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情教育的實踐 (信報 2018/4/28)
上周應邀出席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舉行的「國家憲法與一國兩制」研討會，其中邀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原主任委員喬曉陽先生擔任主禮並發表達一小時的演講。出席此類高規格的大型政治性研討會的成年人各有原因：由捧場到學習、由交數至交心等等，是香港政治環境的現象，是好是壞，見仁見智。然而，一些不是自願出席的青少年又是另一情景：坐在我旁邊的有一批穿校服的中學生，在全場研討會中大多數學生都在掃手機，極大可能是學校指派而來，再說真一點便是「被迫」出席捧場。如果真的因為所涉學校要交數，那麼也要做好準備，如研討會的工作紙或會後報告的跟進等，促使學生能專注研討會内容，有所得著。如果只是要求學生出席，便滿以為起碼可讓學生見見大場面，也是一種經歷。誰不知學生的感覺便是這些所謂推廣基本法，便是被迫悶足一個周末上午，「你要講、我要來」，就國情教育的兩情(情況與感情)而言均只是負面的認知和感覺，如何可以算是向學生推廣基本法呢？
相類的「好心做壞事」情況亦出現於學生回内地考察學習，有出現安排到的酒店管理不善，以致召妓卡片派進了師生的房間；國內導遊對香港情況隨意批評；到訪學校的校長對本港師生語帶嘲諷。此等情況的出現，帶隊的老師要即場處理，如迅速收回召妓卡片、恰當向學生解釋批評嘲諷等訊息來源的角度，減低對學生的負面影響及對接著行程的干擾。及至返回香港，學校也要加强對學生的輔導以致與家長的溝通，才能平息此等國情教育活動帶來的危機。當然此等情況並非普遍，但如果學校未有如實地反映予組織考察的機構，及時取消帶來負面影響的安排，則這些酒店、導遊與及校長便繼續進行我們不想見到的負面國情教育。
以上情況可比作一班學生遇上教學質素差劣的老師，不止學不好那老師負責的學科内容，更對那一科學習失卻興趣，而上述情況的教育内容便是「國民身份認同」。在香港的中小學教學内容方面，國情教育内容不足，對中國文化、歷史、地理等學習在廣度和深度方面有所欠缺。例如，近年在國內大受歡迎的大型詩詞電視節目，如「中國詩詞大會」、「經典咏流傳」等，便是建基在近廿年國內中小學詩詞教學的要求，以致一般青年人準有百多首詩詞在腦，那就可以對這些節目中的經典詩詞產生共鳴，從而加强對中國文化的傳承以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反觀在本港中小學的多元化學習中，對中國傳統詩詞文化未有強調，「不懂詩詞一百首、那來經典在心頭」。在基礎教育中缺乏了正面國情的底蘊，再踫到以上負面的國情經驗，也難怪有部份師生抗拒北上大陸，更遑論什麼中港交流與共融。
所以，以上校外及境外國情教育的推行必須考慮到教育目標達成的機會，如果未能了解活動成效或作細緻準備，以教學效能考慮，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將老師的精力做好在校内較易控制的正面國情教育：由「三字經」、「弟子規」以至配合現時ＳＴＥＭ發展的紀錄片「創新中國」，均可成為有效的國情教育材料，編進校内課程，打好學生國情的基礎。
而在内地交流方面，有學校也吸取了以上負面經驗，自行與國內姊妹學校安排交流互動：住有那些學校的宿舍；兩校學生一同到主題樂園遊玩；本港師生家訪國內學生家庭等等，將交流活動辦得生活化、趣味化，帶來不止在國情教育的得著，更有兩地情誼的群育實踐。所以，「問渠哪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少一些由上而下的硬性要求；多一些由前線專業出發的教育編排，國情教育還是可以步向健康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