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變、香港甚能不變？

中國變、香港甚能不變？  (信報 2017/12/23)

2017年到了最後的一個星期，過去的一年，香港教育的領導由局長吳克儉及常秘黎陳芷娟分別更改成楊潤雄及楊何蓓茵；再高層的特區首長也由可能連任的梁振英變為林鄭月娥，可謂在人事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而放眼神州，以共產黨十九大作階段而論，雖然說政治局常委七個換了五個，但仍是習近平作強勢領導，國內政治社經局面也會依過往五年的趨勢繼續發展。那麼要說變，是中國不變而香港會變。可是，中國不變的是持續過往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再加上近五年的「新時代」起步，亦即是「持續的變」已是常態，步向兩個「百年使命」：在2021年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以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在2049年中共建國100周年以前，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又回到香港，所謂人事大變，又會不會只是「流水的官、鐵打的衙門」，政務常態還是以不變應萬變。

中國教育的提升及發展

在中國教育上，多年來的教育發展累積出來大量高質素的中層技術力量，再加上已發展到「應試＋素質」合一的優秀人才，便收成了科技基建等舉世注目的成就。很多評論者垢病中國教育中優秀學生外流：在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人，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43.25萬人，比例為79.43%，相對於2007年的30.5%已是大大改善。不過驟眼睇仍是出多於入，但若考慮出國與歸國的時滯情況，即2016年的歸國畢業生會是2012或2013年的出國者，如此計算之後，則從2011年開始，留學生回國人數就開始大於出國人數，促成「人才順差拐點」。人才的回歸不止在數量上，更在不同的尖端領域都有海歸精英加入，典型例子是八個哈佛博士後「集體歸國」，成為「八劍下哈佛，共聚科學島」佳話。

再看基礎教育的改革，在本月，中國教育部印發《義務教育學校管理標準》：要求各教育領導單位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工作，在義務教育過程，堅持免試就近入學原則，不舉辦任何形式的入學或升學考試；不得提前招生、提前錄取；控制考試次數，考試成績不進行公開排名，不以分數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雖然在國內教育政策與實施會有不同大小的差距，但是政策的製訂總反映出官方的意圖，值得參考。

香港教育的窘局

回到香港教育，在新世紀的教改中，確實在保持普遍高水平學習成果之餘，活化了小學教學，加上家庭及社會不同的教育資源投入後，不少優秀的小學畢業生真的是品行、學業、活動三者並進，若以學能而言，幾可達到一般中學的中二三的程度。可惜的是，這批小學精英一到了中學，大多數要回歸「正常」的Form One 仔或女：迫著做早已學懂的功課、由小學領袖變成中學「小嘍囉」，終於削尖歸於平庸。當然，這情況在上世紀香港學校也有出現，但現時的情況更加惡劣，有些中學校長也向我表達難以應付此類學習差異。

而由五年中學加兩年預科的分流精英制改成現時六年中學一致學習模式，筆者已在當年「新高中改革」草擬時已提出此等學制不利兩端的發展：傳統學科能力低的學生被「拉牛上樹」(再重覆一次：牛是無須上樹的)、學習能力高的學生困於文憑試的平庸要求。結果至今，效果已現：弱勢學生在學習能力最強階段被迫學非所用，得出厭學棄學，構成日後「終身學習」的障碍；强勢學霸的文憑試狀元幾乎全投醫科，相對於中國大陸出現的耶魯大學海歸高材生到農村當村官，雖然可評為標準樣版，但我們卻連樣版也是難得呢！

好了，這批也算中學精英到了本港的主流大學，便遭遇更大學習異化的環境：教學效能參差、港生學習態度怠慢、畢業前境茫茫等等。再與來港就讀的内地生比較，自愧學能勤奮不足，或成了「認衰易做人」的心理常態，又如何在這人才競爭的地球村出人頭地。

當中國大陸的人才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强，曾經站在教育人才前端的香港卻是「不進則退」。在香港的「新時代」，我們還只是在研究所謂「八大教育範疇」(註)這些微觀修補。研究一輪，我們可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人家卻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註) 八大教育範疇：1.教師專業發展 2.課程安排 3.評核制度 4.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 5.自資專上教育 6.校本管理 7.家長教育 8.教資會在研究和學生宿舍的資助

