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變、香港甚能不變？ (信報 2017/12/23)
2017年到了最後的一個星期，過去的一年，香港教育的領導由局長吳克儉及常秘黎陳芷娟分別更改成楊潤雄及楊何蓓茵；再高層的特區首長也由可能連任的梁振英變為林鄭月娥，可謂在人事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而放眼神州，以共產黨十九大作階段而論，雖然說政治局常委七個換了五個，但仍是習近平作強勢領導，國內政治社經局面也會依過往五年的趨勢繼續發展。那麼要說變，是中國不變而香港會變。可是，中國不變的是持續過往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再加上近五年的「新時代」起步，亦即是「持續的變」已是常態，步向兩個「百年使命」：在2021年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以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在2049年中共建國100周年以前，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又回到香港，所謂人事大變，又會不會只是「流水的官、鐵打的衙門」，政務常態還是以不變應萬變。
中國教育的提升及發展
在中國教育上，多年來的教育發展累積出來大量高質素的中層技術力量，再加上已發展到「應試＋素質」合一的優秀人才，便收成了科技基建等舉世注目的成就。很多評論者垢病中國教育中優秀學生外流：在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43.25萬人，比例為79.43%，相對於2007年的30.5%已是大大改善。不過驟眼睇仍是出多於入，但若考慮出國與歸國的時滯情況，即2016年的歸國畢業生會是2012或2013年的出國者，如此計算之後，則從2011年開始，留學生回國人數就開始大於出國人數，促成「人才順差拐點」。人才的回歸不止在數量上，更在不同的尖端領域都有海歸精英加入，典型例子是八個哈佛博士後「集體歸國」，成為「八劍下哈佛，共聚科學島」佳話。
再看基礎教育的改革，在本月，中國教育部印發《義務教育學校管理標準》：要求各教育領導單位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工作，在義務教育過程，堅持免試就近入學原則，不舉辦任何形式的入學或升學考試；不得提前招生、提前錄取；控制考試次數，考試成績不進行公開排名，不以分數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雖然在國內教育政策與實施會有不同大小的差距，但是政策的製訂總反映出官方的意圖，值得參考。
香港教育的窘局
回到香港教育，在新世紀的教改中，確實在保持普遍高水平學習成果之餘，活化了小學教學，加上家庭及社會不同的教育資源投入後，不少優秀的小學畢業生真的是品行、學業、活動三者並進，若以學能而言，幾可達到一般中學的中二三的程度。可惜的是，這批小學精英一到了中學，大多數要回歸「正常」的Form One 仔或女：迫著做早已學懂的功課、由小學領袖變成中學「小嘍囉」，終於削尖歸於平庸。當然，這情況在上世紀香港學校也有出現，但現時的情況更加惡劣，有些中學校長也向我表達難以應付此類學習差異。
而由五年中學加兩年預科的分流精英制改成現時六年中學一致學習模式，筆者已在當年「新高中改革」草擬時已提出此等學制不利兩端的發展：傳統學科能力低的學生被「拉牛上樹」(再重覆一次：牛是無須上樹的)、學習能力高的學生困於文憑試的平庸要求。結果至今，效果已現：弱勢學生在學習能力最強階段被迫學非所用，得出厭學棄學，構成日後「終身學習」的障碍；强勢學霸的文憑試狀元幾乎全投醫科，相對於中國大陸出現的耶魯大學海歸高材生到農村當村官，雖然可評為標準樣版，但我們卻連樣版也是難得呢！
好了，這批也算中學精英到了本港的主流大學，便遭遇更大學習異化的環境：教學效能參差、港生學習態度怠慢、畢業前境茫茫等等。再與來港就讀的内地生比較，自愧學能勤奮不足，或成了「認衰易做人」的心理常態，又如何在這人才競爭的地球村出人頭地。
當中國大陸的人才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强，曾經站在教育人才前端的香港卻是「不進則退」。在香港的「新時代」，我們還只是在研究所謂「八大教育範疇」(註)這些微觀修補。研究一輪，我們可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人家卻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註) 八大教育範疇：1.教師專業發展 2.課程安排 3.評核制度 4.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 5.自資專上教育 6.校本管理 7.家長教育 8.教資會在研究和學生宿舍的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