的技巧，有表現又不蓋主的收放，與市長丈夫有配合的默契，均值得教育領導的副手學習。

大學生的品格教育

 大學生的品格教育   (信報 2019/3/2) 

事件一：新春拜年時在親戚家中遇到其他朋友帶來的小孩子，節慶禮儀也給他利是一封。甚料到竟然一句恭賀說話也收不到，倒反是小朋友很不滿意地轉頭走開。作為教育界長輩的我實在不能接受，便在照顧大家親友關係之下盡力教導小朋友；最後也囑附這陌生的朋友要好好教導兒子，否則性格定型後便更難改正。

事件二：在一個名為「創造品格2019教育峰會」中 ，其中一場座談會主題是「品德教育在職場發展上的重要性」。四位講者均有所準備回應題目，甚料到主持人卻以嘲諷玩笑的形式帶領整個討論，導致台上企業精英「言不及義」，與會的校長教育界均表失望。

以上兩事件的共通點都是主事者以自身出發不顧大體，弄致場面尷尬失效。前者的責任主要在於家長，可能以為自由培育，小朋友不應過於強求；後者則可能是主持人一貫的風格，在媒體廣播中受到不少聽眾接受，既是如此，也可怪責與會者跟不上這後現代的溝通形式。

自身出發 不顧大體

然而，尊重、禮貌、責任等仍是文明社會品格教育中佔主要的角色。1992年國際品格教育聯盟決議出品格六大支柱：尊重（respect）、責任（responsibility）、公平（fairness）、關懷（caring）、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與公民責任（citizenship），作為現代公民應具備的基礎特質，並且提出若要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就必須建立以上的品格基礎。而作為論壇主辦機構的「塑造品格、共創未來」計劃聯席，也參考各方面的理念與實踐，選出五項核心價值：尊重、責任、誠信、關愛、堅毅，作為品格教育的方向。可惜的是，在事件二中，台上主持人卻成為品格教育的負面例子：以年齡、髮式嘲弄講者，當然不是「尊重」。當日出席者大多是學校領導，是希望從中獲取教育心得，而不是看一場玩笑式的對話，作為主持不理情景，自我發揮，又甚說得上有「責任」。

將品格教育搬回大學情景，亦回應當天論壇中不少台下校長教師的感慨：大批在中小學培育出來的精英，品格也是中上水平，為什麼入了大學之後驟然變壞？筆者用一個近期的例子來回答：一所大學在年前取消了「出席紀錄」的規定，亦即學生不會因出席率不足而影響考核及成績。結果是這兩年來很多課堂的出席率大降，有些更低至一半以下，甚至影響及一些要校外實習的考勤。大學提供的「自由」環境，便是大學生品格變壞的溫床。

筆者在大學教導「課堂管理」，第一堂的第一句便是「先管後教」，當然大學生的「管理」與中小學生有異，可是大學作為教育單位在品格培育的主導角色，則與中小學的角色等同。香港大學界對大學生行為的處理，源於歷史上香港大學的「自由自主」，亦建基於半世紀前精英教育的「鬆控」。於是乎，O Camp的不羈放縱、課堂與舍堂的亂序失控，習非成是，也成了香港大學教育的特色。請留意，這並不是歐美大學教育的必然，可見證於小兒就讀的美國康奈爾大學：校警有權在校園外的酒吧處理學生飲酒犯例。

品格培育 撥亂反正

要在大學生品格培育方面撥亂反正，首要是大學領導們思維模式的認定，確立學生品格培育的重要性及大學肩負社會道德的責任。對症下藥的便是要對產生負面教育的課堂及舍堂政策作檢討和修訂：學生在課堂應是「準時出席、積極參與」，而不是「點評教師、同學聯誼」；舍堂應是「作息有序、群策互助」，而不是「生活顛倒、無所用心」。而對學生活動的進行亦應有主導式正面價值的導引，對以往放縱的行為(如性騷擾、資源浪費等)給予法理以至道德上的提示。筆者聽聞有院校曾在迎新營前作出如上的學生聚會，但並非強制出席，言者有心、聽者是否有意呢？

此類導引任務的成效，往往涉及學生事務執行者的意識。一般而言，在大學的教員並不自覺要兼輔導學生的責任，乃至於專責學生事務的職員也可能只當是差事一件，很難體現大學在培育學生德性方面的關鍵任務。故此大學必須選取有心有力的教職員承擔職責，亦要向全體教職員重新大學在品格教育的使命，這也是在一般中小學中推行品格教育的先決條件。

