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教育與東方紅 許為天(信報2021/12/18)
國情教育融「情感」元素
所以，建基於2008年《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這文本是以中華文化為主幹作修訂重點。既然是立根於中華文化，筆者便提出另一份具參考價值的課程文件：2012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其中提及國民教育以「情」引發，而訂明國情泛指國家發展的狀況，包括國家的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基本「情況」。筆者在此基礎上加入「情感」作為「國情」另一元素，在不少中小學的「國情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專業分享中，大多數老師均覺得如此的國情教育均容易接受。
正因為以中華文化為主幹，在文件中也用了當代國情作示例，其中有媒體點出一處：以「航太科學」為題的全方位學習活動示例，建議教師向小學生播放歌曲《東方紅》，讓學生「通過欣賞樂曲的旋律和歌詞，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在本地小學生的學習中出現《東方紅》如此政治性的歌曲，確實令人詫異。在文件中看清源由，原來是引用訪港神舟飛船總設計師戚發軔院士的發言：在1970年對國家成功發射「東方紅一號」衞星，並把《東方紅》的旋律撒向全宇宙時的激動心情和感受。
兩彈一星，國之大器，在國家艱難時期有如此的成就確實難能可貴，其中人事物可以引伸作適合小學教育的材料有很多很多，如「兩彈元勛」鄧稼先先生在研發兩彈期間與子女「爭糖」便是好例子。回到1970年正值文革時期的《東方紅》，事實上取代了《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位置，箇中原因，又豈是小學學生可以理解，甚至老師也未有認知，更遑論《東方紅》歌詞中帶來的爭議。如此示例的出現顯示編者一是不諳國情、或是未明小學生教學概念。相類情況出現於小學於南京大屠殺悼念活動中向小一學生播放日軍屠殺情景，同樣反映前線教師難以處理國情與戰爭此類以往陌生的課題在學校教育之中。
業界議員須懂得政治
筆者在半世紀前就讀中四時購下四百多大頁的《八年抗戰大畫史》，雖未有全書細閱，但在瀏覽大事記及照片後，當時至今仍感受同胞在抗戰期間的苦難及將士抗敵的奮勇。「鑒往知來」，我也向學校提出以抗戰作為國安及國民教育的系列教材，這當然要涉及大量資料的整理、教材及輔助媒體的製作與及因材施教的探究，如此的製作便是具國情的價值觀教育需要投資的，當然更不能缺乏對教材編寫人員及前線教育工作者就國家近代史及當代國情的培訓。
前線老師要裝備，作為教師代表的教育界立法會議員當然要更勝一籌。在最近的立法會教育界競選論壇，有候選人提到自己不熟悉政治，卻聲稱要保護校園免於政治，這便反應部分候選人未能充分了解在立法會中教育界代表的角色，就是以教育界的專業身份參與政治，亦正正是要懂得政治才能夠保護學校的教育專業，這便是「教育的政治」。在此，我希望所有候選人都能在今次競選中有政治參與的成長，更呼籲教育界的同工在公民教育上以身作則，選取自己值得選擇或較為可取的候選人，投下在「一國兩制」新時代的神聖兩票(一票是地區直選、一票是教育界功能團體)，有參與才能有帶動。
確實，在新時代的香港，教育工作者不只要有心理上的調適，更要在學理、知識及技能方面作飛躍式的提升，才能帶領香港的下一代正面積極成長，再創香江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