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諮詢組織的專業領航

 教育諮詢組織的專業領航  (信報 2019/6/1) 

上星期，課程發展議會主席譚嘉因教授在報章發文《課程發展議會專業領航的角色》，旨在回應議會欠缺前線教師聲音和會議缺乏透明度。文中由架構組織、談到教師參與，以至會議的透明度等，不禁令筆者回想起曾努力多年的博士論文中的篇章。五年前，筆者就本港英文科校本評核政策的製訂過程去探究教師在教育政策過程中的角色，其中透過會議文件的分析及委員會成員的訪問得出以下的一些研究成果。

 毛病就在細節裡

課程發展議會在結構上，正如主席所說的，「以「兩層架構」方式運作，第一層議會是課程發展議會及常務委員會；第二層議會是學習領域、通識教育和功能委員會」，再加上在第二層議會之下更設有針對性的專責小組，此等三層架構運作的理想，便是要做到由微觀的教學了解以至宏觀的整體政策制定的考慮。但在研究中，卻發現不少「魔鬼就在細節裡」的毛病。

第一、在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及選取方面，有課程發展處職員主動邀請一些老師報名參加，而最後亦成為委員；

第二、會議議程的製定主要由副主席(通常是課程發展處科目負責主任)處理。疑點就是，在校本評核政策制定在外間熱烈爭論期間，在委員會中竟未有將校本評核放在討論事項之中，確是令人感到詫異；

第三、在科目委員會的會議中未有錄音(至今仍是如此情況)，會議紀錄只是靠會議秘書(由課程發展處職員擔任) 以口講筆錄形式處理。更且，會議紀錄中亦很少標明發表意見的委員的具體姓名，這減低委員在政策決定時的問責性，這便可能做到主席所謂「確保委員在無壓力下進行專業討論」；

第四、在研究所及的「校本評核」政策討論中，在教育界內頗具爭議。但在委員會經詳細討論後，並沒有以任何表決形式來作決定，而是循例通過官方由上而下的政策建議，可以算是橡皮圖章的典型。

當然在會議中的角力中，也要看官民委員的實力抗衡。即使是強悍的官方代表，如果遇到敢於反映前線困境的業界委員(主要是教師和校長)，那麼在政策討論乃至最後決策中亦難免碰到很大的困難，甚至最終的擱置。這便說明以上的第一點，為什麼有老師受到特殊的邀請，而成為在會議中較被動的成員，那麼政策的推行便可以順利由上而下地水到渠成了。

根據研究結果，由民間科目學會提名的成員一般在科目委員會中會主動發聲，回應前線對教育政策的專業意見，此方面的影響可見證於十多年前中學文憑試英文科與數學科在制定校本評核的差異(數學科自始至今都未有執行校本評核)。

 學者在課程發展的角色

在每一個科目委員會中不止有前線的教師和校長，更有至少兩位在大學的相關學者：一般情況是一位是相關科目，而另一位便是該科目的教學專家，這亦是相當平衡的安排。但是就「校本評核」的研究發現，參與委員會與及工作小組的大學學者根本與「校本評核」有嚴重的利益關係：論文的撰寫、工作坊的辦理以致不同研究資金的投入等，如此構成一個由政府與大學聯手推行教育政策的「成功」案例，希望這不是主席所謂「專業領航的角色」吧！

另一方面，更多的情況是大學學者在本港大學排名計分的指揮棒下，較為忽視本地課程教學的研究，故此引致大學學者未必熟識前線科目教學的具體，也較難在委員會中發揮學術研究對課程發展的貢獻。

跳出課程議會，部分大學學者也會就本身的專業觀點而言，就如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客席教授鄧淑明博士，上周在報章發文《教育改革增STEM人才》，提出將STEM到常規課程以作系統學習。另外，數日前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青年創研庫」發表報告，謂資訊科技課程跟不上科技發展。以上兩方面意見的論者均未必對學校課程的規劃有深入的了解，學校課程的製定，涉及結構、內容、教學及評核方法、師資培訓、資源調撥乃至人類知識文化的傳承，故此需要長時間的內容編訂、教學材料的準備以致試行階段，然後才可以作一個較全面的推行，所以一個要作全民推行的完整課程並不容易。就像中學通識教育科，幾經困難才勉強推行至今，也是得到「推得到、未必好」的謔稱。故此資訊科技、STEM此類實際應用科目，教學內容日新月異，單是教學資源與及師資培訓已是個難題，所以較難在主流中小學中作常規課程，將它們放在增潤部分作彈性推行是較靈活的方法。

 專業領航的必要條件

所以，在教育諮詢組織中要真正做到「專業領航」，便需要教育專業人士(包括大中小學)的探究和主動參與，更重要的是「領航者」應具備宏觀的教育視野、敏銳的政治觸覺、貼地的前線智慧、真誠的上下溝通，才能帶領香港學校課程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