回應文首的事件，「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古有名訓，只欠我們在新時代的演繹和執行了。

教育資源投放的萬象更新

教育資源投放的萬象更新   (信報 2019/2/2) 

筆者執筆之日，正是「關愛共享計劃」開始收表格之時。政府斥資逾百億元推行「關愛共享計劃」，向合資格市民派發4000元，但申請人是否合乎資格，還要自行填上那些已在政府部門的資料，其實資料已在政府不同部門之內，只欠部門之間的資訊互通而已。

兩個施政盲點

另一方面，政府將長者綜援資格60歲調高至65歲，筆者正值此年齡階段，只因無須申請而未受影響，但在事件討論中有關此年齡階段的就業困難情況，確是深有感受。再加上三隧分流方案，亦未能體察民情及政黨的反應以致擱置。以上情況均反映到政府施政中的盲點：第一、未有照顧民意及缺乏政治觸覺；第二、在現今大數據的時代對資訊管理和運用確實非常落後。故在此送舊迎新之際，筆者也就政府教育資源的運用提一些看法，希望在新的一年政府的教育施政有新的氣象。

林鄭特首上場後，在教育施政中確是投入更多的教育資源。能夠促成官津學校教師全面學位化，確實解決一直以來有學位資格的教師仍是編配文憑教席的窘境，如此撥亂反正當然是教育界喜聞樂見。但可惜的是，未有見到當局借此機會全面檢討整個教師職務與薪酬系統，因而令致現時的薪級薪酬爭議，還是停留在半世紀前的定制職級薪級的考慮，而忽略了在學校教育投資中的主要對象：學生。

現時的教育投資主要在學校教職員的薪酬，而大部分用在教師的課堂教學部份。一般而言，課堂教學對能保證大部分學生在不同階段的最基本學習。但現實而言，縱是教學優異的教師也只能保證大部分學生的得益，而難以照顧全體學生，更遑論一些中等水平或以下的教師。和一些教育行家商討這問題時，大家都覺得其實在一般學校中，總有起碼一至兩成的課堂教學是低效甚至無效，這部分學校資源可算是浪費了。亦正因為課堂教學的限制，學生的校園學習主要是被迫在課堂中進行。及致部份學生進入高小及中學階段，已對課堂的傳統學科學習感到苦悶及抗拒，在「強迫課堂」之下，導致課堂亂局以致校園欺凌的出現，這亦是最近一些校園暴力事件原因之一。

實務而言，因為教師的存在，學校便要編配他們的課堂教學工作，學生便因有課堂教學的編排而要被編配到指定的教師(不論他們的教學水平)的課堂進行學習。理想而言，學校是考慮學生的學習能力、需要和興趣作為個人、分組或大班的組合，因材施教地編配相應的學習模式，其中包括恰當的課堂教學與教師編配。這便成為了「教à學」的重點轉移到「學à教」的範式轉移，而更牽涉到教學資源的重新分配，因為重點是在於學生的學習和成長，而不是教師的數目和課堂教學的編配。可惜的是，現時大多數教育團體在爭取教育資源的提升時，還是放在教師數目的增加及學校領導角色的薪酬和數量的調整。

時至今日，教育界內外都明白到學生教育的得著並非一定要依靠在課堂學習中的所得。，在資訊發達的今日到要迎接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的未來，學生的學習資源非常豐富。學校教育的重點應由一般傳統課室教學轉移到每一個學生的學習和成長，在人力資源的投資便應放在學生學習及成長的管理。在一所深圳小學的發展規劃中，已將學科為本的教學分工轉成以課程管理和學生成長為目標的架構，再配以學生學習及成長的數據管理，一步步邁向「學à教」的理想模式。

勇於承擔、迎向未來

回到香港的學校實踐上，在幼兒及初小階段，對學童基礎態度、習慣、知識及技能的培養，以課堂集體教學進行有較高的成本效益。但當進入高小以致初中時，學生的學習基礎與能力已有明顯的差異，按能力分班分組是可以解決一部份；但到達高中時，學生的興趣與出路的差異便引致學習個人化管理的需要。所以，由高小到高中階段的教育投資，更應放在「習相遠」的情況下放在不同學習資源的提供，如補底的課程、多元學習的選擇等等。

當然，此等教育資源投放策略的大改動，不可能是一蹴即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政府也應在反省最近施政的缺失時，不要「抱殘守缺」地在舊胡同中尋求出路，萬象更新，勇於承擔地佈置面向未來的香港教育局面。

