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瓜得瓜的新學制

種瓜得瓜的新學制   (信報 2019/6/29)

近年常收到在社交群組中，希望朋友協助自己學校的學生在公開比賽中獲得更多網上投票，相信總有些朋友會順手按一按超連結投下一票。但他們可能沒有看過其他參賽者的作品作比較，甚至連自己按下的一票也不大清楚。如此網上投票式的比賽，希望透過網上投票引動更多人的關注，但只是以投票數目便能獲取了一定的分數，當然算不上公正，更重要的是一個錯誤概念的形成：事物的決定因素不是由專家權威主導，而是靠網上投票的多少。

問卷調查  粗製濫造

再細心想想，此等網上投票形式的源由，除了因為網上通訊發達之外，更有一個本地的因素，便是我們有一個全民就讀的通識教育科。在通識教育科中，要求每個學生都要做一個獨立專題探究，於是乎近十年便出現不少粗製濫造的問卷調查、網上收集意見與及街頭訪問等等。中學生對社會調查的方法認知不足，老師在緊張的教學時間內亦難以作出詳細的探討。可是學生經歷過此等的專題探究，便構成了他們對社會問題的認知途徑的一部份：片面資料可以成為真理；網上投票不只是民意所在，也是優勝劣敗的決定。如此習非勝是的學習，便形成了現時一大批青年人對社會認識的片面與表面

當然，這些青年人對社會認識的片面與表面，亦是我們教育以至整個社會運作中構成的，作為教育界、作為政府責無旁貸。

再看看6月9日與父親節的超級大遊行，滿是青年人和大中學生，使筆者想到五年前佔領事件之後在此欄中寫下《教出難以管治的一群？》和《破紀錄的罷課是教改的成功！？》

五年過後，從兩次遊行的人數和青少年的參與率來看，在教育改革下成長的新一代確實是更難管治了一群。五年前的說法，新學制對中學生及大學生在社會參與的影響有以下幾點

1.       將以往中五會考作為一個較大分流的作用取消 ，使眾多讀六年中學的畢業生對前途有較高的期望，而更高的期望便帶來更大的失望；

2.       很多不足以應付現時文憑試課程的高中學生苦困於校園課堂之中，不滿教育、政府與及社會；

3.       通識教育加上彈性的課程如其他學習經驗，增強了中學生對社會的關注甚至社會活動的投入；

4.       大學增多一年，便多了一批有時間有智慧又敢於對抗政府行為的青年。

 

學制評核 須作改革

學校教育在社會的角色之一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發展，故此在學制課程評核的設計便要照顧到政治、經濟與及社會的環境。這亦是筆者經常提及芬蘭教育的「不可學習性」，因為芬蘭與香港在政經社會三方面均大異其趣。亦因此我在五年前也曾提出「在未來十年間，中小學的國民教育與及通識教育會有一些較關鍵性的政策改動」。

在這幾年間，政府推行「基本法」教育不遺餘力、要求初中中史獨立成科、對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增加資源；對通識教育的檢討則放在「慢工出細貨」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如此看來，此等教育舉措並不能有效帶動學生「撑政府、愛祖國」，也提示在未來教育政策中在國民教育、通識教育以致學制評核方面需要有顯著的改革，而且要更貼地更迅速。

前人種果後人收，起動新學制的前人已不在其政。可惜的是，以筆者對本港教育領導們的了解，現時這批後人未必有足夠的承擔、智慧與技巧去收拾如此教育殘局，也只能以《滿江紅》的「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作結。

教育諮詢組織的專業領航

 教育諮詢組織的專業領航  (信報 2019/6/1) 

上星期，課程發展議會主席譚嘉因教授在報章發文《課程發展議會專業領航的角色》，旨在回應議會欠缺前線教師聲音和會議缺乏透明度。文中由架構組織、談到教師參與，以至會議的透明度等，不禁令筆者回想起曾努力多年的博士論文中的篇章。五年前，筆者就本港英文科校本評核政策的製訂過程去探究教師在教育政策過程中的角色，其中透過會議文件的分析及委員會成員的訪問得出以下的一些研究成果。

