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10

完善教育諮詢制度

 完善教育諮詢制度       (信報 2021/4/10)

今年在本欄中的第一篇文稿是在12日,結束時寫上「既然國家、政治要放入尋常校園新常態內,也便好好修理,『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果真應驗,2月初教育局便發出的「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目」諮詢文件、國家安全政策具體實施及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而亦在4月初,教育局便公布「高中四個核心科目的優化措施」鐵定在本年九月在中學實施,而這四個核心科目中,原來的通識教育科亦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Citize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替代,塵埃落定。也回應了筆者在2014年在本欄《教出難以管治的一群?》最後的一段:「筆者推測在未來十年間,中小學的國民教育與及通識教育會有一些較關鍵性的政策改動,致使教育成果能與政府施政協調,這亦是其他國家地區一致的教育策略。

另一方面,311日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其中教育界與高等教育界選舉委員由60席合併至30席,16席為當然選委、14席為團體票選出,相對於以往60席均為兩個界別中的個人投票選出,手術可謂不少。而在44日的報章報道中,特首林鄭月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談及完善選舉制度的方方面面,在這近千字的報導中,該報編輯竟刻意抽取「林鄭:教育、傳媒和公務員待完善」作標題,回應林鄭說到在成功落實完善選舉制度後,仍有大量制度有待完善,包括教育、傳媒和公務員培訓與管理等方面,也標示著香港教育界的變動山雨欲來?

決策考量的三個層面

既提完善,筆者就自己的研究結果作出完善教育諮詢制度的看法:

就筆者的研究,教育決策及考量的三個層面:校長教師關注的是學校層面;教育團體及學者則著重教育層面;政府及教育部門多看重社會層面(或可以稱作政治層面)。就如去年文憑試歷史科主題事件,「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判斷在歷史科教師及擬題者來說是教學測考的常態,但放在社會層面則牽涉到民族大義;孰輕孰重,亦有因時代背景有變化。當然,經一事長一智,三個層面的持份者更應好好溝通,學校層面要明白到社會層面引領出教育的新方向,如國家安全教育與及完善選舉制度帶來對西方民主的反思。倒過來說,教育決策者也要明白到教育的道理與及學校的現實。

這便帶出教育界三個重要角色的協作:教育部門、學者及前線校長老師,照顧到香港的辦學情況,更應涉及辦學團體,而此等協作便應體現在本港教育中的不同層面和類型的委員會。其實在香港的教育決策中,上至教育統籌委員會,下至科目及各類型的工作小組,都吸納了不少教育學者及前線校長老師。可惜的是在筆者對科目委員會的研究中,發覺在委員的選任(選擇性邀請老師擔任委員)、會議議程的製定(避免敏感的議程)、會議進程的嚴謹(會議常規的習慣性疏忽)等均存在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讓委員會變成橡皮圖章,便蠶了政府、學者及前線三者的專業合作基礎,更浪費了委員的精力時間。在研究中,我提出了以下方式改善科目委員會的制度。

首先,科目委員會的教師代表應是由占主導地位的學科協會的執委,與及在教學評核有優秀經驗的老師。在研究中,有科目協會代表的數學委員會在決策文憑試校本評核中的專業堅持,致使數學科一直無需校本評核,時至今日,便清楚當年誰是誰

第二,教育界較高層的委員會,例如教育統籌委員會、課程發展議會及考評局,應與活躍的教育機構定期舉行圓桌會議,以便能徹底地討論最新的和預見的政策和實施情況。讓高層政策決策者能廣泛了解教育現場的運作與困難,也令教育前線明白社會層面方向主導的考慮與及教育層面中教育實踐的建構。

最後的一點是,教育局、大學和學校之間可以適當地相互借調或交換角色,以促進了解和建立聯繫,增加互信;協同政策、研究和實踐三個層面的教育同工的努力,讓香港的教育邁向新境界。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