從國歌法到中國情

從國歌法到中國情       許為天   (信報 2017/11/25)

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決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亦即將奏唱國歌的行為由儀式禮貌的規範轉為有法依歸的要求，在大社會的管治中當然有其道理，但是在學校教育角度，又有另一種看法：國人唱國歌，天經地義，至少要尊重，更好的是投入及有正面情感的提升，因為奏唱國歌的目標在於提升國民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大家國民做得好又何須立法，就如大多數學校的校規都没有唱校歌的規範。這看法令我想起多年前在國內立《國旗法》時同樣的爭議，而當時在北京交流時人大的高層領導說出了另一面的看法：中國國家大、人口多，不同地方有相異的處境：就如旗桿的要求，用竹可不可以呢？不同單位的國旗大小又如何？這又看出立法的道理，是讓國旗國歌的處理有所遵從，而不只是著意在那些行為會違法及所涉的處罰。

處罰違規行為加劇反抗？

縱是明了道理，在香港社會立了法，又是否一定使到原來奏唱國歌的目標能達成呢，亦即是提升香港人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讀者會知道這不是必然的結果。有些還會覺得立法約束了港人自由，會對國家更加反感。當然，這些規範加劇反叛的看法，在學校教育中也有相似的道理，就是以處罰來處理學生違規行為會加劇學生反抗及對學校的歸屬感，但是在實踐上這是少數，故此大多數校規還是罰多獎少，結果也是大多數學生能守規愛校。

當然，學校不能只靠校規來培養學生守規，學生更不會因有校規而愛校。歸屬與愛校，主要是靠校規以外的其他教育元素：歷史、文化、校風、教育質素、師生及學生之間的關係、學校成績等等。同様地，在學校教育中培養國家觀念和愛國意識也不能只靠國旗國歌，還要在不同階段作感性、知性和行為上的培育。最如對國旗的感覺，我成長的小學時代，在雙十時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掛滿大街小巷以至插在獅子山頭，配以台灣流行曲及歌星的正面感覺；比對大陸在五星旗管治下文革動亂，浮屍飄港，當然大多數那代香港人對兩面旗幟的正反感覺是相當明顯的，而此等喜惡的感覺在半個世紀後還影響著這批香港人對五星旗的感受。

了解到以上童年感受的影響，便要由幼兒教育時開展對國旗國歌的正面感覺，幼兒小學學生畫國旗、唱國歌等應配以國家的景觀、建設、成就等，讓學生產生正面情感，更不應以「畫得唔靚、唱得唔好」等負面批評(當然是參賽的要求便另作考慮)，避免學生對國旗國歌的反感。及至高小至中學，在國慶日及回歸紀念日前後以至每月每周，升國旗、唱國歌應配以「國旗下的講話」，由校長教職家長或學生代表發表與國家為題的正面演説。而在奏與唱的教育效果中，當然是唱才產生投入參與的效果，故此在學校典禮儀式中也應以唱國歌為主導。另一方面，在體育活動中，當國家隊或香港隊獲冠軍時，在頒獎儀式中的奏唱國歌，也是培育對國歌有正面感覺的機會。

國情教育最佳耳濡目染

筆者近兩年到不同的中小學向老師講述國情教育在學校教育的位置，有很小部份老師反感，而大部份老師都覺得有其道理。而最近到一所小學作演講後，老師的反應顯著正面。再與該校校長了解，原來該校是每周一次升國旗與唱國歌，每周一次的頻率的確是在本港學校中較為罕見，卻也由此得出學校在國情教育行為中耳濡目染之效。

在我接觸這些學校中，老師對國情教育在學校教育位置的認定，卻遇上不敢直言愛國的教育當局，五年前因國教事件便退縮下來。現時以「基本法教育」包裝「一國」教育，卻是「名不正、言不順」。再上一層，特區政府在今年2017年是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紀念」作慶祝標示，而不敢以「一國」的立場訂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也表明政府高層在「一國」立場的曖昧，更難苛求在教育局在行事的官員。在此，希望新一屆政府和教育當局領導能勇於承擔，亦要懂得善於溝通，不要再出現「邀請學生觀看李飛演講」的笨拙行政動作。