 毛病就在細節裡

課程發展議會在結構上，正如主席所說的，「以「兩層架構」方式運作，第一層議會是課程發展議會及常務委員會；第二層議會是學習領域、通識教育和功能委員會」，再加上在第二層議會之下更設有針對性的專責小組，此等三層架構運作的理想，便是要做到由微觀的教學了解以至宏觀的整體政策制定的考慮。但在研究中，卻發現不少「魔鬼就在細節裡」的毛病。

第一、在委員會成員的提名及選取方面，有課程發展處職員主動邀請一些老師報名參加，而最後亦成為委員；

第二、會議議程的製定主要由副主席(通常是課程發展處科目負責主任)處理。疑點就是，在校本評核政策制定在外間熱烈爭論期間，在委員會中竟未有將校本評核放在討論事項之中，確是令人感到詫異；

第三、在科目委員會的會議中未有錄音(至今仍是如此情況)，會議紀錄只是靠會議秘書(由課程發展處職員擔任) 以口講筆錄形式處理。更且，會議紀錄中亦很少標明發表意見的委員的具體姓名，這減低委員在政策決定時的問責性，這便可能做到主席所謂「確保委員在無壓力下進行專業討論」；

第四、在研究所及的「校本評核」政策討論中，在教育界內頗具爭議。但在委員會經詳細討論後，並沒有以任何表決形式來作決定，而是循例通過官方由上而下的政策建議，可以算是橡皮圖章的典型。

當然在會議中的角力中，也要看官民委員的實力抗衡。即使是強悍的官方代表，如果遇到敢於反映前線困境的業界委員(主要是教師和校長)，那麼在政策討論乃至最後決策中亦難免碰到很大的困難，甚至最終的擱置。這便說明以上的第一點，為什麼有老師受到特殊的邀請，而成為在會議中較被動的成員，那麼政策的推行便可以順利由上而下地水到渠成了。

根據研究結果，由民間科目學會提名的成員一般在科目委員會中會主動發聲，回應前線對教育政策的專業意見，此方面的影響可見證於十多年前中學文憑試英文科與數學科在制定校本評核的差異(數學科自始至今都未有執行校本評核)。

 學者在課程發展的角色

在每一個科目委員會中不止有前線的教師和校長，更有至少兩位在大學的相關學者：一般情況是一位是相關科目，而另一位便是該科目的教學專家，這亦是相當平衡的安排。但是就「校本評核」的研究發現，參與委員會與及工作小組的大學學者根本與「校本評核」有嚴重的利益關係：論文的撰寫、工作坊的辦理以致不同研究資金的投入等，如此構成一個由政府與大學聯手推行教育政策的「成功」案例，希望這不是主席所謂「專業領航的角色」吧！

另一方面，更多的情況是大學學者在本港大學排名計分的指揮棒下，較為忽視本地課程教學的研究，故此引致大學學者未必熟識前線科目教學的具體，也較難在委員會中發揮學術研究對課程發展的貢獻。

跳出課程議會，部分大學學者也會就本身的專業觀點而言，就如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客席教授鄧淑明博士，上周在報章發文《教育改革增STEM人才》，提出將STEM到常規課程以作系統學習。另外，數日前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青年創研庫」發表報告，謂資訊科技課程跟不上科技發展。以上兩方面意見的論者均未必對學校課程的規劃有深入的了解，學校課程的製定，涉及結構、內容、教學及評核方法、師資培訓、資源調撥乃至人類知識文化的傳承，故此需要長時間的內容編訂、教學材料的準備以致試行階段，然後才可以作一個較全面的推行，所以一個要作全民推行的完整課程並不容易。就像中學通識教育科，幾經困難才勉強推行至今，也是得到「推得到、未必好」的謔稱。故此資訊科技、STEM此類實際應用科目，教學內容日新月異，單是教學資源與及師資培訓已是個難題，所以較難在主流中小學中作常規課程，將它們放在增潤部分作彈性推行是較靈活的方法。

 專業領航的必要條件

所以，在教育諮詢組織中要真正做到「專業領航」，便需要教育專業人士(包括大中小學)的探究和主動參與，更重要的是「領航者」應具備宏觀的教育視野、敏銳的政治觸覺、貼地的前線智慧、真誠的上下溝通，才能帶領香港學校課程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