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劇看日本學校教育 (信報 2018/11/10)
最近跟團到日本旅遊，風光明媚、衛生清潔、人情禮貌，都是港人熱好日本遊玩的理由。途中有當家長的團友由途中的正面旅遊觀感引致對日本學校教育的欣賞，更而嗟歎香港學校教育的不足。其實，這些情況幾乎出現在每一次筆者參與的日本旅行團。不過，為了不打擾旅遊興致，我也只是答了一句：「要學日本學校的教育，香港的學生和家長是否願意犧牲他們現時享有的自由和選擇呢？」，團友聽不明白，也便轉到另一話題了。
過去兩年有兩齣值得教育界人士觀賞的學校教育日劇，第一齣是「下剋上考試」，是真人真事的改編。故事的男女主人只是初中畢業，和在公立小學讀高小的女兒佳織過著不富裕卻幸福的生活。然而，男主人在工作中體驗到學歷的重要，於是決定送佳織上私立初中名校。但是，佳織起步太晚以致機會渺茫，連補習班都勸他們放棄。男主角不服命運，毅然辭職親自擔任女兒的補習老師，展開艱苦和感人的奮鬥。
其實佳織在學校的生活中非常愜意，兩個老友均是低學能的樂天派，一次派測驗成績時都以取得「零分」作為笑料而不會懊悔和羞恥；老師對畢業班同學也只著重離別前聚會的群育安排而不是為考好畢業試的準備。公立學校教育以全面發展為主，未必偏重智育測考，此等情況在很多地方均是如此。另一句話便是，如果家長希望子女有更大機會出人頭地，便要學佳織般考進私立學校。
而在日本的學校教育，要求學生習慣服從及一致性是很重要的教育目標。從他們小學的午膳便可見一斑：2011年的一段熱播視頻：「輸在起跑線上---與日本孩子共進午餐有感」，便看到日本孩子在上課日子的重要學習成果：培養生活紀律、羣體合作、互助互信和重視衞生等等。回到香港，如果學校投入如此人力物力去做好這些午餐教育，小朋友没有選擇地吃學校認為營養的午餐，餐後又要分工合作地清理餐桌和飯堂，家長願意嗎？學生習慣嗎？
另一齣日劇是「崩壞的教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講述了一名年青律師被派至一所問題多多的中學作駐校律師，透過他獨特的法律觀點來解決學校的問題，從而顯露學校教育的矛盾。其中内容包括老師自願超時工作、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不近人情的校規與及校園欺凌。雖然是有戲劇成份，但熟悉日本教育的朋友也知道這些内容便是日本學校現場的常態，尤其是校園欺凌的情況，亦是日本校園電視劇歷久不衰的題目。
近日的報導，日本在全國自殺率創15年新低的2017年，學生的自殺率卻創30年新高，高中生佔大多數。其中一間中學的情況是，一名十三歲女生因校園暴力自殺，而據調查，學校當時有要求教師關注事件，但「因條件有限並未採取應對措施」。這便是電視劇中「老師自願超時工作」與及「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的現實寫照。
筆者在此欄中談及境外教育情況時，經常要提醒讀者一定要留意所涉國家地區的學習文化和政治社經環境。譬如在日本，相對於香港而言，社會制度傾向規律化、貧富差異不算太大，安份守己便可安居樂業，於是乎在公立學校教育中可以不太強調競爭，初中畢業學能不高也可努力過一些「小確幸」的生活。當然，公私立學校的精英學生仍會向上爬，爭取入知名大學而晉身政府及大公司，構成為社會高增值的一群。
回到香港，我們的公立學校(包括官立津貼)仍然有培養精英學生的責任，所以在小學及大多數中學裏仍然會是以學業成績為主導，希望學生能成龍成鳳。在此實踐中，往往要求學能不足的學生「將勤補拙」，這便產生了家長和學生感受到功課和測考的「過份」。東方教育文化加上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家長對子女、師長對學生均有較高的要求和期望，因而引致學校教育的壓力及學生成長的困阻，這是客觀存在的香港教育情況。然而近數年中，學校也理解師生的壓力而予以紓緩，如減少測考功課等；同時又因為對其他教育項目亦要投入關注，如STEM、德育、生命教育等，亦平衡了這些學業上的「過份」。
其實，香港的學校教育產出，不止在學業成績上是位於全球前列，就算是公民行為習慣，也是國際一流水平。就如前些時「山竹」襲港後的上班日，在樹木攔路和交通大癱瘓下上班一族的忍耐和守規，也不差於日本天災時市民的冷靜反應。要説根由，在日本、在香港，學校教育對大社會紀律的建構確是有一定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