看教育施政

 看教育施政 (信報 2017/10/21)

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首份施政報告及綱領中有關教育部份內容繁多，作為新政府的第一份施政報告，要為五年施政作序幕，較多的篇幅是在所不免，所以筆者也只就幾項提出一些看法。

是否邀請敢於批判的人

教育部份，開章明義地用了她在競選政綱相應部份的同一標題：「優質教育 專業領航」。在研究八大教育範疇(1.教師專業發展 2.課程安排 3.評核制度 4.職業專才教育（職專教育） 5.自資專上教育 6.校本管理 7.家長教育 8.教資會在研究和學生宿舍的資助)中，如她在政綱中寫下，要邀請教育專家，包括了解前線教學人員情況的專業人士參與。而所涉大專教育的第五及第八項，已分別邀請了張炳良教授及徐立之教授，算是起了一個不錯的開展，但困難的是在其他教育範疇中，確實存在不同的爭議，會否邀請敢於批判的教育專家來領航呢，便要看政府上下的氣量和智慧了。

要有氣量邀請反對聲音入「專業領航」隊伍，更要有勇氣提出教育界爭議的項目。就如一個在特首競選時爭議不休的題目：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 BCA)的擱置，在林鄭的競選政網中是列明：「在完成相關政策的全面檢視之前，擱置於小三推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為學生和家長減壓。」但在施政報告中卻是隻字不提，連起碼的交代也欠奉，或者真的有其難處：是否難在教育部門的「專業提醒」呢？同樣情況會否出現於在「專業領航」教育專家的邀請呢？就筆者對本港教育諮詢架構的研究中，發現有教育官員在邀請前線教育人員作委員時確有偏頗：偏向邀請與政府較為「合作」或「低調」的，方便政府議程的有效運作及通過，而較近期的「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的成員名單也顯示到這方面的傾向。

另一個較多學校關注的是政府為學校提供經常的「空調設備津貼」，這是遲來了的合理政策，也引動筆者回想十八年前向教育署長的建議：把當時的「消減噪音計劃」轉成「舒適教學環境」新措施，將空調設備成為官津學校的指定設施。然而，當年得到的回覆是，「消減噪音計劃」是環保署負責，要作跨部門的財政調動及大幅增加撥款均有困難，故此那份建議便束之高閣了。所以教育團體要影響一些較重大或繁複的教育政策時，向特區領導人反映爭取，往往比向有關部門討論更為有效。

此等情況又出現於另一教學政策的推行，就是在「2018/19學年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其實在世紀交接時進行的課程改革，學校以「校本課程」的名義作大大小小的科目及教學改動，真是百花齊放，很多都得到「優質教育基金」的財政支持，亦即是受到政府的「祝福」。所以，中西史合併、史地經公合併為社會教育科等舉措，便令學校取消中史作初中獨立科目，結果是校方及教師有動力、學生學習有成果，在教育層面上確實添上不少姿采。而當中史教師及相關團體提出堅持初中必設中史獨立科目時，教育當局便以教學效能回應：「兩史合併教學效能，研究證不遜獨立成科」也是近日教育新聞的標題。所以拉拉扯扯又十多年了，及至年青人的國民認同感驟降時，此項教學議題便由教育層面提升至政治層面。政治層面議題當然是政治場景下解決，於是乎在施政報告的一聲令下，便將教育層面多年爭議作出定案。其實，此項教學政策能否達成政治層面的目標，即年青人國民認同感的提升，確是值得探究，大學學者申請作此項研究，會否有優先資助呢？

