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國民教育、看「建黨偉業」 (信報
在本年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奇怪的是，在詳盡版中卻未有出現)
也便是自古至今的聖賢道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放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開展，成就國學與德行的結合，值得讚賞。然而「一國兩制」，國內國民教育行之多年，不是熱門議題，最近沸騰的氛圍正是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周年黨慶，而本港上畫的「建黨偉業」正是黨慶獻禮影片。
依「諮詢稿」內國家範疇下的學習目標，高小學生要「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擴闊視野」；初中學生要「以歷史視野了解國情，並承擔個人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高中學生要「以宏觀及中外比較視域，探討中國歷史重大事件；以客觀的角度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歷程，體會當中的憂患、掙扎、進步及成果。」既有以上目標，香港學生要了解國家執政黨的起源，「建黨偉業」實在是一份實際可用的教材。
片名叫「建黨偉業」的「偉業」，似是回應著前一年公映的「建國大業」的「大業」。實在更貼切的應是「建黨啟業」，因為電影只以1921年中共建黨為終，大部份的情節是交代由辛亥革命後的十年動亂時代，從而引出中共的緣起。二小時的影片中所涉的重大歷史事件有武昌起義、溥儀退位、袁世凱稱帝、護國運動、張勛復辟、新文化運動、巴黎和會、五四運動以至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以，香港的小學生當然難以消化，甚至高中生也要預先溫習近代史，始能跟得上影片陳述的步伐。
要說完成中共「偉業」的當然角色是毛澤東，佔有影片內不少篇幅。另外，片中亦寫實地描述了當時與毛澤東共處北京大學的兩位中共領導：陳獨秀與李大釗，更重要的是與其他學者，如胡適及辜鴻銘的交鋒所呈現出北大校園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鑑古證今，現今北大學生孫宇晨要在本港當中文大學交換生時始能一嘗思想自由的味道。如此看來，香港的國民教育也必要有其「一國兩制」的特色了。
五四運動至六四事件
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影片展示知識份子與大學生的愛國激情：1919年的五四，北京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學生齊集天安門前，表達他們「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要求，繼而有部份學生衝到外交部要捉「賣國賊」曹汝霖出來，再發展到火燒趙家樓。此情此景，放在本港中學的國民教育，大多數也會連繫到七十年後的相近情景：1989年的六四。五四運動中北洋政府捕去32名學生，旋由北大蔡元培校長以身家作保，營救獲釋回校；而六四事件中，則是學生傷亡及流放國外，這一比較又是一個值得好好探索的國民教育教材。
而在「諮詢稿」中，亦有提及如何處理具爭議性的議題，其中較特別的是「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避免只一面倒選擇較受大眾接受的立場」和「教師不應充當權威專家的角色，避免『一捶定音』，或以群眾壓力壓倒不同意見」。在這兩點上，「諮詢稿」的作者是在質疑教師的權威性和群眾的可靠性。既要教師推行國民教育，卻不信任教師在「傳道授業解惑」上的專業。而在一個逐漸步向民主的香港社會中，卻要時刻提醒下一代不要信任群眾，不只是與本港政治發展背道而馳，更有違中共當年成立的理念。
依靠群眾、信任教師
依靠群眾、信任教師，是文明民主社會的契約。「諮詢稿」中建議學校每周必要有一至二節「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實在漠視現時在大多數學校全方位進行的相關教育：升國旗、唱國歌、與內地結姊妹學校、響應國家大型盛事(如奧運、世博)作專題活動等等，全部均配合「鞏固對國民身份認同」的學習目標。另一方面，如果特設專有堂節，「偏激」的教師更可借題發揮，「串」足中國一整堂，這又豈是當局願意接受的現象。
去到「建黨偉業」的尾聲，十二名創黨代表唱起「國際歌」：「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壯志豪氣，肩承重任。然而在日後的鬥爭中，其中三名被中共開除、另外有三名亦曾脫離中共──這是政治的殘酷、歷史的無常。九十年後中共領導的中國，「是個賺錢的好地方，卻不適合呼吸、生活、養育子女，保持內心鎮定。繁榮建立在恐懼之上，頌歌裏蘊含要逃離的渴望。」以上是在新中國成長的北京大學校友許知遠的看法。在香港，我們可以附和他，也可以反對他，這就是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確實要好好珍惜。或者就讓我們放低黨國的包袱，反思一下二千多年前先賢孟子的政治智慧：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