四大天王的教育傳承

四大天王的教育傳承   (信報 2019/1/5) 

在聖誕外遊的旅途中，得知藝人劉德華在演唱會進行時因喉嚨發炎無法再繼續，及後亦宣佈取消接著下來的六場演唱會，我也感到遺憾。 

網民的言語暴力

筆者不算是四大天王的歌迷，但在他們紅極一時的時候當中學老師，要投學生所好，也對他們的歌曲和成長有一定的認識和感情。故此，在這兩三年他們有機會是收山獻唱的演出時，便爭取到現場與眾同樂，亦見證香港粵語歌曲輝煌的歲月。我有幸能購買了今次劉德華演唱會的第四場，第一次能現場目睹「華仔」天王的風采。所以，今次華仔要中途腰斬演唱會，筆者甚有感觸。

要舉辦一個二十場的演唱會絕不容易，更不要說會是巡迴各地演出的安排，單是有關演出的已有舞台、設施、音響、燈光、煙火、化粧、服裝、舞蹈、音樂、伴唱等等，但要將一個集體合作的表演銷售出去，卻要依賴聚光燈照射著的著名藝人，而他便要負上這個重擔。

華仔宣佈不能唱下去的一刻是被懸掛在紅館半空唱著「如果有一天」，他的團隊就是要為照顧「山頂」的觀眾(我是其中之一)讓華仔更親近平價票的一群。而在我看的當晚他是盡力演出以回應歌迷的熱情，還記得他俯伏在舞台上喊出：「人地睇演唱會係攞開心，但係你地係攞命」。雖是說笑的台辭，但也感受出「歌迷出心、歌手出命」的默契和認真。既是身體支撐不了，我們也要接受腰斬的現實，亦希望他早日康復。但是在網上新聞的貼文中，卻有小數因劉德華曾為填海工程說話而咀咒華仔有「報應被天收」。此等將政治立場加於藝人而予以行使語言暴力，雖是小數，也叫筆者感到不安。可幸的是，很多留言和對此類貼文的回應都是關心支持。

其實，四大天王的成就也不止是演藝舞台，亦是香港人努力成功的見證，值得在校園中介紹「流行文化」時予以教導和啟發。

張學友由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冠軍唱到被美國《時代雜誌》列入亞洲最有影響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這位香港殿堂級「歌神」仍然保持實力，在世界巡迴演唱。筆者去年在澳門看他的演唱會，歌藝出眾，而其他的舞蹈燈光的等也發揮了牡丹綠葉的效果。

郭富城出身於電視藝員訓練班成為舞蹈員，進而在歌唱演藝上努力求進，更獲取了影帝的榮譽。而最令筆者尊敬的是他對創新舞台的嘗試。在2016年的「舞林密碼」演唱會中，筆者目睹舞台上幾列旋轉車廂由紅館平台升起，幾列車廂可內外載人，外有LED顯像，更有不同的組合，打造出耀目的舞台效果，更獲取了「健力士紀錄」的確認。

黎明，Born In Beijing，但是在香港透過第五屆新秀歌唱大賽季軍的出道，一步一腳印地在歌唱演藝中闖出一片天地。而最近的演唱會遭取消事件顯現他公關技巧的智慧，而他能與《100毛》合作拍攝咖啡廣告歌MV，更顯他靈活的身段，也吸引不少九十後的新「粉絲」。

而回到劉德華，2006年香港演藝學院已他「是香港最受尊重和喜愛的演藝名人之一，對香港電影及音樂貢獻良多。其嚴謹專業的工作態度，足以成為年輕人的典範」，而授予他榮譽院士稱號，更在2018年受邀加入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成為奧斯卡金像獎評委。 

奮鬥過程值得學習

當然還有很多香港努力而獲取成功的藝人值得認識和學習，但可以傳頌近四十年的「四大天王」確是香港珍貴的文化資產。正因有偶像的魅力，令到青少年人能容易接受，更令他們的成長過程的奮鬥，在演藝生涯中待人處事的智慧更令學生容易吸收。還有的是，更受「四大天王」影響的可是現時在中小學任教的老師們。重拾他們那些年偶像的優點，如堅毅、承擔、溝通、創新等，這些香港人在過去日子成功的因素，更是值得我們繼續傳承下去。

後記：華仔在演唱會一開始便唱出「中國人」，當然願意入場的觀眾會接受這首歌甚至歌詞的內容，這一點又可不可以在本港學校傳承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