糾正教師職級政策落差

最後，筆者關注第一範疇(教師專業發展)中的一個可大可小的項目，便是「研究學位化教師政策」。因為這項目又是我在十八年前給教育署長眾多建議中之一，如同上文提及的「空調設備津貼」，旨在糾正當時教師職級政策上的顯著落差：明明各入職老師已是學位畢業，為什麼還存在文憑教席的職級及薪級。可惜是，當年shelved的建議在這些年來不覺對教育當局產生任何影響，希望今次提及的「研究學位化教師政策」真的能面對此等歷史遺留下來的難題。既然當局要邀請了解前線教學人員情況的教育專家參與研究，筆者會收到邀請函嗎？

學校領導的政治觸覺

學校領導的政治觸覺   許為天    (信報 2017/9/23)

上個月的文稿中提及在接著的五至十年，香港教育上的「灰犀牛」有中小學生的國家認同、大學生的學習質素、優秀教師隊伍的傳承等。而在這一個月內，我服務的崗位由浸會大學轉到教育大學，又正正在這段日子內，教大民主牆出現了背離仁愛的標語，成為教育界内外的爭議話題，再加上不少大學校園的「港獨」標語、大學校長與學生會的對立聲明，都顯示教育界的「灰犀牛」已衝出來了。

由對一個教育領導人的不滿以至一張涼薄諷刺標語的張貼，筆者最初的反應是張貼者懷有不滿的各項原因，便罔顧後果將一些網上發泄言辭作公開的宣示。這是個人對自己言行的管理和道德操守，而在教育大學出現便更令人擔憂未來教師的質素。本來事件是在這方向發展和處理，然而接著淩晨同地點又有張貼嘲諷劉曉波的爭議標語，便使事件不得不從一個個人言行的層面改至政治搞作的考慮。當然，對凌晨標語的簡單直觀回應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對抗式行動。但是想深半層，那些人會在此敏感時刻去做這「十五」呢？再回顧一下最近「林子健釘書釘事件」的戲劇化案件，心中便冒起一個疑問：「會不會是另一場政治搞作？」一是反建制人士回應建制持分及當權者一輪道德的指責，即時以另一立場的嘲諷標語作出對沖，繼而便可指責以上「衛道之士」雙重標準，在公眾言論中搶回支持。二是整個嘲諷雙方的標語張貼是一連串的政治行動，目標既在傷害他們反對的教育領導人，再引致大學及教育當局疲於應付危機，消耗建制力量，降低民望，最後此事件的發展及後果亦可作為日後相類政治搞作的参考。

筆者當然希望整件事只是個人言行的閃失，但從整個香港的政治形勢看來，也有可能是一場有計劃的政治搞作。那麼作為學校的領導，面對有關社會政治的校園事件時，便不能天真地單看教育層面，確實要想深一層，會否背後另有政治謀略，一招過後還有幾步棋在後，或者有校外人士參與或控制呢？

就如有一次我在一間中學，看見公開展示的壁報板上有一篇諷刺某獨裁地方裏所謂民主選舉的獲獎微型小說，要諷刺的可以是北韓、可以是中國大陸、亦可以是沒有直選的香港特首選舉。作為校長看到應如何處理呢？當然，一篇學生作品由寫作到挑選到展示，必定經過老師們擬定的校內程序。那麼，校長便要思索這批老師對此等內容的判斷：他們是覺得這些內容是無傷大雅，抑或老師也是同一政治觀點呢，或者再思考老師們有否政治團體的背景呢？

首先，在現時的社會環境下，學校中層領導或以上都應該有較高的政治觸覺。故此像以上所述的學生作品，筆者認為是值得校方關注的。校長應該去了解一下整個由寫作到挑選到展示的程序，所涉的主任和老師的看法。如果真的是覺得無所謂，便要考慮應否提升中層領導的政治觸覺了。像以上的學生徵文比賽，獲獎文稿應該去到科主任的層次。科主任便有責任去判斷內容的恰切性，如果不能判斷，便應與教務主任或正副校長等高層作商討。

筆者不止一次在此欄中提出「還校園一片靜土」，但現實是香港的政治氛圍，已由老師、學生及家長等主要持分者透過教學活動、家校參與等影響到校園內的教育活動。作為學校領導必須提升對校園政治氛圍的觸覺，日常做好溝通的功夫，亦要裝備好處理此類政治危機的能力，才能好好保護校園這片靜土。